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故事的啟發

林曉

錢學森作為一代歷史名人受到現代中國領導人和愛國憤青們的追捧。錢在中國軍事科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儘管在民用科學領域裡，錢的政治效應大於他的科學成就，一個讓人難忘的例子就是他在大躍進時代關於畝產萬斤可能性的論證。然而即便是錢學森這樣的紅色科學家，在我們的少年時代也並不是學習的榜樣。我們時代的榜樣是王傑劉英俊，是金訓華乃至張鐵生和黃帥。

關於錢學森的故事是父輩在家裡給我們偷偷講的。那時一個衛星上天紅旗必然落地的時代，那是一個十年沒有數理化的時代。那個時代，即便是錢學森這樣一位欽點的科學家仍然要讓位於革命的旗手。給晚輩偷偷地講錢學森的故事，雖然被人懷疑其動機，畢竟還不至於受到直接鼓吹封資修的指控。也許那是唯一還能讓我們的一輩人有一點學習牛頓力學的動機的故事。然而千百萬我們的同輩人，並沒有給他們講述錢學森故事的父輩，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作為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一批為現代淘汰的時代垃圾，已經隨大江東去。

作為在七七年高考中血戰湘江，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走過來的一代，以錢學森為榜樣報效國家也曾是我們的理想，特別是剛出國的那一陣子。這種理想在一九八四年北大學子們打出“小平你好”的親切橫幅的時候達到極大值。那麼為什麼最終還是沒有回去，為什麼最終還是加入了山姆大叔的盛宴呢，在這裡讓我來給各位晚輩一一數落。

一般來說，一個人的歸屬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我曾經問過一位印度學生為什麼他要留在美國，他說印度是一個階級層次十分明顯的社會，而他在印度屬於底層的國民（所謂賤民）。他在美國才感到平等。而他的這種感覺多多少少在我這裡也有共鳴。我們小時候的許多故事都是和出身，地位，乃至父輩的黨與非黨聯繫在一起的。各位在美國呆長了也許對毛新宇拿博士，升少將感到不解，對“開國元勛”後代歌唱團覺得可笑。然而中國就是那麼一個社會。當然胡錦濤和溫家寶也不是什麼開國元勛的後代，這也多多少少說明時移世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正在現代中國成為可能。但不管怎樣，當年因為自己不是黨員，自己的父輩也不是黨員，總覺得不屬於中國這個國家的正冊。

當然在美國我們也不是正冊，即便是成為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公民，也是註定不能競選美國總統的，這就是為什麼施瓦辛格當到加州州長，基辛格當到國務卿也就算到頭了的緣故。不過這種玻璃天花板在很大意義上只是象徵性的。年輕一代沒有當過知青，很少能理解當年在中國即便是生在那裡也可能天生就沒有競選國家主席的資格。有一個很小的故事，讓我在三十年後仍然耿耿於懷。那是我們當知青的時代，農場成立了一個民兵通訊連，發來了一批通訊設備，包括野戰電話和電台。雖然在加入民兵時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也被接納，但在誰能接觸這些通訊設備的時候卻要經過嚴格的審查。記得我自己當年的出身也不算好，但因為技術過硬，仍然被允許接觸電台，卻不能接觸報務工作。大學時代曾經想去一個設計飛機的軍工企業工作，還偷偷地給他們的一位工程師寫了信，回信說進他們單位要經過組織嚴格政審，讀完信後羞愧難當，直覺的自己是一個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政治猥瑣男。

來美國後，由於工作的需要，我曾經進入過美國幾乎所有的國家實驗室，包括洛斯阿拉莫斯，桑迪雅，阿貢，勞倫茨，橡樹嶺，乃至美國海空軍實驗室。在那裡也要登記審查的，但畢竟只要是美國公民，進去工作都還是沒有問題的。這種經歷讓我對美國，至少是現代的美國很有好感。記得在看電影大決戰中的淮海戰役時，對被圍困在碾莊的黃伯韜說的一句話很有感慨：“我並非黃埔系的將領，可是發給我覲見總統的特別通行證，編號是十七，夠靠前的了”。黃伯韜的這句話說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士為知己者死。作為知識分子，當然首先是效忠自己出生的國家，但如果出現愛因斯坦和費米那樣的時代，你出生的國家並不需要你效忠，你必須另尋棲身之地的時候，效忠一個尊重自己的國家也不失為一個求其次的選擇。

一九八七年的反精神污染和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對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衝擊還是對報效國家問題的質疑。憑良心說，鄧小平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還是有恩的。但他對當年改革開放的左右手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無情，和對烈士子女李鵬和江澤民的重用讓人感到我們這批非純正血統的知識分子如果海歸仍然會是另冊。記得當年科大校長管維嚴對國內的政治形勢也很擔憂，在一次吃飯時對我們說，如果不能報效國家，就留在美國報效人類吧。這句話現在看來還是對的，從社會發展趨勢來看，地球村的概念正在形成，隨着飛機和因特網的出現，將來人類因國家而打仗會被視為一種愚蠢的行為。作為科學家更應該想到的是如何防止溫室效應，兩極冰川的融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乃至如何擊退一次當年曾使恐龍滅絕的隕石的襲擊問題。

錢學森在麥卡錫時代遭受過一定程度的迫害, 所以才憤然離開美國, 這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五十多年過去了, 錢先生仍然對美國耿耿於懷, 發誓再也不踏上美國的土地, 雖然被中國的愛國者們視為一種骨氣, 但從常人的角度去看, 多少還是有點偏激。美國五十年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其受害者遠遠不止錢先生一個人, 最受人瞻目的是美國的原子彈之父羅勃特 奧本海默。但美國還是一個理性的國家，在洛斯阿拉莫斯，一條大街就是以奧本海默命名的。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錢學森對美國的怨恨很像一對愛得很深的情侶分手後的反應，錢學森作為一代精英，至少在他年輕時代在美國也曾風光過一陣子，試問在那個時代，有幾個中國人在美國當到JPL主任的職位，又有幾人曾得到過美軍上校的軍銜？當然，花無百日香，月有陰晴圓缺，想想彭德懷林彪劉少奇這些跟毛主席出生入死的戰友也就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錢學森的委屈實在不算什麼。可以這麼說，他如果留在美國，是不會進監獄的，可能當個教授，和奧本海默一樣善終，畢竟美國還是一個法制的國家，況且麥卡錫本人最後也像江青一樣，沒有落得什麼好下場。五十年代美國的排華移民法律也終於在六十年代畫上了休止符，楊振寧和李政道等人就是在那之後加入美國國籍的。

這裡絕不是說錢學森海歸沒有意義。錢學森的一生是輝煌的，其中最輝煌的部分在中國，這是不容置疑的。要說的是，憤青們不要把錢先生的海歸看成美國邪惡的標誌。錢學森再沒有踏上美國的土地，但他的孩子上哈佛，最終成為美國公民，不妨可以看成是一種用腳來投票的行為，從而說明美國還是一個偉大和進步的國家。

前車之鑑，如果說美國當年對錢學森是的迫害是不應該的，錢學森對美利堅合眾國是有功之臣，那麼中國又是怎樣對待自己國家曾經的有功之臣呢，林彪將軍的屍骨還葬在異國他鄉。還有方勵之先生。方先生當年是在還戴着右派帽子的情形下參加中國的兩彈計劃的，記得他來我們大學做講演的時候，給我講起當年用算盤計算中子反應截面的故事。方先生對於中國科學精英的培養，對改革開放理念的大膽建議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中國政府直到現在都不允許他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比起美國，是不是更加不近人情了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