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與中國人

一、偶落哥大

　　到美國當訪問學者，我最想去的學校是路易斯安那的土倫法學院（Tulane Law
School），因為它所在的是一個法典法的州，這個法學院是美國的民法研究的重鎮，其教授
肯定與我共同語言最多。但去過美國的同事都對我說，去那個落後的州吃虧，一定要去哈佛
才不枉了自己在國內的學術地位，我承受不了可能只有一次的這樣的學術機會的浪費，於是
我就報了哈佛。但想去哈佛的人太多，以致於不能全部接受。我的材料被退回。我的第二個
選擇是哥倫比亞，我對它了解甚少，是隨機選的。稀里糊塗地來了哥大後不到一個月，我比
較了解這所大學了，遂產生對自己的選擇一點都不後悔，認為自己到了一個正確的地方的感
覺，並且以此自豪。

二、了解哥大

　　儘管按照歐洲的標準哥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但按照北美的標準它是可以憑自己的白髮
得到尊敬的了。1754年10月31日，經英國國王喬治二世頒發特許狀，在紐約成立了國王學
院，以“推進文科教育，阻止已經在這個殖民地流行的共和原則的增長”。這就是哥倫比亞
大學的肇始，與哈佛等美國最早為培養傳教士建立的大學對學生有宗教方面的要求不同，它
完全是一所世俗的學院，對學生沒有任何宗教傾向方面的要求。這似乎預示着哥大的自由主
義傳統。令喬治二世失望的是：這所學院培養了不少美國革命的旗手，他們最終使美國擺脫
了英國國王的統治。儘管如此，哥大仍念念不忘自己與國王的聯繫，一直把王冠作為自己的
標誌，其校旗上的圖案就是這個王冠。

　　革命者陸續進入了國王學院。1764年，約翰·傑伊（John Jay）從國王學院畢業，他後
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一任大法官。1768年，美國憲法最後一稿的作者古維納·摩里斯
（俺看到過他的現存紐約歷史協會的一條木腿，據說是取代這位法裔美國人偷情時摔斷的一
條真腿的）從這個學院畢業。1774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這所學院入學，他後來成為美
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他大概像所有的革命者一樣沒有完成自己的學業，因為在他入學的那
年就爆發了美國革命，學院停課（從1776年到1783年），改成美軍的醫院，直到革命結束後
的1783年才復校。此時，江山已改主人，故原來的國王學院也改名為哥倫比亞學院。“哥倫
比亞”4字取史無前例的意思。確實，從某種意義上講，哥倫布幹過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因
此，他的名字也就成了史無前例的代名詞。為何從某種意義上才可以這樣說，俺還要寫“誰
發現了美洲”一文加以說明。

　　哥倫比亞終於成為美國人的一所大學了，由此開始了它的光榮史。像中國的學院升大學
一樣，1896年，哥倫比亞學院改名為哥倫比亞大學。1897年，哥大遷往晨邊高地校園，此前
她在紐約的下城的第49街與第5大道交叉的地方，即現在的洛克菲勒中心的地點。遷到晨邊高
地後，學校南鄰哈萊姆黑人區，北接著名的中央公園，東西則各由晨邊高地公園和河邊公園
護持。居高臨下，左有東河，右有哈德遜河，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地勢，從此就更加勢如破竹
地發展。

　　來美國前，在哥大的網站上看到Morningside這個詞，字典上查不到，不知何意。後來在
導遊性的書上看到該詞被譯為“晨邊”，仍難解其意。到了哥大後，我住的巴特勒堂就在晨
邊高地，我每天早上都到它下邊的公園跑步，天長日久，我自然悟出了該詞的意思：最早看
到日出的地方。確實，在雄視整個哈萊姆的這個高地，每天總是看到鮮紅的朝日從樓群中跳
出來。得了這樣的風水，哥大自然中氣十足。

　　哥大首先的成功是成為長春藤學校的成員。其次是有大量的教職員獲諾貝爾獎。1931
年，長期擔任哥大校長的巴特勒因為他為巴黎和約作出的貢獻與Jane Addams共獲諾貝爾和平
獎。1934年，哥大教授哈羅爾德·烏雷獲諾貝爾化學獎。1956年，醫學院的Andre Cournand
和Dickinson Richard共獲諾貝爾醫學獎。1996年，Vickrey教授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
年，Stormer教授獲諾貝爾物理學獎[1]……到目前，哥大出身的人已有58人獲各種各樣的諾
貝爾獎，據說是單個機構的成員在世界範圍內得獎最多的。還要提到的是，1941年，已經在
意大利獲得諾貝爾獎的恩里科·費米由於妻子是猶太人而移居美國，作為敵國僑民在哥大研
究原子彈成功。我記得他的傳記中寫到，最初的反應堆就設置在哥大的校園裡，大概就是在
我們經常經過的那個大草坪上，現今它是年輕人玩樂的地方和舉行重大儀式時開飯的地方。

　　哥大的第3項驕傲是出過總統和差不多就成為總統的人。且不說1907屆的哥大法學院畢業
生弗蘭克林·德諾拉·羅斯福後來成為了美國總統，只說率領盟軍在歐洲打敗法西斯的總司
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於1948年解甲歸田，他的“田”就是哥大，擔任其兩任校長（1948－1953
年）。當然，武人治文人開頭也鬧了一些笑話，這點我留到“話說系人”一文中去說，但艾
克還是演好了他的角色。在他當上總統後還為哥大做過特別的貢獻呢！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
義國家，政府恐怕沒有多少權力撥地皮給某個機構，尤其是私立的機構，因此，哥大現在占4
個街區的校園曾經被馬路一分兩半，最早的Low圖書館和晚近的巴特勒圖書館隔着一條車河對
望，人們深受噪音之苦。艾克掌權後關閉了這條路，使哥大有了一個一統的校園和校門，做
到了內外有別。在紐約這樣的老舊大城市，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因此，哥大人感念艾森
豪威爾了。

　　“差不多就成為總統的人”是上面說到過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擔任過30多年
（1902－1945年）哥大校長的巴特勒先生。哥大漢學系就是在他手裡建立的。他擔任校長
時，羅斯福已經是在任的美國總統，作為對母校的敬意表達，羅斯福總統於1902年月出席了
巴特勒校長的就職典禮。從老照片來看，當時不少騎警護衛左右，夠風光的。1920年，巴特
勒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並獲得了69％的支持，但最終不敵哈定未能成為總統候選人，成為哥
大人的憾事。

　　從遠到近，要說到哥大法學院了。哥大最初的歷史就跟法律有密切關係，前面已經說到
的傑伊和摩里斯就是法律人，但到1858年，哥大法學院才成立，它是美國建立最早，現在最
有實力和名氣的法學院之一，沒有它，俺也不能到哥大當訪問學者了。因此對尚未考據到的
創立者特別感念。它和其他美國法學院一起結束了美國法律從業者的學徒式培養方式時代。
任何東西都有一個開始，紐約民法典的靈魂菲爾德先生就是一名按學徒式方式培養出來的律
師呢！任何學院都是以自己培養出的傑出學生聞名於世的，哥大法學院也不例外。我從記錄
中看到，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弗蘭克林·德諾拉·羅斯福是哥大法學院出身。1959年，Ruth
Bader Ginsberg從哥大法學院畢業，她後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法官。1955年，加
利在哥大法學院當福布萊特訪問學者，他後來成為聯合國秘書長。說起來，加利先生的地位
跟俺現在的地位是一樣的，可能考慮到俺有高升的可能性吧，哥大放棄了不為訪問學者安排
住處的陳規讓俺住進了條件良好的巴特勒堂。呵呵，俺可感謝加利先生的傑出成績。

三、哥大法學院學生人物誌

　　由於哥大法學院的名牌地位，進入這個地方讀書要經過殘酷的競爭。據統計，2002年秋
天，申請讀哥大法學院的共有8072人，獲準的僅有377人，差不多是20人中取一人。進來的這
些人是什麼人呢？由於我對哥大中國法研究會的參與，我正好認識了這些人中的懂中文的志
在中國法研究者。看看他們的經歷，對於比較中美兩國的教育制度乃至於法學教育制度都是
有益的：

　　Denny，中文名馬德寧，猶太人，每次中國法研究會活動的組織者，總是最後收拾東西當
雷峰。他去過北京、長沙等地，也在上海的律師事務所實習過。中文講得很棒。他從不戴猶
太人的小帽，但他的頭髮的特殊長法總顯得他戴了一頂這樣的帽子。

　　Alex Woods，中文名伍子有。加拿大魁北克人，同時也是美國人，其父母住佛蒙特州，
他總是把美國作為“我們”。後來他按中國的方式叫我“老徐”，我叫他“小伍”。他在台
灣和大陸生活了兩年年多，中文講得很好，經常訪問法思網看我和我們的文章。他在中央電
視台的英語頻道工作過，希望將來也去中國工作。我和他是語言夥伴。他本科是學人類學
的，現在是法律博士生（J.D.）。

　　Jeffrey，24歲，凱里師範學院的留學生，喜歡吃辣，已經貴州化了。他在中國散淡了幾
年，想學什麼就學什麼，不想學就算了，回到美國後已經不適應這裡的生活。我在聽財產法
課時與他同班，經常看到他不做筆記，聽講時打瞌睡。

　　餘墨莉，瑞典來源的加拿大移民，因此具有兩國的國籍。她弟妹的爺爺就是有名的瑞典
探險家斯文·赫定。因此似乎從來就跟中國有點聯繫。她在台灣學的中文，她告訴她曾與6個
台灣女孩住一間，因此口語很好。其他與同胞共住的美國人口語就上不去。我這才知道台灣
的學生宿舍也是這麼慘。後來她在南京博物館工作過4個月。她在哈佛跟張光直當博士生，學
人類學，已經在加拿大當了教授，現在來哥大當一年級的法科學生，希望將來到中國教書，
最好教國際稅法，一直到在那裡去世。她不像一般的西方人那樣忌諱談自己的年齡，明確告
知我1968年出生，屬猴。她講話的形體語言頗有猴態。她認為外國男人娶一個中國女人容
易，而一個西洋女人找一個中國丈夫很難，因為怕她們不聽話。她認為自己的中文兒語多，
達不到學術語言的層次，這跟她當年學中文的環境有關。

　　我們看到，哥大法學院招收的學生其本科都不是學的法律，他們在本科畢業後都有一段
“混社會”的經驗，上面的人都到中國遊歷過，增加知識和語言的技能，培養出自己的專
長，他們能被哥大法學院選中，恐怕跟他們的這段畢業後經歷有關，沒有上述經歷，恐怕考
試再好也無大學錄取你。因此，被招收者入學時已經閱歷豐富、年齡較大而成熟，有了一個
自己選擇的發展方向。由於哥大的中國學研究傳統，這裡很注意招收講很好中文的美國學
生。據說今年的新生中有28人精通中文，上述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樣，哥大法學院通過
教育制度設定和選撥的方式就得到了一批基礎相當好的中國法人才，完全避免了自己去培養
他們的語言能力的麻煩。不過，他們的存在影響了俺們提高英語，危難之際見其好處，危難
過後怨怪其不陪俺們說英語。在紐約這樣的大都會，懂中文的人太多了，弄得俺們都沒有必
要講英文。而在一個沒有人懂中文的小地方，俺們的英語會被逼出來。

四、中國人與哥倫比亞：其緣起

　　可以說，哥大是與中國淵源很深的美國高校。不說其他的，在這裡的圖書館可以上中文
網，有中國籍的工作人員。公用電腦通常可以顯示中文（也可以顯示日文、韓文以及其他的
亞洲語文），可以打印中文的文章，就可見這種聯繫，在意大利做不到這一點。當然，這種
狀況還跟哥大所處的紐約的世界首都的地位有關。世界上5個人中有一個是中國人，這一比例
在紐約也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光唐人街就有兩個。因此，中文的廣告所見多有。周末，經
常可以看到中文查經班邀請大家共同學習《聖經》的廣告。而且，中國在美國的存在分為大
陸、台灣和香港3坨，香港的存在似乎是隱而不顯的，除了入學時的迎新。而台灣的存在因為
台灣學生的活動廣告上印着青天白日旗而張揚，有一次活動的主題是關於台灣參與國際社會
的，是一位台灣的要員要來哥大舉行講座。在一些民族性的慶典日，兩岸學生都舉行慶祝活
動。大陸學生這一攤是任何人都可參加，台灣學生那一攤不大好進，必須承認台灣加入聯合
國合理才能進入。

　　由於中國人在哥大附近活動的多，以至於紐約市公共圖書館裡都有中文藏書，其館旗上
有中文的“圖書館”三字。我在這裡辦借書證，館方就要求我填寫自己的閱讀偏好：讀中文
的、意大利文的、西班牙文的、日文的、韓文的、阿拉伯文的等等，都可以。這樣的安排讓
你感到紐約真是個世界首都，也感到中文在聯合國的官方語言地位被擴展到了聯合國大廈之
外。我就在這個圖書館借到了本文援引甚多的王海龍的《哥大與現代中國》一書，如獲至
寶，一口氣翻檢完，極大地滿足了我了解哥大的需要。出國前尋找過哥大的背景資料沒有成
功，在這裡卻找到了。

　　在這種樣態的華人存在的大背景下，哥大對漢學研究十分重視，其強大的東亞研究系就
是世界漢學研究的重鎮，其來歷是這樣的，在19世紀50年代被販賣到美國的“豬仔”中，有
一個叫丁龍的人，他受過起碼的教育，在加利福尼亞為一個叫卡本尼埃的美國人當管家，服
務良好，終身未娶，畢生積累了12000多美元，當時這是一筆相當大的款子。他到達退休年齡
時向其主人請辭。後者感於其忠誠和良好的服務，答應為他滿足一個心願。丁龍即提出，用
他的畢生積蓄在美國的一所大學設立一個漢學系，以張揚自己祖國的文化，增進世人對她的
了解。而卡本尼埃就是哥大1850年的法學院畢業生，於是與哥大聯繫此事。得知為了設立一
個漢學系，12000多美元根本不夠，於是，丁龍的傾其所有導致卡本尼埃也傾其所有，他一共
為這一計劃投資27萬5千美元。丁龍的興學之心感動了慈禧太后，她捐獻了5000冊圖書給該
系。李鴻章和當時的駐美官員伍廷芳也各有捐贈。當時哥大的意見是以卡本尼埃的名字命名
漢學講席，卡本尼埃堅持以丁龍的名字命名。該講席是1901年設立的，至今其講席是丁龍命
名，在世界範圍內，這都是異數。二戰後，該系增加了日本研究等內容，改名為東亞系[2]。

　　東亞系的韋慕庭（C.Martin Wilbur）使哥大與中國的聯繫更加密切。他自小在日本和
中國長大，回美國上的大學，研究生是在北京讀的，因此漢學功力很深。他在自然史博物館
和國會圖書館工作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美國國防部工作，也曾任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
後來還曾任國務院遠東研究處中國部的負責人，因此，他對中國現代史非常了解。他是口述
中國歷史的發起人和中堅人物[3]。因此，在上個世紀70年代張國燾潦倒香港之時，哥大就資
助了他的生活，條件是寫一部回憶錄。北大才子出身的張國燾果然不負委託，寫出了《我的
回憶》（3卷本）的漂亮回憶錄，是研究中共黨史的珍貴資料，在國內有內部發行版。張國燾
的妻子楊子烈也寫出了《往事如煙》的回憶錄。在世紀老人張學良的最後幾年，哥大也派人
採集了他的口述歷史，錄音十多盤，在張先生去世後整理成文字，編出索引供讀者閱讀做研
究中國現代史之用。但不許抄錄，不許拍照，因此，張學良的口述歷史對於大洋彼岸的國人
很有吸引力，因此，來哥大不久，我就去瀏覽了這一手工記錄中的3卷，發現它基本上是對張
先生及太太的歷史閒聊的記錄，沒有主題的先後，說到哪算哪，作為書印出來真是乏味，只
能作為研究的史料用。但我還是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例如，趙四小姐就堅持認為張大
帥死於醫療技術不發達，如果被炸後當時能輸血，他就不會死。還有張學良義釋傅作義的故
事，後者曾經被張大帥的軍隊俘虜，大帥命令執行死刑，但張學良頂着不辦，把人放走了。
可以看出，儘管我認為這些資料的意義不如想象的那麼大，但哥大是花了相當的人力和物力
收集和整理它們的，這證明了這所大學對中國的高度重視。

五、哥大中國留學生人物誌

　　還可以說，哥大是與中國人的留學美國史淵源極深的大學。今年的一個LLM班就有15名中
國學生。據說吸納140多個國家留學生的哥大吸納的中國留學生數僅次於紐約大學。這是由來
有自的，從留學史來看，粗略統計一下，就發現著名的中國學者如胡適、馮友蘭、徐志摩、
陳公博、宋子文、顧維均、梅光迪、任叔永、陳衡哲、潘光旦[4]、聞一多（只有他寫出了當
時的哀痛）、吳鍵雄、李政道、謝希德、趙元任、李芳桂等都在哥大學習或工作過。這是
1949年以前的，此後，羅豪才（他是CLIG項目的中方主席）、江平、張晉帆、王錫鋅、劉仁
文、陳澤憲、梁治平、沈四寶、焦津洪、陳光中、蔡定劍、符啟林、劉小楠、黃海、徐國棟
等法學者來過這裡，另外《讀書》的主編汪暉在這裡教書。六四以後又來了一些流亡的中國
人如對話代表團的首席發言人項小吉、工自聯的法律顧問李進進、被通緝過的學生領袖李
錄，還有王軍濤等。魏京生在這裡做過關於人權問題的報告。這裡開過刑滿釋放的王丹的歡
迎會，據說期間民運人士們由於爭說自己的受苦經歷，以致於打起架來，互相投擲相機。

　　在這裡呆過的中國人的感覺如何？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出身的聞一多於1922年7月來哥大，
住過校園附近的Clearmont大道114號，他說過實話。“留學若非過來人孰知之？作中國人之
苦，若非留學孰知之？”“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俟後
年年底我歸家度歲時，當與家人圍爐絮談，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積憤”[5]。他的“洗衣歌”
還描述了華僑的哀痛，記得其中有“你們的欲望的灰，我們洗”之句。

　　為何哀痛？因為聞一多留學美國的時期，正處在美國排華的時期。從1882年到1943年實
行排華法案，美國以官方的態度歧視中國人。直到1943年中美兩國建立起抗日友誼，美國國
會以法律允許在中國出生的華人通過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後，中國人的日子才好過一些。以後
就逐漸好起來，以致於到今天，諾貝爾獎獲得者吳鍵雄（Vivian Chien Shiung Wu）的照片
被掛在哥大書店作為激勵學生的榜樣，並不因為她不是美國人而否認她作為榜樣的價值。她
是吳佩孚的侄女，其丈夫袁家騮則是袁世凱的孫子。導致後來李楊得到諾貝爾獎的貝達衰變
實驗是她做的。李楊只不過因為他們兩頁紙的論文與泡利相左而震動物理學界[6]。

　　大家都因“再別康橋”的詩篇而知道徐志摩是劍橋出身，都不知他1920年9月離開哥大往
英國的。徐志摩的父親為殷實商人，希望兒子讀書理財，因此，他在哥大學的是財經。先往
克拉克大學學銀行和社會學，後到哥大讀碩士，選學了政治、勞動、民主、文明、哲學、科
學、文學等課業。他關心社會問題，甚至讀起了列寧的著作，得到了“布爾什維克”的綽
號。其碩士論文是《論中國婦女的地位》。初來美國，他一切好奇，主動參加美國學生的軍
訓，傾聽各種演說。他當時的志向也是當一個理財家，遂自明為漢密爾頓·徐，取哥大出身
的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之名為名。其時也，並無寫詩的興趣。後來放棄了哥大的博士往英國
追隨羅素，遇林徽因生戀，才成為詩人[7]。徐志摩沒有談過他在哥大的遭遇，但他離開哥大
往英國的事實不能證明他在哥大過得很愉快。

　　哥大出身是胡適一生的3大自豪點之一。他於1917年4月27日在哥大完成其博士論文，同
年5月22日通過了答辯，於是應北大之召回國。1927年，哥大才追授胡適博士學位。50年代
初，國共大決戰見分曉後，胡適赴美，同林語堂先生同居紐約，經常到哥大借書，但哥大沒
有聘他們教書（但聘了趙元任、李芳桂教書），有人認為是校方怕他們與本地人競爭。胡適
遂生活拮据。台灣政府曾專為他撥6萬美元，遭拒。最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過短期的中文圖
書管理員[8]。胡適以哥大為自豪，哥大卻薄待胡適，一冷一熱成對比。而且，胡適一生自稱
哥大哲學博士，後來人們卻不能在哥大圖書館找到他的博士論文，博士真假問題成為懸案，
也成為胡適先生心中永遠的一塊痛。

　　儘管有人證明了胡適的博士學位為真，但我對此仍有疑問：理由一，其題目是《先秦哲
學史》，不是專題研究，而是斷代史，不合美國博士論文的選題要求，甚至不合90年代後的
中國的博士論文的選題要求。理由二，如果胡適完成了論文和答辯，因沒有等到博士論文出
版而沒有獲得博士學位，那麼，為什麼哥大建校200周年時東亞圖書館的館長Howard
P.Lindon編的《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中不收胡適的論文？而且中國
學者袁同禮編著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也不收？這樣的目錄並非授予學位的依
據，而是作為資料力求收羅廣博的。看來，胡適是否真的完成了博士論文真是個問題。如果
我的懷疑得到證實，胡適與《圍城》的關係清晰起來，是一個借洋人唬國人的個案。用美國
的話來說，胡適說了謊，這是該國的人最容忍不得的事情。當年不要他教書，可能就是因為
這個原因呢！無論如何，哥大的東亞圖書館現在有胡適的塑像，算是對一個忠誠校友的補償
吧！

　　馮友蘭於1919年抵哥大學習，住在後來聞一多要住的Clearmont大道114號。他在這裡把
孔子的學說傳播到西方世界。歷經磨難後，他於1983年回到哥大母校得文學博士學位。期間
因批孔的經歷遭人詰難，他因此老淚長流。在哥大求學期間，他感到西方近代科學發達基於
兩種動力：一是尋求認識自然界的知識，二是尋求統治自然界的權力。而中國人只求幸福於
內心，疏於追求認識自然、控制自然，因此研究哲學史，希望解剖中國人的精神結構並發現
其弱點[9]。

　　應該說，還有一個非學人與哥大有勾連，他就是清末的名臣李鴻章。前面已經說到他與
哥大漢學系的勾連，但他還與哥大有另外的聯繫。美國南北戰爭後，李鴻章來到美國，在克
萊蒙大街哥大的外國學生宿舍後面的格蘭特總統的墳墓後面種了一棵樹，它至今存活[10]。
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垂老的李鴻章航來美國不易（似乎是乘船3個月），當地華僑十分感
念。

　　說了這麼多古人，必須說一個今人。現在的哥大法學院院長Leebron教授的妻子孫樂平就
是89級的哥大畢業生。她大概是在求學期間認識其丈夫的。結婚後生有兩個小孩，他們長得
更像中國人。今年的新生入學後，院長總是以他自己和其妻子的名義分6批把所有的新生（包
括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邀請到他占了半層樓的家裡參加招待會。我不請自到參加了其
中的一次，主要目的就是看我們這位成功的女同胞。我注意到他們家室內的裝修基本上是中
國風格。

六、哥大的中國法研究中心

　　與哥大的東亞系相呼應的是該校法學院的中國法研究中心。1973年，也就是在尼克松訪
華的當年，娶了中國妻子的Randle Edward教授在這裡開始講授中國法，是全美第一，因
此，這裡的中國法研究中心也“歷史悠久”。相比起來，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中國法研究中心
只有5年的歷史。

　　Randle喜歡講中文，課間時常嘣出中文詞句，以示地道。他退休後，接任的中心主任
Liebman教授是耶魯中文系本科畢業，1986年在景山中學上過學，在台灣和大陸工作數年，他
更是把中文變成了中心的官方語言。他聘請的助手也是中國人。他的中文講得很地道，沒有
洋人中文的怪腔怪調。在他的辦公室，中國人幾乎不被允許講英文，這倒打消了我第一次見
老闆的語言麻煩，但這極大地影響了俺的英語水平的提高，反倒是老闆的中文水平天天見
長。他一再通知我參加他的中國法課，讓我意識到不去不行。去了以後覺到不錯，一是他的
視角新穎，中國法被他按照美國人的判例和材料的方式講，讓我覺得很受啟發；二是因為他
的英語講得極快，他邀請來這裡做中國法講座的美國人的英語我都能聽個差不離，但我聽他
的英語卻極為困難。我的想法是，拿下他的英語後，其他人的英語就不在話下了。不過，我
從間接的渠道得知他因為我和其他中國訪問學者的在場而感到緊張，因為我們都是法律專
家，如果露怯，肯定逮個正着。

　　這樣的事果然就發生了一次。Randle教授已經退休去華盛頓了，有一次回來講課，我是
聽眾之一。他講到清代的中國沒有一個律師、沒有一個警察。課畢我用中文主張清代的中國
有兩種律師：一種是刑名師爺，為官僚提供法律服務；一種是訟師，為老百姓提供同樣的服
務。這下抓住了毛病。蘭迪有些慌亂，當場表示根據美國憲法和刑訴法拒絕進行不利於己的
翻譯，又說訟師是被禁止的。看來我無意中搞了一次“破壞”。如果我要提到中國古代還有
警察，破壞性還會更大。說起來，武松就是一個現代的探長嘛！不過，坐在這樣的課堂里，
聽人家講文革，講中國的憲法到底有什麼用，心裡挺不是滋味的。在50年代的蘇聯課堂如果
有人講同樣的話而聽的中國人沒有當場站起來反駁，回國後可能就有麻煩了。

　　與哥大的東亞系起於漢學相反，哥大的中文法律藏書是位居美國第二位的阿塞·戴爾蒙
德法律圖書館中的東亞諸國的法律藏書中最差的。日文法律圖書是東芝公司贈送的，號稱日
本以外世界第一，有一個專門的藏區。韓文的法律書規模小些，但書的檔次尚屬上流。中文
的法律書淪落在地下室，只有幾架，沒有漂亮的大套書，一些法律匯編亦非權威的版本，而
是一些律考資料式的東西，讓我這個中國法律人汗顏。大概要富到一定程度了，才會充分注
意在外國擴展自己的文化吧！

　　[1] See Alexandra Atkins(edit),Facets,2001-2002,Facts about Columbia
Essential to Students.pp.6ss.

　　[2] 參見王海龍：《哥大與現代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及以次。

　　[3] 參見王海龍，前引書，第19頁。

　　[4] 參見王海龍，前引書，第41頁。

　　[5] 參見王海龍，前引書，第41頁。

　　[6] 參見李曉林：“克萊蒙大道的故事”，載《華夏文摘》第600期。

　　[7] 參見王海龍，前引書，第36頁及以次。

　　[8] 參見王海龍，前引書，第25頁及以次。

　　[9] 參見王海龍，前引書，第50頁及以次。

　　[10] 參見李曉林，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