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學大師”班的花開花落 |
| 送交者: 趙建林 2003年01月21日18:42:51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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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一年多了。偶然看到一張報紙上赫然寫着“國學班：開始或結束”。很明顯地是牽扯到我大學時所在的班級，涉及到那逐漸遠去的心靈……看到“北京大學：低調結束”，我的心不由地一驚，頓時一種荒蕪和失落感籠上眉頭。 我大學所在的班級，正是社會上所說的“國學班”。不過它名義上並不叫“國學班”，而是“文史哲綜合試驗班”。１９９４年剛辦的時候，學界和社會對之充滿厚望，稱之為“國學大師班”。學校規定：文科試驗班的同學大學四年，前兩年在文科試驗班集中學習文史哲專業基礎知識，後兩年回各系學習、補修本專業課。２００１年９月，北大校方不再舉辦文科綜合試驗班，而是改辦“元培計劃”班。那時，我已經離開北大，不清楚這個班究竟是如何個辦法，只是零星地通過新聞和報紙知道：這個班追求“低年級的通識教育，高年級寬口徑的基礎專業教育”，目的也一改過去的培養“國學大師”而為“通才”培養。 緣 起 在文科試驗班三年，始終不清楚當年“她”是如何開始的，只知道是因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的“國學熱”。參考了一些資料，加上我自身近六年來的理解，或許可以部分地說明這一段思想狀況的真實情況。 １９９１年初，在有國家教委社科發展研究中心和北京高校部分教師參加的“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座談會上，許多學者嚴厲地指出：“近幾年來，在理論界、學術界、文化界和社會上重新泛濫起一股以‘反傳統’為時髦，乃至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和全盤肯定西方文化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這種危機意識給傳統文化研究注入了相當的動力。１９９３年５月，由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創辦的《國學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６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散記》的報道。編者按說，“國學的再次興起，是新時期文化繁榮的一個標誌，並呼喚着新一代國學大師的產生。”報道詳細介紹了近年來北大在國學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季羨林先生看到報紙後很興奮，建議趁此良機抓緊成立北大國學院，把傳統文化的研究推進一步。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６日，《人民日報》發表季羨林先生的文章，進一步說明國學“能激發愛國熱情”的作用，並強調這是“我們今天‘國學’的重要任務”。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培養國學傳人為目標的“文史哲綜合試驗班”計劃形成了。關於這一計劃，北大的另一位著名學者張岱年先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知道這件事，也參加過會議”。 於是北大“文科綜合試驗班”在１９９４年９月誕生了。剛開始的時候，社會各界對之倍加關注，輿論鬧得沸沸揚揚。即使在學校，也幾乎是無人不曉。聽學長們說，那兩年的北大，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文科試驗班的，可見當日“國學大師班”的興隆旺盛。 過 程 北大“國學大師班”的稱號熱鬧了兩年多。等到我們作為第四屆學生入學的時候，校方仍是非常重視的。但那一年，明顯有了些偏移。沒有人再稱“國學大師班”了，只是說“試驗班”的學生。１９９８年，我因為身體原因休學，後來復學降級到９８級文科試驗班。在這個班，明顯地感覺到文科試驗班的沒落。這個班的學生幾乎沒有人願意去做關於“國學”方面的研究，或者說他們“國學”方面的功底相當不足。能讀古書、寫格律詩詞的沒有幾個，而能認真讀古書、研究發揚國學的更是沒有。他們大一那年，我沒有接觸；他們大二那年，我成為他們的同學，認識逐漸增多。加上我，這個班一共有３１人，但這個班從大二開始分心學“中國經濟中心”雙學位的有七八人之多，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的更是占了很大一部分。雖然這個班不乏才子才女，但擁有廣博國學知識和深湛學術研究能力的，則幾乎沒有能讓我認同的。要麼是單方面借用西方某一學者的理論生搬硬套，要麼是感性地、小說家似地胡謅一通，要麼就是啞口無言。在這裡，幾乎感覺不到一絲國學研究的氣氛…… 因為復學補課的關係，同９９級文科試驗班一同上過曾志老師的《哲學概論》。在這個課上，認識了幾個同學。在聊天和談論中，我感覺到：雖然依舊有那麼一種對國學的憧憬和期待，但畢竟時過境遷。至於最後一屆文科試驗班，雖然沒有太多的了解，但據我認識的一個女生說，她已經改變所學的中文專業，要立志考到法學院去讀研究生。看來，“國學大師班”已是明日黃花。 在最為中間的一屆“國學大師班”畢業的２００１年，北大國學班，低調地結束了。沒有任何驚動，沒有任何新聞，不知不覺地代之以“元培計劃班”。即使身為“國學大師班”中人，也不清楚這是他們曾經的“精神寄託”的悄然結束。 與開始一樣，這並不是校方的心血來潮，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思潮背景的。九十年代末，隨着“國學熱”的結束，學界又興起一股名人熱，如“陳寅恪熱”和“吳宓熱”，這其實都是“國學熱”的餘緒。９７、９８兩屆文科綜合試驗班還趕上這個思潮的末尾，還多多少少羼雜了些“國學”的情緒，等１９９９年高校大擴招以後，整個教育開始產業化，教育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最後兩屆“國學大師班”就完全成為時代思潮的落伍者，成為北大校園中的零星點綴。 反 思 作為北大這個“國學大師班”中的一員，面對這樣尷尬的結局，不能不引起內心深刻的思考。 首先，我想，北大的“國學”嘗試未免太過於急功近利了些。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文化斷裂，“文革”結束後，國學可以說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作為我們這一代青年學子，幾乎清一色的是“文革”結束後才出生的人，幾乎沒有受過什麼“國學”方面的薰陶，想在短短四年中成為“古”、“今”、“中”、“外”融會貫通的“國學大師”，談何容易！在設置這個“國學大師班”時，沒有清楚地考慮“國學”的斷裂和賡續，而是一味地如理工科大學似的要求亟刻出成果，所有的學生都很快地能成為“國學大師”，豈不是天方夜譚？再者，作為繼承“國學”的學術薪火，也絕非一日之功，需要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去積累和發展，僅僅因為七年試驗的不成功而功虧一簣，實在是讓人感覺匪夷思量。作為一個“學統”，它不是“短時段”的，而是需要幾代人的積累和薪火相傳，否則僅僅憑藉宣傳的力度和主觀的願望，“國學”是無法尋求到真正的出路的。 其次，北大“國學”班“滿堂灌”式的課程設置也很不合理。文科試驗班的必修課是只上文史哲三系同學的兩倍至三倍。而這些必修課大都是通史性課程，要學好每一門課，都要閱讀相當數量的學術著作。而這對一個剛入大學不久、又長期受西方文化薰陶的學生來說，顯然是極其艱難的。每周大概四十個課時，除上課外幾乎沒有看書的時間。時間在教學中過去，而國學素養卻不見有很多增長。 “文科試驗班”的教學計劃規定：只要平均成績達到７５分以上，大三英語過六級，就可以保送研究生。這一規定使很多同學疲於奔命地學習英語，爭取保研，必然影響了學生把精力投放於國學研究和積累上。而且，“文科試驗班”的兩年教學中，幾乎沒有開任何原典課。除通史課之外，就是概論課。很多課幾乎沒有任何國學功底，甚至有些老師就是照本宣科。 再次，就生源這方面來說，選入“國學班”的人真正對“國學”感興趣的並不多。還有，文科試驗班的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也很不完備。研究國學，對於時下來說，是件苦差事。如果不幫助這些國學研究人才解決種種制度和生存方面的問題，他們是無法凝心於學術研究的。每一屆文科試驗班都分屬不同的系管，由哲學、歷史、中文三系輪流。雖然有試驗班辦公室，卻是個形同虛設的機構，即使辦起事情來，也只是“理科試驗班”的思路，工科思維。而這對於極具變化色彩的“國學班”來說，無疑是荒謬的。 最後，時代環境決定了“國學班”的短命。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追求經濟利益成為最大的目標。北大雖然被國人尊稱為“精神聖殿”，仍然不能免俗。“她”需要名聲，需要經費，需要成果，而這就決定了“她”不可能花大量精力於短期內毫無產出的“國學班”上。加上１９９９年以來，高校擴招，教育經濟興起，作為學生本人是承擔着高昂學費讀書的。雖然陶冶性情、學而為人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尋求實用、找到一個好工作卻可能更為迫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潛心治學。 雖然如此，但北大“國學大師班”的花開花落，卻始終是全國高教界關注的對象。據零星統計，幾乎所有的綜合性大學在９０年代中期後都辦起了“文科強化班”、“文科試驗班”等類似名目的“國學班”。但成功與否，卻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這畢竟是一個嘗試，是對我們傳統文化的一種理解和詮釋。不管是培養“國學大師”還是“學術大師”，只要我們還在思考，便始終會流水不腐，還有再生的機會。 附錄： 文科試驗班基本書目（試行）
１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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