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混事的人都知道，中國人的領導藝術那是很高超的藝術。在中國當領導，特別是各個部門、單位的一把手，因為集中了很大的權利，所以領導的態度基本決定了其下屬人員最後的成功的程度。這話反過來說，如果有領導支持，基本是披荊斬棘，所向披靡；如果沒有領導支持，那只能是小打小鬧，最後也好不到哪裡去。

中國那些領導，個個都是人精，語言表達能力非常之強，如果不是非常親近之人，你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可以多面理解的內容。領導的話，從四面八方怎麼理解都是對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內容。領導的話，你認為它是真的就是真的，你認為它是假的就是假的，你認為虛的一點內容沒有就是空蕩蕩，你認為是真的那一定就可以理解成千真萬確的內容，反正怎麼理解都覺得沒有問題。話往好的地方說，那就是精明，話往壞的地方靠，那就是滑頭，所以要得到領導真心實意的幫助，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在中國做事情，如果沒有領導真心實意的幫助，那麼一定是什麼大的事情都難以做成。如何得到領導的支持和幫助呢，這是一個很難的事情，因為領導的風格、性格、嗜好、追求各不相同，很難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手冊，不過有一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如何讓領導利益最大化是一個基本普適的定律，問題是如何定義利益則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我在國內的第一任領導，因為是他將我召回國內，所以對我的支持當然是不遺餘力。應該說，沒有他的大力支持，我在國內的工作根本就無法開展，他在位的一年多時間，給了我、我們單位很大的支持，讓我能夠快速立住腳，很快熟悉國內的情況，並立刻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去。遺憾的是，一年以後，他因為年齡原因退休，換上來的領導和這位領導並不是一條戰線上的同志。因為我和前任領導的關係，大家自然而然就把我給歸入了前任領導的類別中，屬於前朝老臣之類，先天性地就有了一些不足，難以和接任領導之間建立很好、很親近的關係。

如果說，我之所以最後決定離開那個單位，最為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能夠得到時任領導的最真誠的支持。我這樣說，表面上對那位領導似乎有點不公正，畢竟，我們單位後來發展得還是非常不錯，如果沒有時任領導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行的。可是，領導的支持還是很有區別的，也會體現出各種類型。一般地說，作為下級單位，只要你好好地工作，不犯錯誤，不給領導出麻煩，並且給予領導應有的尊敬和順從，除非你們曾經有過階級鬥爭的歷史，上面的領導是不會也無法過分為難下級單位的，畢竟和比自己低一級的人戰鬥也不會給自己臉上爭到多少光彩。

這就是說，如果你不希望跳躍性的發展，好好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般情況下領導還是會支持的。可是，具體到我個人，我自己原來的想法是，我一直就是希望單位能夠跳躍式地發展。要想跳躍式地發展，就需要很好的物質和人才條件。在基本物質條件滿足以後，剩下的就是人的問題，說得漂亮一點，剩下的就是人才的問題。人才問題的解決，在中國那個大環境之下，除了經濟等原因，地理環境優勢有時顯得更加重要，特別是例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其吸引力遠遠不能用一般的金錢來衡量。

在我回國之後，在考慮單位發展的時候，其中一個重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夠把單位從哈爾濱搬出去，搬到地理環境好一些的地方。前文已經交代過，北京雖然是我的第一首選，但是那是不切實際的想法，一是我們部門在北京已經有了N個研究所；二是北京也不稀罕我們這樣需要國家花錢、不能直接產生財政收入、更不能產生雞屁股（雞的屁）的單位，所以我的目標就是上海或者是天津那樣的直轄市。兩者之間，當然先選擇上海了，不過前期的工作只能悄悄地偷偷地在私下進行，也只能是自己私人前去協商了。

上海方面的聯繫，還是在最早期的醞釀階段，好在通過私人的渠道，我和上海市政府的一位級別不低的領導拉上了關係，前後去了不少次，都是一個人私下前往的。國內單位的領導出差，一般都帶上一兩個助手，一是自己省事，二是還挺有身份的樣子，我呢，總是一個人偷偷地去，也不和別人打招呼，以至於生出許多誤解來，不理解內情的人，以為我在南方還有幾個小秘呢！和上海方面最初的接觸還是比較順利的，幾次交談之後，見了幾個人，都具體談到要到浦東哪裡建，家屬戶口和工作，孩子教育等，貌似一切進展順利。不幸的是，這一切都沒有着落的時候，我那位熟人因為種種原因離開了政府的那個崗位，當然不是什麼光榮離開，所以人家的心情不好，新地方位置不好，就不再願意給我、也再無能幫我牽線搭橋了，所以我們單位希望搬遷上海的想法還沒有成型就早早地夭折於坯胎之前。

後來，到2004年底的時候，天津市的一位很有魄力的領導，開始大力發展天津，其中包括規劃發展濱海新區和發展高科技園區等。我也從幾位熟人那裡聽到了天津方面希望我們這樣的單位遷入的消息。好在我們系統在天津有兩個兄弟部門，有一個部門的領導還和天津市體工委的領導熟悉。就這樣，我又開始了前往天津的單位相親活動。

經過幾個來回的交談，內容越來越具體，所以交談就逐漸變成了比較正式的會談。我帶隊去天津談，天津的領導和同志帶隊去哈爾濱實地調查，然後是具體的事項，包括啟動基金、工作地點、住房建設用地、家屬戶口、愛人的工作和孩子的就學問題等，基本落實了我們所需要的所有的東西。

原本以為我們在下面交談得如此具體，包括考慮了各種細節的東西，基本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到了我們領導那裡，也就是一句話的事情，可是領導就是領導，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就是沒有明確表態。天津方面明確表示，只要我們部門的老大和天津政府的老大（大家在網上都可以查到這些人物）坐下來，談一次，表個態，剩下的就是我們具體去執行罷了。本來以為手拿把恰的東西，結果到了領導那裡，就像鑽入了一個無底的黑洞，頓時迷失了路線和方向。

細想起來，一個千人的研究所，就是離退休400多人不去，加上學生，也有500、600百號人，全部搬遷，哪是哪麼容易決策的事情？中國官場有一個不敗的訣竅，那就是，反正自己沒有想好的事情，就不辦，這樣也就不會出現錯誤，所以自己的位置就不會受到影響。在上級決定下級命運的官本位體系下，中國官場的為官之道就是要學會磨和混，出格的事情不錯，就不會有大錯誤，自己的位置就不會有大的問題。

就這樣，在我們部門領導的思考之中，時間一點點地過去，天津的發展也開始日新月異起來。再過了1年多，對方本來積極希望我們搬去的想法也在時間的長河中逐漸消失，而當時擺在我們眼前，可以給單位一個決定性的轉機的機會就這樣消失了。

消失了可以搬離哈爾濱的機會，等於給我們單位的發展徹底地封上了屋頂，而我在國內工作的最為重要的動力也隨之消失。隨下的日子，天津飛速發展，房價一路高歌，規劃越做越大，規格越來越高。

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如果。不過，要是能夠讓我說一次如果的話，如果我們的領導當年同意了我們的搬遷，那麼剩下的事情就一定是兩個世界的事情了，想必當年陪我去天津的同志們一定有着深深的同感！

今天回頭來看，還是很感謝那位領導的，如果他當年要是容許我們單位搬遷的話，至少我目前應該還在國內吧，那麼，到底對於家人和自己個人的生活和家庭，有着什麼影響，已經是無法評論的內容了，畢竟，這個世界沒有雙行線，選擇了一個，就沒有其他。

對於搬遷這件事情的最後總結，我想得出的幾個結論就是：在中國辦事，沒有領導的支持是寸步難行！

海歸記事（24）：漫天飛舞的政府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