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國這六十年分為兩個階段的話，那麼前三十年是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人在摸索，在奮鬥，在學習，在積累。在為理想奮鬥的過程中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局限，意識到了務實的重要性。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應該說是另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人徹底放棄了對西方文化的那種狹隘的偏見和排他的情緒，開始了大規模的文化引進，包括：西方產品，西方科學技術，西方管理經驗，西方的資金，西方的生產方式，西方的機器設備，西方的語言文字， 西方的種種。這是一個規模巨大的社會文化引進運動，如果說前三十年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砸了稀爛，那麼這後三十年正好是用西方文化填補空白的三十年。這充分印證了毛澤東關於“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深刻道理。

中國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毛澤東時代在前三十年所做的種種社會發展的鋪墊工作是分不開，也和中國全面放棄面對西方文化的那種靦腆和羞羞答答的態度有關係。從大清朝洋務運動時開始的所謂”中學為主，西學為用“的態度，已經被全盤西化取代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沒落和無用，已經讓中國人不得不拋棄它，而用十二分的熱情擁抱西方文化，並因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六十年大慶所應該慶祝的，就是這種毅然絕然地拋棄中華傳統文化，走上世界發展的共同道路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在這個慶典中，我們看不到任何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果。日本曾在明治維新時提出脫亞入歐的國策，把過去一千多年從中國學來的漢文化拋棄了，熱情地擁抱西方文化，所以日本才成為亞洲的強國。中國人現在也終於明白了，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屬於全人類，只要是先進的文化，它早晚會在世界風靡，只要是沒落的文化，它也早晚要被淘汰。我們用不着為中華沒落的文化成分殉葬，也用不着在引進西方文化的時候害羞，先進文化屬於全人類，不分你我他。

中國數千年的自我封閉，自我滿足，無知的自大，思想上的自我封閉，文字上的自我隔閡，使中國在世界文化發展歷史上嚴重缺席，我們甚至沒有貢獻任何值得稱道的文化貢獻。所謂的四大發明，如果除以五千年，平均每千年還攤不上一項，實在是不好意思面對世界其他各民族。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使用漢字這種原始落後的文字所致，漢字嚴重局限了漢語的發展，漢語的滯後和幼稚，影響了國人思維認知能力的發展，以致於到清末，中國人的思維認知水平遠遠落後於西方。

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裡，通過引進西方文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們也必須冷靜地認知自己的處境。因為這個成功畢竟是引進的，中國近代文化發展是屬於寄生性的，也就是寄生於西方文化的結果。而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巨大民族，不可能永遠這樣寄生於另一種文化，而必須具有主動的文化創新能力。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中國社會管理方面，社會科學的發展方面和西方相處很遠。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並沒有改變我們民族在創新能力上缺乏的事實。那麼在下一個三十年裡，我們將面臨更艱巨的困難。如何提高人均勞動效率（現在仍是世界一百名以外），如何提高社會的自適應能力，如何提高社會管理水平，如何提高全民族素質，如何提高全民族的創新能力和認知能力，。。。這些都對漢字改革提出了刻不容緩的要求。

如果我們不能像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所做的那樣，去主動接納西方文化，去接受西方文化中最深邃的文化內容，不能清醒地意識到文字對民族發展的至關重要性，那麼我們在下一個三十年將舉步維艱。因為人均勞動效率，國民素質的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將嚴重取決於文字對文化的決定作用。中國人不應該滿足於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低水平的且是總量上的能力提升，這種虛假的繁榮在唐朝，在漢朝，在宋朝，在明朝，在清朝都出現過，最後都是樂極生悲的結局。因為落後文字造成的社會認知能力低，國民素質低，和社會管理水平低的局面，必須通過文字改革才能徹底走出那種在過去的歷史中反覆重複過的命運輪迴。

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勇氣，毛澤東和鄧小平之所以是偉人，因為他們有必須改革的勇氣，沒有那種牽腸掛肚的猶豫，沒有那種患得患失的矜持。現在中國面對後三十年或更遠的未來，必須有徹底改革漢字的勇氣。這才是中國人必須在大慶的歡樂中清醒意識到的嚴酷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