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家的宗教信仰 |
| 送交者: 也是人 2003年05月14日19:12:41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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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記住，宗教和科學所處理的事情性質各不相同。科學所從事的是觀察某些控制物理現象的一般條件，而宗教則完全沉浸於道德與美學價值的玄思中。一方面擁有的是引力定律，另一方面擁有的則是神性的美的玄思。一方面看見的東西另一方面沒有看見，而另一方面看見的東西這一方面又沒有看見。 ——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
開普勒是天文物理學的奠基人。他曾寫道：既然天文學家是自然之書最高上帝的牧師，適合我們思考的不是我們智慧的光榮，而是居於一切之上的上帝的光榮。 牛頓是經典力學體系的建立者，包括發現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大定律。他信仰耶穌基督和救世主，晚年寫了大量宗教方法的手稿，從年代學和聖經研究到神學闡釋。 法拉第發展了電學和磁學基礎概念。他積極從事教堂的活動，對聖經和祈禱者有持久的信仰。 道爾頓（J.Dalton,1766-1844）被稱為是原子理論之父，導致了近代化學革命。他是一個傳統的、相信聖經的基督徒。 孟德爾是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他有強烈的宗教信仰，選擇了修道士的生活。他是一個造物主主義者，反對達爾文的學說。 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是細菌學之父。他堅持反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他本人是一個具有強烈宗教信仰的教徒。 開爾文勳爵以一種科學的形式建立了熱力學，提供了對熱力學第一和第二定律精確描述。他是一個強烈的基督徒，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1903年臨死之前，他做了明確的陳述：“根據生命的起源，科學積極地確信造物主的力量。” 麥克斯韋是電磁理論的集大成者，發展了電磁學的數學公式。愛因斯坦稱他是既牛頓以來物理學最成熟的果實。麥克斯韋反對進化論，他寫道上帝命令人們征服地球，提供個人動機去追求科學事業。他承認個人關於上帝和救世主的耶穌基督信仰。 黎曼發展了非歐幾何概念，建立了黎曼幾何。他是一個基督徒，希望在數學興趣轉移之後進入教堂。他做了幾次明顯的努力，用數學原理證明創世紀的書的有效性。 馮·布勞恩(Von Braun,1912-1977)是現代航天科學之父。他曾寫道：“宇宙的無邊神奇只能證實我們關於造物主確定性的信仰。我發現理解一個不承認在宇宙後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學家和領會一個否認科學進步的神學家一樣困難。 愛因斯坦是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作為猶太人，與牛頓或者法拉第的基督傳統不同。他不相信個人意義上的上帝，比如在聖經中出現的那個上帝。但是他被宇宙的秩序和和諧所震撼，並相信這就展示了這兒有一個造物主。 當然，比起龐大的科學家隊伍，上述列舉的人物只能算是少數。如果再仔細分析，還會發現這些相信宗教的科學家的情況也不盡相同。 1、科學與宗教的關係
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比較複雜，“對這種關係的流行概括，不管是以戰爭的字眼，還是以和平的字眼表達出來，都是經不起嚴格考究的。在科學與宗教之間並不存在確定的關係。它是由不同的個人和群體在大量不同的處境下造成的。不僅它們之間的分界線是成問題的、隨時間變動的，而且，把早先幾個世界的科學與宗教抽象出來，看它們如何發生關係，這種做法也是有相當的人為性。”[1]也就是說，科學與宗教的問題可能永遠也不會有最後的回答。 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熱衷探討二者之間的關係。比較流行的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科學和宗教存在着根本的衝突，一個處理可檢驗的事實，另一個則為信仰捨棄理性；一個對科學認識的進步所帶來的變化感到欣喜，另一個則在永恆的假定真理中尋找安慰。第二種觀點是，科學與宗教並非是爭鬥的，而是本質互補的-各自滿足一系列人的不同需要。這種觀點認為，只要牧師不對自然的作用發表武斷的見解，科學家不狂妄到設想科學知識能滿足人類最深層的需要，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就會變得甜蜜而輕鬆。第三種觀點是，科學和宗教既不衝突也不分離，關係極其密切，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相互作用絕不是有害的，而是能夠對雙方都有利。 薩繆爾等對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作了詼諧而有趣的比較和對比[2]。例如，科學與宗教都試圖解釋自然現象，《聖經》創世紀第一章描述了世界的起源，現代宇宙論也提出了“大爆炸”的創世圖像。科學與宗教都試圖描述宇宙的終極命運。科學與宗教都有一組信條，宗教信條是諸如十戒之類的道德準則，科學信條則是物理規則。科學與宗教都尋求真理，宗教尋求的是道德真理，科學尋求的是自然真理。科學與宗教都試圖更好地理解已知的一切並發現未知，去見前人所未見，去理解似乎不可理解的事物，去給似乎無意義的賦予意義。宗教經常涉及尋求得救的種種努力，在塵世追求美好生活最終升入天堂；科學則是有更好地理解自然的需求所驅動，這樣的理解通常會帶來巨大的技術成果和實際利益。與發現神和神諭相對應的是科學發明，宗教中的啟示通過精神經理、歷史事件、宗教學習和神秘體驗而發生，科學發現則通過實驗或者基於美學或者數學原理來實現，很多情況下發現的過程顯得十分神秘。宗教和科學都做出預言，《聖經》包含災禍降臨和許多其他事件的預言，科學則企圖預言物質在未來的運動。與宗教一樣，科學也有自己的“牧師”，即科學家和教師，而科學的聖徒則是那些做出巨大科學貢獻的偉大人物。科學因為有用而存在，宗教的存在是因為它提供作為人類的精神支柱的道德準則。由於科學和宗教的這些相似性，也許可以把科學視為一種宗教。在科學中，自然扮演了上帝的角色。自然是萬物存在的一種抽象，自然無處不在，自然通過時間和偶然創造了生命。如果把“上帝”一次替換成“自然”，《聖經》的創世紀第一章便具備了一些科學意義。 歐洲歷史上，科學與宗教經歷了兩次較大的衝突。第一次是中世紀末期。這時的歐洲，教會統治一切，具有絕對的權威。教會就是第二政府，控制着大量財產，掌管法庭、監獄和意識形態，科學只是為教會服務的恭順的婢女。教會對所有違背《聖經》說教進行的科學研究的人，一律加以打擊迫害。由於教會的強大和專橫，大量的科學家慘遭殘酷的迫害。近代科學的誕生，可以說是科學家冒着生命危險甚至犧牲鮮血換來的。第二次是19世紀的下半葉。這時科學已經得到蓬勃發展，教會的力量已經削弱，儘管達爾文的進化論與聖經的創世紀的說法大相徑庭，但教會也只能採取舌戰和筆伐的方式進行攻擊、諷刺，再也沒有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樣的酷刑。 歐洲歷史也經歷了宗教對科學的促進的兩個時期。一個是10到11世紀的歐洲第一次學術復興階段之後的一段時期。文化教育在教會的倡導下發展起來，教堂、修道院大量興辦學校，大學也開始教堂學校的基礎上建立，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海德堡等。教堂、修道院、大學既是傳播宗教神學的重要陣地，也是孕育近代科學和文明的場所。另一個是17世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形成的階段。宗教改革後，新教倫理促進了英國和北歐等國的科學體制化。新教派具有功利主義傾向，強調世俗職業的功利特徵。他們宣稱研究自然是基督徒的責任，增加知識也是為了健康和獲得財富，因此他們關心知識的實際應用，這對自然科學與技術的繁榮起來積極的推進作用。宗教改革提供了一種較為自由的環境和寬容的精神，摒棄了經院哲學，迫使神學逐漸適應科學，使人們能夠接受一些新的觀念。宗教改革也抑制了聖事和神職人員等舊的權威，提高了理性的地位。 2、科學家對待宗教的態度
1）一種是為了避免與宗教的衝突，在內心上完全堅持科學真理，但是迫於宗教的壓力又不得不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做出妥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哥白尼是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他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在他不到10歲父親就去世了，由當教堂主教的舅父撫養成人，後來自己也一直在教堂里擔任職務。哥白尼對天文學的興趣和潛心研究，使他對當時教會宣揚的地心說發起了挑戰，提出了日心說。為了避免任何教會的反對，他在《天體運行論》序言裡強調日心說不能認為是宇宙的忠實描寫，而只是一個有用的想法，並加上了獻給教皇之類的字眼。 而伽利略在與教庭的對抗中更具戲劇性。伽利略是意大利著名的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他發明製造了折射式望遠鏡並進行天文觀測；他研究了物體運動的規律，完成了比薩斜塔的自由落體實驗。這些科學活動徹底改變了伽利略對宇宙的看法。他是哥白尼學說的公開支持者，在著作、言談或者演講中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當羅馬教皇將哥白尼的著作列入禁書後，伽利略被召到羅馬，在受到警告後答應不再公開支持哥白尼學說。伽利略認為寫一篇托勒密—亞里士多德的信徒和哥白尼的信徒之間的對話而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可以避免引起麻煩，於是他撰寫了《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一書。但在這本書裡，亞里士多德明顯不是哥白尼的對手，而且還被指控書中亞里士多德的信徒是影射教皇本人。他再次被召至羅馬並遭到刑訊的恐嚇，被迫宣布放棄哥白尼學說並使用了低三下四的語言求情。 2）一種是堅持科學與宗教的和諧。他們既探索科學真理，又保持者虔誠的宗教信仰，在情感河道的方面讚揚上帝，甚至用自然科學家的成就讚美上的全知全能。如牛頓。 牛頓的著作是試圖通過普遍規律來證明上帝存在的學說，他對宗教很有興趣，寫下了大量的聖經評註和其他神學論文。 晚年的牛頓開始致力於對神學的研究，他否定哲學的指導作用，虔誠地相信上帝，埋頭於寫以神學為題材的著作。當他遇到難以解釋的天體運動時，竟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動力”的謬論。他說“上帝統治萬物，我們是他的僕人而敬畏他、崇拜他”。 科學家中有一些是相信宗教的現代主義者，他們致力於宗教與科學的和解，而反對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密立根主張科學與宗教共同促進進化，認為宗教是人類進步的三大要素之一。他所說的三大要素是釋伽牟尼、孔子、蘇格拉底、耶穌索教導德人類的良心、理想和期望，宗教的仁愛和利他主義精神；科學的自然規律的思想；進化的思想。 3）一種是在科學研究之後逐漸改變了宗教信仰，如達爾文。達爾文是在正統信仰中長大的（不過，他的父親是一位不可知論者或者說是一個懷疑論者）。達爾文的心愛讀物是密爾頓的《失樂園》，他在貝格爾號上航行時一直帶在身邊。在他前往劍橋學習神學之前，他閱讀了很多神學著作。他在那個時候絲毫也不懷疑聖經上的每一個字，因而使自己相信我們（英格蘭教會）的信條必須無條件地完全接受。那時他所酷愛的讀物中還有自然神學家培勒（Paley）的著作。由於毫不懷疑培勒的前提，所以他對書中的長篇立論十分喜愛和相信。在貝格爾號船上時，達爾文寫道：“我是十分正統的，我還記得船上的一些高級船員對我在某些道德問題上引用聖經作為無法反駁的權威而坦率地嘲笑過我。” 他的正統觀念還含蓄地包括有由恆定不變的物種所占據着的被創造的世界。達爾文在劍橋和倫敦最常接觸的一些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抱有相似的觀點。在1859年以前，他們之中沒有人比萊伊爾更經常、更正面地一再重申物種的固定不變性（雖然萊伊爾反對地球是新近形成的觀點）。 達爾文背棄基督教信仰是他回到英國後頭兩年的事。一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對聖經（尤其是對舊約）採取了更為批判性的態度，另一部分原因是他發現（世界是由上帝）設計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當達爾文發現一種機制——自然選擇——能夠說明適應和多樣性的逐漸進化之後，就不再需要去信仰某個超自然的（製造鐘表的）“鐘錶匠”。由於他的妻子和許多好友都是虔誠的有神論者，所以達爾文在自傳中只能十分審慎地表露這種看法。但是最後他終於說：“一切事物開端的秘密是我們無法解釋的，但就我個人來說我寧願滿足於當一個不可知論者”。 1868年出版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他十分率直地表示我們只能在相信自然選擇或信奉“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創世主安排一切、預見一切兩者之中作出抉擇。這樣一來就使我們面對在自由意志和由神註定之間同樣無法解決的難題”。總之，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即當達爾文着手深入研究他收集的標本時，他對基督教的信仰已經削弱到足以使他能夠放棄物種不變這一觀點的程度。 4）一種是泛神論者，他們不相信那種主宰人類情感和命運的上帝，而是相信主宰着自然的和諧與秩序的斯賓諾莎的上帝。如愛因斯坦和普朗克。 愛因斯坦認為，科學家的宗教感情與普通人的宗教感情是不一樣的，普通人信仰宗教，希望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科學家確實相信一種宇宙宗教精神，即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的因果關係。科學與宗教不是也不可能是互相牴觸的，相反它們卻互相需要。在一篇的論文中，愛因斯坦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這些觀念[3]。 “在我看來，一個受到宗教啟發的人已經在最大限度內把他自己從自私的欲望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全神貫注於那些具有超個人的價值而為他所堅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負之中。……科學只能斷定是什麼，而不能斷定應該是什麼，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在其領域之外仍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評價：它不能正當地揭示事實和事實間的聯繫。根據這一詮釋，過去在科學也宗教之間廣為人知的衝突必須都歸因於對上述情形的誤解。……科學沒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的……現在宗教領域和科學領域的衝突的主要來源在於人格化的上帝這一概念。科學的目標是確立決定空間和時間坐標中的物體和事件間相互聯繫的普遍規律。……我們能夠在這些規律的基礎上很精確地、很肯定地預言某些領域的現象的隨時間變化的行為這一事實深深地根植於現代人的意識之中，即使他對那些規律的內容可能掌握的很少。” 5）一種是堅持無神論立場，堅決反對宗教。布魯諾是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的日心說的激烈支持者，結果被羅馬宗教法庭宣判為有罪，1600年被放在火刑柱上燒死。不過，宗教與科學的嚴重衝突時期已經過去，宗教信仰與科學信仰相對自由。現代更多的科學家堅持無神論。 3、最新研究進展：信神的科學家逐漸減少
最早研究這個課題的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詹穆斯·H·路巴 (James H. Leuba)，他在1914年做了里程碑式的調查。他發現，在1000名隨機選擇的美國科學家中，有58％表示不相信或懷疑神的存在，在400名“大”科學家中，這個數字上升到了接近70％。20年後，路巴用有些不同的方式重複了調查，發現這兩個數字分別上升到了67％和85％。 Edward Larson 和Larry Witham所選取的“大”科學家群體是美國科學院的成員。調查發現，科學院的自然科學家幾乎一致地否認超驗事物的存在。不信神和不信永生的比例，在科學院生物學家中分別為65.2％和69.0％，在科學院物理學家中分別是79.0％和76.3％。剩下的人當中，大部分對這兩個問題都持懷疑態度，很少有相信的。我們發現，科學院的數學家具有最高的信仰比例（14.3％信神，15.0％信永生）。生物學家具有最低的信仰比例（5.5％信神，7.1％信永生），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則稍微多了一些（7.5％信神，7.5％信永生）。 對神的信仰（年份） 1914 1933 1998
伊安·R·巴伯於1950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第一個學術職位是在密歇根卡拉馬祖學院擔任物理學教授。由於對宗教的強烈興趣，到耶魯大學專修了神學並取得神學學士學位。他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 其中包括在明尼蘇達德卡爾頓學院擔任神學系主任和物理學教授，最終成為這個學院的一個有關科技與社會講座的教授。他在1966年出版了《科學與宗教的若干問題》，1990年出版了《科學時代的宗教》。巴伯的宗教觀點主要是拋棄了上帝萬能的傳統說法。他認為，上帝不具有強迫能力只有說服的能力；上帝為了創造美好利益而行動，卻不能阻止邪惡的產生。在理解進化論上，巴伯論證進化的過程受上帝的影響，但不是由上帝指導，也就是說上帝影響進化的過程朝向善，卻不能一絲不差地獨斷進化採取什麼方式。 英國科學家查爾斯·A·庫爾森在數學、物理和化學領域都有建樹。1947年，他被任命為倫敦國王學院的理論物理學教授，1952年又成為牛津大學的數學教授，1972年成為牛津大學首位理論化學教授。他出版過《原子價》和《分子的形狀與結構》等多部科學著作。庫爾森出版過關於科學與基督信仰的兩部著作《科學時代的基督教》和《科學與基督教信仰》。庫爾森反對“缺空中的上帝的存在”，所謂“缺空”是指科學不能解釋的地方，就用上帝來填充，好像上帝活在缺空中一樣。他認為，《聖經》對於創造的敘述指向了宇宙擁有的一切，論證了一種有意義的、有秩序的方式，它能夠被自然科學被發現，正是在這裡科學與基督教明顯地聚合起來。庫爾森論證上帝就在這個世界那些鮮明可見的美與秩序之中。 阿瑟·皮科克1942年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化學，並跟隨1956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欣謝爾伍德完成了博士論文的研究。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伯明翰大學擔任物理化學講師。皮科克通過學習這所大學開設的神學課程，發展了自己對基督神學的興趣。他後來先後擔任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院長和牛津大學一個關於科學與宗教關係的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的科學與宗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創造與科學的世界》、《科學時代的神學》和《上帝與科學：追尋基督教的可信性》。皮科克相信基督教神學需要對現代科學所提出的挑戰做出反應，他認為科學與神學都旨在描繪真實，都使用模型這種形而上的語言進行描述，而模型是“部分的（無論是科學還是宗教對真實的知曉總是有限的）、適宜的（這些模型能夠使我們理解它描繪的真實）、可修正的（無論是科學還是宗教都需要修正了的知識的積累而修正）和必然的（通過模型間接地把握真實是必然的）”的手段。 約翰·波爾金霍恩的專業是理論物理學，他後來成為劍橋大學的數學物理學教授。他曾擔任過一段時間牧師，1989年成為女王學院的院長直至退休。他的科學與宗教方面的著作有《世界是怎樣的》和《科學與創造》。在波爾金霍恩看來，自然神學也許是科學的世界與宗教的世界之間最為重要的橋梁。他強調現代科學最有意義的收穫之一是它闡明了世界的秩序。它揭示了一個可理解的、精巧的均衡結構，這就提出了超越科學的問題，導致出一種精神上的動盪疑惑，這種動盪只有通過適宜的解釋才能解釋。波爾金霍恩認為，宇宙秩序奠定了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的基礎，而導致宇宙秩序如此的精巧和複雜的均衡必然存在着一系列緊密相連的條件，探索這些重要的、令人放不下來的條件是護教論者的任務。 皮埃爾·泰亞爾·德·夏皮爾是法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他曾參加了“北京人”猿人化石的考古發現工作。他生前發表了許多科學論文，而關於科學與宗教關係的著作《人的現象》和《神的媒介》是他死後才發表的。這兩本書把進化論生物與哲學神學和靈性結合到了一起。他認為宇宙是一個龐大的有機體，它通過向前和向上的運動慢慢地朝向一個更具複雜性、更具自覺意識的狀態發展。上帝在這個進程中發揮作用，從內部指導它，而且也在前面引導它。他用4個簡明的陳述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觀：我相信宇宙處在進化之中，我相信進化過程朝向精神，我相信精神在一種人話的形式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認識，我相信至高無上的個人就是普遍的基督。 註： 2、薩繆爾等著，李斯、馬永波譯愛因斯坦的聖經，海南出版社，2000年。 3、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慶等譯，p23-31，海南出版社，2000年。 4、Edward Larson and Larry Witham, Leading Scientists Still Reject God ，Nature 394, 313 (1998) 5、阿利斯科·E·麥克格拉斯，王毅譯，科學與宗教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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