“走極端”-中國民主事業的大敵-再談六四 一個人的行為，要到他的動機中去找；一個人的動機，要到他的思想中去找；一個 人的思想要到他的習慣中去找；一個人的習慣要到他所處的文化中去找。而文化， 又離不開他對文化的認識和思維認知水準。因果事物的鏈條不總是單向的，在它的 頂端，往往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孤立僵化的“定性”不利於思維認知水平的提 高。 當我們把六四的當事人，都定性為或者“改革派”，或者“保守派”，或者“激進 派”等等，就把自己的思想陷入到這種“標籤”的定義中，而忽視事物的複雜性和 易變性質，不利於得出公允的判斷。 事實是，每個人，每一“派”，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是會表現為不同的角 色。正象每個人心理都有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一樣，每一派也是如此。他們都要掩 蓋自己不好的一面，而展現自己好的一面。民主，就是這麼個東西，它要強迫你貢 獻好的一面，而不得不放棄壞的一面。 以鄧小平為例。他下令開槍，無疑是六四第一屠夫。難道不是他又後來南巡，作了 經濟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政策，保證了這二十年的繼續改革開放嗎？再看六四的學生 領袖和體制內的改革名士。他們當運動的一開始，代表了中國社會的良心。他們的 大部分人後來到了國外。沒有共產黨的壓制，背負幾百人的血流在廣場，又有海外 喚起民眾的捐款支持，按良心，按條件，哪一點可以邏輯地想象出他們會搞到今天 的樣子呢？他們是在出以公心，搞中國民主嗎？如果他們多數人都是肩負道義的責 任，象當年的孫中山那樣，海外民運會是今天的樣子嗎？他們也是人，就像我們一 樣，不過既然他們將自己放到“風口浪尖”，他們就比局外人擔負了更大的責任， 我們只能要求他們貢獻他們的“紅心”。否則，他們無疑會失掉民眾 所給予的一切 支持。 透過六四兩邊表面，你來我往，一輪又一輪的爭奪，我們可以看到兩邊有許多共同 之處。學生一邊與政府一邊，都是在兩個“極端”下來回搖擺，都不懂理性的理解 對方，都是一個“拳頭”，不過一個大，一個小。就像海外民運被人比喻為和共產 黨一樣，是一個“大土匪”和“一群小土匪”的關係。誰也高明不到哪去。 一開始，學生上街紀念胡耀邦逝世，政府知道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學生運動 是衝着黨內的官倒和社會利益不公的結果來的。共產黨不是檢討自己，而是採取 “高壓”的極端手段，既4.26社論出籠。青年人的正義感和血性，一下被激起，政 府遭致了學生明令不准上街的公然抵制。在學生爭取到市民等更多的同盟軍後，總 書記親自到場求情，政府同意和轉播與學生對話 - 一下變得有求於學生的另一極端， 而不是訴諸法律。學生當然知道政府會秋後算賬，而不過是想法渡過這遭到一羞辱 尷尬的難關。同樣，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前，一方面假裝低三下四，在與總理 的談判中又訓斥領導人一樣，在兩個極端搖擺。沒有一方是真正試圖理性地解決問 題，從長遠考慮，而真真是都有背後的動機。這樣的結果導致了最後“拳頭”的比 較，幾乎是必然的。 走極端後面掩蓋着不真誠，從開始不糾正，就註定了這場運動的結局-基因也決定了 結果。令人遺憾的是不論政府還是學生一邊，都沒有人當時能看到這一點。海外有 人說，這慘案主要是學生不知“見好就收”。如果這種感情用事的話能起作用，我 們老祖宗就不用告訴中國人要走“中庸之道”了。 進一步追究，不能不看到，“走極端”的思維深植於中國文化中 - 典型的“感性文 化”。只有中國民主學會了理性思考，學會了真誠，學會了如何科學地進行“社會 工程”，中國傳統文化就開始走向“理性文化”了，中國人民的認知水平就提高了， 姍姍來遲的中國民主花轎，就已經到了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