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學術權力回歸學者

——與教育學者楊東平一席談

應該引入公開化的社會評價機制

記者：近幾年有一些社會機構對中國高校實力進行了排名，比如象網大，這種排名引起了很多爭議，相信您也聽說過。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排名的？它是否能夠真正體現中國高校競爭力的強弱對比？

楊：在國外也有很多這種大學排名，跟國內不同的是，它的排名是由一個非政府的民間機構進行的，運行了很長時間，在教育界很有權威性，而且得到社會公認。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信息是公開的，但這兩個前提目前在中國還不具備，就是信息的完整性和公開性。這樣中國沒有一個權威的民間機構，網大排名出來後，教育部作了干涉，不鼓勵民間機構進行這種排名，認為會造成某種不公平，另外還會擾亂高校的秩序。教育部現在授權中國教育網進行某種單項的排名，比如象科研經費、發表論文，認為它的信息更為準確。但我認為，大學排名是應該進行，應該有民間機構來組織進行，不應該由政府部門來進行。關鍵是怎樣客觀、公正地看待大學排名，大學排名在最初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或者有些評價指標也是可以討論的。通過社會民間機構對大學的綜合實力和社會影響進行排名，是一種最為通常和普遍的做法，中國應該引入這種社會評價機制，防止大學或學校教育在一個封閉系統中的自我評價。

記者：現在國內對大學競爭力的評價指標一般包括發表論文數，比如說以SCI《科學引文索引》為統計標準，還有的以學院學科數、重點學科分布等作為衡量指標，您認為是否科學？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怎樣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大學實力評估體系？

楊：這就像評國際競爭力一樣，國外一般有若幹個機構、研究所提出各種不同的評價，象世界銀行、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中國也有自己的評價，每一種評價都有它特定的指標和出發點，可供參考，不能作為定論，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不能把它太當真。作為高校來講要有種平和的心態，它和行政系統的評價不同，後者可以決定高校的命運。這種社會評價是從一個側面來比較不同的狀態。我個人比較看重的還是“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最優秀的大學”等，這種評價比單純的科技能力評價有意義得多。而我們現在科技力量的評價已經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怪圈，拼命地爭數量，爭規模，爭競標，助長了當前的重量不重質，造成了規模膨脹傾向。比如說以博士點、碩士點數量來評價學校，這是非常不可取的。在美國有些非常優秀的大學，規模很小，只有幾千人，但學校大小和好壞沒有大關係，和博士點數量也沒有關係。現在各個學校不顧條件、不擇手段拼命地建博士點、挖導師，這是很膚淺的。你把一個院士移植過來，就成著名大學了？應該具備的學科基礎、人才背景都不存在，這其實就是自我欺騙。一個80歲的院士有多少活力？所以各地紛紛炒作這種現象，我個人是非常反感的。

記者：您認為衡量一所大學的競爭力應該包括哪些因子？在國外，一般把歷史聲望、現實知名度，包括學生就業率作為衡量指標。目前國內往往往停留在規模、數字上如學生、教授和院士人數，您認為科學嗎？

楊：這些基本指標都是相似的。外在的指標是可測量的，從統計學上講是容易檢測的數據。其他軟的環境和信息，你是沒法測量的。這些評價指標，各國基本差不多。

破除過強的單一學術評價體系

記者：您認為造成高教領域浮誇風的根源是什麼？現在大家都把矛頭指向教育部，認為是多年來的統管和主管在束縛着高等教育的發展。

楊：我認為是由於目前這種過強的單一評價體系造成的，完全由行政系統來主導。我們所有的大學都是由教育部管轄的，沒有自己多樣化的追求。而由政府自上而下的評價到目前為止主要以數量、規模來衡量的，如博士點、碩士點、重點實驗室和科研經費、獲獎數、博導數等，就是這些指標。這些指標只對某些極少數研究型大學是適用的，大學的功能和類型本身是很多樣化的，比如說一個地方的師範院校怎麼可能跟清華、北大這種綜合性、科研型大學相比較呢？可惜我們就這麼一套評價體系。因此各個地區的小院校都得遵循這些指標，這是非常可怕的。多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管理是以重點院校作為出發點的，比如說60年代頒布的《高教六十條》，本來叫教育部直屬重點院校管理條例，但這個條例成為指導所有學校的普遍條例。這麼一個大國，教育本身應該是多樣化的，它所承擔的功能和使命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目前只用這樣唯一的一套指標，大家都追求這個東西。問題就出在這裡。

記者：我想您聽說北大王銘銘事件，我覺得現在學術腐敗跟這些評價指標非常有關係。現在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水平，往往看他發表的論文數，用完全定量化的方法來衡量。這就滋生了很多問題。

楊：這種定量化的評價體系相比過去沒有標準是一種進步。但把這種標準定量化、僵硬化變成唯一的一種標準，這個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尤其在中國當前學術大躍進的情況下，大家拼命追求高指標的心態下，這種危害更大。也就是說，比較或統計在任何一個國家和時期都有，但你不能把它作為拼命追逐的目標。它本來是客觀發展狀況的一個反映，不應該把追求數字作為目標，跟經濟發展一樣，本來經濟發展的動機是改善生活、有利民生，如果你把數字增長作為最基本的訴求的話，這就有問題了。

記者：現在有很多人提出給高等教育鬆綁的問題，目前大學的自主權還沒有得到釋放。教育部的統管和主管思路制約着高教的發展壯大，導致學術腐敗和高校腐敗現象在擴散。我不知道楊老師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楊：這個問題已經談了有20多年了。高教自主權從1979年就提出來了，1985年中共中央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也把它作為一個明確的目標，到1995年的《高等教育法》，在理論上是沒有爭議的。但實際上在這一輪的高教體制改革中出現了一個新情況，在國務院的機構改革中，大多數部委屬院校下放給了地方，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部委重點院校歸到教育部了，這樣一來，教育部直屬院校在改革前只有30多所，現在增加到70多所。這70多所都是中國最優秀的重點大學。這造成了什麼情況呢？對這70多所院校來說，從某種程度上說教育部對它的管理權更大了，這種情況直接影響了教育部職能的正常發揮。教育部的直屬院校規模加大70多所，教育部管理職能的不適應我相信是有增無減。有人說，教育部僅僅是這70多所院校的領導班子，這70多所院校就要占據教育部領導的絕大部分精力，所以這種部委院校的管理模式有很大弊端。當然，有一部分部委院校已經下放到地方了，但目前教育部直屬院校太多，而且教育部的管理行為、政策出發點基本上是從這些重點院校出發的，這是目前很多教育政策不適合大多數情況的一個根本根源。

光靠錢堆不出世界一流大學

記者：現在國內有一批名校相繼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國家政策也擬資助10所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很多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這會造成操作中的不公正和浮誇現象。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楊`：這是一個特定問題。從90年代開始，中國實行了“211工程”。當時的目標是，要在21世紀建設100所優秀的大學，強調重點建設。後來發現以中國的財力，想建設100所是不可能的。從1998年起，國家提出重點建設好兩所大學：北大和清華。具體說，這兩所學校連續三年投資18億，但這個政策一公布，馬上引起同類高校的不滿。復旦、上海交大和浙大等國內居於前列的綜合性大學紛紛提出，為什麼不能多幾所呢？所以形成了現在“2+8”的說法，清華、北大再加上8所，現在加幾已變成了越來越模糊的概念了。“2”以外的學校都是採取共建的方式，就是教育部和地方聯合共建，投資的強度都大大低於清華、北大，共建的前提就是出錢。現在有10到11所這樣的大學。對一個國家來說，重點建設幾所大學，這也無可厚非。但這種重點到底是應該由官方確定的，還是在市場中競爭形成的？很多沒有進入這個範圍的學校就憤憤不平。在一個市場化環境中，這種局面應該是自然形成的，不應該政府任命。在中國現實的國情下，因為長期沒有一個競爭環境，清華北大獨大，這種現象持續了那麼多年了，所以這個重點建設的政策本身現在也有人在質疑，是應該重點投資給那幾所大學，還是應該引入競爭機制讓更多優秀大學得到機會？但在中國目前的管理中，還是靠行政指令，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模式。

記者：在您看來，“世界一流大學”應該具備哪些基本條件？

楊：這是我非常想說的一個問題。真正嚴重的問題在這兒，是不是花了那麼多錢就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清華、北大作為重點建設大學，三年投入各18億，這在中國已經是破天荒的了。香港中文大學2000年的經費是50億港幣，我聽到這個數字非常震驚。那麼香港中文大學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學呢？可能在亞洲前10所大學裡，我不知道香港中大是否榜上有名？如果要在教育經費、行政費用、教學設施和教師工資上和西方、港台學校比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話也說回來，即便給你北大100億經費，你就是世界一流的嗎？世界一流大學並不是靠錢堆出來的。如果有錢就能造出世界一流大學，那麼最一流的大學應該在沙特阿拉伯。但我們知道那兒並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相反，在半個世紀以前，在民國時期的北大，它造出的學術成果和文化貢獻是今天沒法比的。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也仍然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和大師。所以辦大學和辦公司、工廠是不一樣的，並不是只要我有錢就能達到某一種水平，完全不是這樣。比錢更重要的是現代大學制度和現代大學精神，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有再多的錢也是沒有意義的。

學術腐敗的根源是學術不獨立

記者：楊老師，這幾天我恰好在看您主編的《大學精神》，非常有感觸。當時一批教育學家提出的許多觀點應該說是非常有遠見的，比如說梅貽琦針對當時政府重實科輕文理的政策，他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觀點，實際上今天就被其不幸而言中。那麼，重溫大學精神，您認為今日大學應該從中吸取哪些精神養分？

楊：現代大學制度和大學精神最基本的就是確立一個學術自由的價值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由學者來進行學術管理和學術評價的制度。現在出現的教育腐敗和學術腐敗的現象，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學術權力不在學者手裡，而是掌握在行政官員手裡，這是“官本位”對學術的傷害。近年來大學的官場化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社會上的“官本位”和官僚化對大學的發展造成了侵蝕。從理念上講，大學有一套自己管理的規範，它的產品是學術和學生，但是現在它的個性被忽視了，上級機關把它作為行政的下屬，這是“官本位”的侵蝕；還有就是商業化，一開始是由於教育經費短缺的經濟壓力造成的，後來越來越變成了許多人自覺的動力和行為，這種商業化的傾向又對學術發展造成了很大歪曲和損害。比如說北大有位姓李的教授，從事納米技術研究，號稱可以把水變成油，這就是很典型的假冒偽劣，打着納米技術的旗號從事以贏利為目的的學術欺騙。象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近年來出現了好幾起比較嚴重的剽竊事件，都是在這種學術的急功近利、泡沫化和浮誇風的背景下導致的。

記者：您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學術不自由？所以，我認為象蔡元培主持北大時提出的“教授治校”，在今天看來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楊：剛才我講到了學術權力並不在學者手裡，我們的學術評價比如職稱評定等基本上是由行政系統、黨政領導來確認的。我個人認為，教授治校是改善學校學術環境一個很基本的方面，其實在1957年，很多民主黨派人士象費孝通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教育獨立、學術獨立就是要避免政治系統、宗教系統對它的干預，在中國當前的現實下，這種影響一個來自官場，一個來自商場，這兩個方面對學術公正、學術發展造成了不恰當、不健康的干預。

記者：教育進入市場後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象您剛剛談到的商場化現象。那麼，現在我們的大學教育目標需要做些什麼樣的調整？半個世紀前的教育學家提出了是以培養通才為主還是以專才為主的問題，到現在還在爭論，那麼，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楊：這些問題現在全都存在，而且某種程度上還越來越激化。現在的社會背景和二十、五十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整個社會信息化、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職業變動加速，對人的充分性、適應性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是我們的教育系統還是沿襲五十年前的以專業分工為主的“專才模式”，我們的大學是按專業來招生的，在國外是按學院比如文學院、理學院來劃分的，經過兩年的通識教育，再來確定你的專業方向。但在中國，當一個中學生在對自己職業和專業毫無了解的情況下，就去選定一個終身去從事的專業，所以，在中國的大學裡，不喜愛自己專業的學生和無條件學習自己喜愛專業的學生的百分比是相當之高的。剛剛中青報的一個記者作了個調查，這個比例達到了40%，你可以想象，這是個多麼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

大學者，有一流校長之謂也

記者：還有一個問題，關於大學校長的產生機制。要建立現代化的大學，未來的大學校長的角色應該怎樣定位？是教育經理人還是教育學家的角色？

楊：現在出現了兩種傾向，一個是通過行政系統來任命校長，而且最近一兩年出現一個很壞的傾向，教育部把它的司長下放到重點大學當校長，把大學校長作為它安排幹部的一個途徑，這是“官本位”一個很惡性的表現。另外的途徑就是春節前報紙報道，廣東面向社會招聘大約12個副校長的職位。這種做法又有點把選拔校長變成招聘公務員，視為同類的事件。這是引入幹部制度改革後的一種做法，但對選拔大學校長來說，這是否正常呢？肯定不是。因為大學校長是個高標準、高學術化的崗位，他和選拔公務員的途徑和方法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同樣，也不應該用任命官員的方法。

記者：那您認為大學校長的產生機制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楊：在這方面，國外有一整套非常複雜的程序。它有一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既有社會的參與，又能充分體現學術界的學術評價，當然還要考察它的道德人品、管理能力等等。通過這樣一個複雜程序。你只要想想，在西方大學裡，如果有一個教授的空缺，都要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公開招聘，經過非常漫長的程序，就能想象，一個大學校長的產生過程是多麼的嚴密和複雜，絕對不是用任命官員的方法來解決。

記者：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它的校長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素質？

楊：八、九十年代的時候，中國對大學校長附加了很多要求。八十年代時，鄧小平提出了幹部的“四化”，要求請學術大師來當大學校長。當時，象蘇步青、謝希德、錢偉長等一批著名的學術大師出任校長，但到最近幾年，此風大變。國家比較強調大學校長首先必須是政治家，有這樣說法。從學校來看，認為校長的管理能力比學術能力更重要。所以現在的校長類型很豐富，很難說有一種現成的模式。校長類型的差別很大，有學術型的、政治型的，也有管理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