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某雜誌上看到一份美國大學的高下排列表，不勝感慨。

10多年前，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其時該校在美國排名於十二至十五之間。

料不到今天它名列五十，算是二流了！若非該校的醫學研究（包括生物學研究）依然是舉世知名（該校所獲的醫學研究基金為全美之冠），其排名可能跌近於一百吧。

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10多年前徘徊於第九至十一名之間；今天，母校跌至三十名之外。當年，美國的首席學府，是伯克利的加州大學。今天，伯克利加大排名二十八——也算是二流了。

今天排名第一的哈佛，20年前有點不成氣候，但排名仍在三至五名之間。我和同事們當時的解釋，是“爛船還有三斤釘”。想不到，當時威風十足的伯克利加大，一下子變得“三斤釘”也沒有。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細看今天美國大學的排名表，我們就知道伯克利的悲劇，是“公立”使然。前二十五名大學，公費州立的就只有一兩所岌岌可危地存在；想起20年前大部分都是州立的，恍如隔世。

為什麼“公立”大學一致地兵敗如山倒呢？

一般輿論的解釋，是州立的政府資助，越來越少，以致經費不足云云。這解釋是不對的。20年來，在通脹調整後，美國州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下降，是事實。但州政府惟恐大學素質下降，早已容許公立大學增加學生的學費，儘可能以此彌補“公費”之不足也。大名鼎鼎、地點適中、校舍一流的州立大學，擺明先天優厚。條件如斯，怎可以給單靠學費與募捐維持的私立大學——包括一些此前藉藉無名的私立大學——一個回合就打下馬來？

我認為這問題的主要答案，不是州立大學的“公費”不足，而是這些大學所行的是“公立”制。這制度既有“大鍋飯”，也有“鐵飯碗”。

州立的大鍋飯，是指教授的待遇（薪酬）總要有點論資排輩，薪金的遞增有“等級”（Scale）的規限。要是某教師“英雄出少年”，思想僵化了的老教授高高在上，怎可以容許這少年的薪酬倍升呢？有些州立大學不事振作的教授，竟然組織公會，以“罷教”要挾，務求薪酬合乎“大鍋飯”的規格。

州立大學的鐵飯碗，是指一位教師入校6年，一經審定批准，就可以享有終生雇用之利，“做”是年薪美金三萬六，“不做”也是三萬六（今天大約是五萬六——當然，其中還有等級的調整）。

在上述的“公立”制下，大學有什麼風吹草動，請辭離校而另謀高就的是哪些教師呢？答案明顯不過：是那些有私立大學的“高就”。

可以“另謀”的教師。市場永遠那樣無情：可以“另謀”的“高就”，永遠都是為有本領的人而設的。學問市場也是如此。20年前，我為幼年的兒女在美國選取學校，寧願選取每人每月交350美元的私校，而捨棄免費的公立學校。於今回顧，我倒有先見之明。

1982年回港時，香港政府大事資助官立學校，私立的一敗塗地。但我還是把兒女送進每人每月要交數千元學費的私校，因為我要校方老師每月同我見面一次，商談一下孩子的發展問題。如果校方不合作，我就會把兒女“轉”到其他的私校去。想不到，13年後的今天，私立的中、小學，在香港經歷過“榮、枯”後，春風吹又生。

香港今天的大學，所行的也是“公立”制。

教師吃的都是大鍋飯，做了幾年，用的大都是鐵飯碗。但我以為香港的“公立”大學，不會像美國那樣，一下給私立的打下馬來。其主要原因是，在香港以學術謀生的（若不到外國另尋出路），是沒有私立的“高就”可以“另謀”。（這裡的大學互相協定，教師轉校不脫軌加薪——少年難出英雄也。）

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香港政府對大學的資助，以每個學生計，是世界之冠。假若我們的大學參與美國的排名比賽，其名次不令我們尷尬算是奇蹟。

“公立”歷來都是虎頭蛇尾，開始時聲勢浩大，但若干年後就兵敗如山倒。那是我這一輩人所知的“規律”。

結論是很明顯的：要大花納稅人的錢把教育搞好，我們應該取消“大鍋鈑”，施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

張 五 常

1996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