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巨型大學”的概念在日本和美國有不同的理解。在日本，在學人數一萬以上的大學稱為巨型大學，如早稻田大學和日本大學由於在校生人數眾多被認為是巨型大學的典型代表；在美國，巨型大學(Muitiversity)完全是一個觀念層面的概念，是一種“多元的”機構：它有若幹個目標、若幹個權力中心，它為若干種顧客服務，它不是單一的、統一的社群，它標誌着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許多通向這些幻想的道路。本文所論的巨型大學結合日、美的概念，特指規模巨大、學科齊全、目標多樣的研究型大學。這類大學在美、英、日等發達國家已經形成，如著名的哈佛、耶魯、牛津、劍橋、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都屬於本文所指的巨型大學。

巨型大學與一般的研究型大學相比有以下主要特徵：

(1)龐大的學校規模。從在校生數量來看，至少萬人以上，有的則達數萬人。

(2)齊全的學科門類。巨型大學都是真正意義的綜合大學，學校幾乎擁有所有學科門類。牛津設39個學院，劍橋設31個學院。

(3)巨額的經費投入。如哈佛1992～1993年底收入9.5億美元。

(4)巨大的圖書館藏書量。巨型大學的圖書館藏書量至少都在300萬冊以上。哈佛圖書館藏書量達1100萬冊，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圖書館。

(5)強大的科研實力。巨型大學是研究型大學中的“強中之強”，它們雲集了一大批以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為代表的世界頂尖級科學家，建立卡文迪什實驗室、勞諾斯伯克利實驗室等一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實驗室、研究中心、科技中心和超級計算機中心，建立了“硅谷”等以巨型大學為依託的高新科技一體化的科學園和科學工業中心，並擁有巨額的科技經費和最尖端的儀器設備。巨型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實力也相當雄厚。如耶魯的惠特尼人文科研中心等，都是世界著名的人文社科研究機構。

(6)多功能全方位的社會服務目標。巨型大學都有多種目標，它們不僅是國家的高級人才培養中心、高科技研究開發中心，同時也是多功能全方位的社會服務中心。

(7)博大恢宏的文化氛圍。巨型大學都有100多年，乃至數百年的辦校歷史，悠久歷史和齊全的學科門類使這些大學形成了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科學探索精神和百科全書式的求知氛圍，並且世代相傳，綿延不斷，逐漸深厚博大，最終成為巨型大學最重要的精神財富和學術傳統。正是在那些典雅的校園裡，在那些古老的建築群落之間，瀰漫着一種無形而有深厚博大的精神力量，充溢着對科學真理永恆追求的理想主義氛圍，正是在這種力量和氛圍薰陶之下，一代代科學大師和學術大家從巨型大學中不斷湧現。

二

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已經走過了100年的歷史，民國時期出現一批歐美模式的綜合大學，文、理、工、農、醫、法、商兼備，雖規模較小，但若建國後，以此為基礎加以擴充，其前景不可估量。然而院系高速使中國的大學面目全非，北大殘缺理工，清華喪失人文，真正意義的綜合大學消失了，中國爭創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也因此被大大延緩。80年代以後，我國的一些重點大學開始向綜合化、大型化方向發展，文理科大學開辦工科專業、理工科大學開辦文科專業一時成為“時尚”，但這些大學新辦其它專業大多底子薄，師資力量和教育質量一般，有的只能辦成專科層次；所謂“大型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體現在新增的成人教育、專科教育這一塊，酶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規模相對增長較慢。因此，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儘管我國的一些名牌大學已具備巨型大學的特徵，但距離真正意義的巨型大學，無論從外延還是內涵上都相去較遠。

從發達國家巨型大學的形成軌跡來看，主要是通過自身長期的繁衍、膨脹形成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也投入了巨大的財力。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在上個世紀就已產生，到本世紀50年代，隨着高等教育日益成為美國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聯邦政府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投資，尤其大力扶持和資助以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為重點的研究型大學，並最終使一部分研究型大學演變成為規模巨大、學科眾多、目標和功能多樣、組織十分複雜的巨型大學。由於聯邦政府經費資助是以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為重點的研究型大學，最終使一部分研究型大學演變成為規模巨大、學科眾多、目標和功能多樣、組織十分複雜的巨型大學。由於聯邦政府經費資助在巨型大學形成中的關鍵作用，克拉克·克爾甚至把這些大學稱為“聯邦撥款大學”。面向21世紀中國建設巨型大學除了要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外，更重要的是要結合中國國情。筆者認為，“強強合併”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巨型大學的主要模式。它又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新川大模式”，兩所幾乎勢均力敵的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和理工科綜合性大學合併；二是“新浙大模式”，一所強大的理工科綜合性大學與其它幾所實力稍弱的文理科綜合大學和重點單科性大學合併；三是若干所重點大學與若干所國家重點科研機構合併。“強強合併”最顯著的優點至少有二：一是節省資金，二是節省時間。

半個世紀前西南聯大的誕生開“強強合併”之先河，90年代四川聯大的組建是新時期“強強合併”的重要探索，而1998年9月新浙江大學的成立，則為我國面向21世紀建設巨型大學提供了一種新的實踐模式。新浙大由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四校合併而成，擁有文、理、工、農、醫、史、哲、經、法、教、管等11個學科門類，有106個博士點、13個國家重點學科、10個國家重點實驗室、2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全校有各類在校生3萬多人。新浙大成為目前我國規模最大、學科門類最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堪稱當代中國的“巨型大學”。通過“強強合併”組建新的浙江大學是推進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意義深遠。對於這一重大改革有不少理論和實際問題亟待研究。正如中科院院士楊叔子最近所提醒的：“大學間的強強合併，在理論上說是好的，可以迅速形成高水平的綜合性大學，但在實踐上，有一系列問題得解決，不解決好，可能得不償失。”如不同院校合併後的磨合問題就很值得研究。儘管近幾年院校合併熱潮已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經驗和教訓可資借鑑，但“強強合併”有其特殊性，各大學在合併前都有較長的發展歷史和較大的名氣，已形成了自身的內在邏輯和傳統，其阻抗變革的惰性要比一般的院校大，因此不排除合併各方之間“文人相輕”和相互排斥的情況出現。這會使“強強合併”後的磨合期要比一般院校合併的磨合期長。磨合問題解決不好，大學的綜合優勢和效益就無法很好體現。這還要涉及合併對象的選擇問題。從國內外院校合併的實踐看，那些具有獨立成名能力的大學一般不願選擇合併的方式，而更願意選擇兼併，因為兼併不僅可以增強其辦學的主體地位，而且又擴充了其辦學的實力，能夠滿足它自主成名的需要。在我國高校中，那些實力最強和名氣最大的學校，大多數是原國家教委所屬的綜合性文理科大學和理工科大學，這些院校之間的合併，其難度大，必要性小，如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華工合併，是不現實的，甚至會給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單單換一個新校名，會使這些大學的“無形資產”蒙受重大損失。但文理科大學所缺的工、醫、農、教、藝等科類，理工科大學所缺的文、史、哲、經、法、藝、教、管、醫、農等科類，正是一些部委屬單科性重點專業大學和省級以上重點師範大這的強項。所以綜合性文理科大學或理工科大學與若干所重點專業大學、師範大學合併，是當前“強強合併”建設巨型大學的一種有效形式，對改革“條狀分割”的管理體制也有重要意義。“新浙大模式”就屬此類。筆者認為，下一上學的“強強合併”還可考慮一種更“革命性”的模式，即若干所重點大學與若干所國家重點科研機構合併。這種合併模式不僅能迅速增強大學的科研實力，而且還能改革深受“前蘇聯模式”影響的中國科技體制，改變大學與科研機構長期分離的局面，使國家科研機構中的大批高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設備也成為大學的財富，實現真正的優勢互補。

最後還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巨型大學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但並非所有的研究型大學都往巨型化方向發展，爭創世界一流大學應有多種模式。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嚴峻挑戰，我們不能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