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百年校慶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央政治局九巨頭中有六人出席，胡錦濤、吳邦國、習近平等清華校友蒞臨慶典，前排就座，而作為主人的清華校長顧秉林等人則敬陪末座。慶祝大會共有八千多人參加，會場佈置得跟全國“兩會”極為相似，大幅標語則書寫着“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步伐，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這陣勢夠排場的，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可是俺就是覺得不對勁兒，不正常。這是校慶？還是黨中央在開大會？也許有關方面想把這次慶典搞成一個加快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步伐的造勢大會。可是，這麼個弄法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嗎？

這個問題俺思考了一段時間了，也發過幾句牢騷。前年就讀到文章說，錢學森臨終前曾發表過一通談話，大意是指責中國大學缺乏創新精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相信這回錢老說的是大實話。可是他還是欲語還休，沒有把話說透。

錢老重點講了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他發現，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

其實錢老的這種觀點並沒有什麼新鮮的，有點獨立思想的人都應該能看得出來。問題出在哪裡呢？錢老歸咎於“受封建思想的影響”，這我不大同意，我覺得大學缺乏創新能力和封建思想沒有多大關係。在我看來，對大學的思想控制和行政干預是造成大學獨立精神和創新意識萎縮的最主要原因。

今天的中國大學最缺乏什麼？師資嗎？學生嗎？經費嗎？校舍嗎？這些好像都不是太大問題了。應該說，和以前相比，中國大學辦學條件已經大大改善了。很多大學大量引進並培養了高層次的師資，政府也制定了這個“工程”，那個“計劃”，投入了大量經費改善辦學條件，大學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中國學生是公認的全世界最聰明最勤奮的學生。錢越花越多，條件越來越好，可是中國大學卻越辦越差，不見什麼起色。為什麼？歸根結底一句話，中國大學缺乏自由思想的環境和具有獨立人格的學者。

大學要有創新精神才能自立於世界大學之林，而創新精神的培養則需要自由的環境，需要有獨立人格的學者群體。而這些卻是當代中國最缺乏的。在一個思想壓抑、處處有關卡、禁區的環境中，不可能迸發出探索創新的思想火花。思想控制和行政干預使得大學失去了作為學術組織的自主性與獨立性，知識分子也失去了心無旁騖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獨立品格。獨立性是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財產，失去了獨立性，知識分子就失去了賴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大學淪為政治的工具，其學術生命必然枯萎，其命運必然顛沛流離。中國大學受政治左右，無法做到思想獨立，學術自由，更難以在國際上產生較大影響。

在一篇《影響現代大學制度的外部因素分析及改革建議》，有人竟這樣解釋大學與政治的關係，“大學與政治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大學須受政權性質、政治體制等的制約，同時又通過發揮大學的政治功能服務於政治”。“現代大學對社會政治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受教育者進行政治教育，傳播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培養專門的政治人才和法律人才；擴大受教育機會，促進高等教育平等，促進社會政治的民主。”嗚呼！這真是中國特色。大學服務於政治是中國大學的定位，也是它的悲劇。以政治統治學術，如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

政治教育在中國當代教育中所占比重之大，凡經歷過那種教育的無不深惡痛絕。有一個學生這樣說：“小學學社會，中學學政治，大一上思修，大二考馬哲，大三修 毛概，快畢業了又來了個世界經濟與政治…這可怕的政治洗腦…我有點吃不消，可是我發現所有跟我一樣的有為青年貌似都沒被洗成功...我只想說，還我們一個乾淨的大學校園和安靜的大學生活吧！” 一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大三學生給該校校長寫信，也討論了這個問題。信中說，“大學教育者尤其不能和政治有聯繫，有了政治的束縛，如何提倡學術自由？大學應獨立於政治的影響，如果一個大學不能擺脫政治的影響，便永遠成不了一流大學。如果做了官，就不能做教育者；做了教育者，便不能做官。1945年，抗戰勝利後，北大校長蔣夢麟因為做了國民黨行政院秘書長，按照當時《大學組織法》，辭去了北大校長的職務，轉而由胡適先生擔當，當時的校長是如此的偉大！汪泓校長，請為我們工程大做點什麼吧！”連我們的本科生都看出來了，政治的束縛只能窒息大學教育和學術研究。

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學無不堅持其獨立性，決不受政治形勢的影響和干擾，方能數百年仍然巍然屹立。考察世界頂尖大學，它們的辦學理念無不集中表現為，堅持求是崇真的辦學宗旨，追求卓越的辦學目標，以教學和科研為主要職能，以普遍學問為基礎的學科設置，擁有一流的師資隊伍、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這是它們成功的先決條件和體制保證。

先以牛津大學為例。這所建於1168年的學校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大學之一。曾在牛津大學生活了20多年的著名神學家、文學家、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年）在他1852年出版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總結了牛津大學歷經600多年發展演變而形成的教育理念。這就是，大學是探索普遍學問的場所（a studium generale，or school of universal learning），大學的目的是培養紳士（gentleman），大學教育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牛津大學在堅持這種教育理念的基礎上，更明確了自己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新使命：“牛津大學的目標是在教學和科研的每一個領域都達到和保持卓越，保持和發展作為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歷史地位，通過科研成果和畢業生的技能而造福於國際社會、國家和地方。”迄今為止，牛津大學共培養了46名諾貝爾獎獲得者、30位首相。目前在牛津任教的教師隊中，仍有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93位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38位不列顛學院的院士和4位皇家工程學院院士。

創立於1636年的哈佛大學也是以求真為第一要務，校徽上用拉丁文寫着VERITAS字樣，意即“真理”；校訓是“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1869年出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化學家艾略特（Charles W.Eliot），重視大學的學術研究，提倡大學在教學基礎上承擔起科學研究的職能，實行選課制，發展研究生教育，從此奠定了哈佛大學的研究型大學地位。艾略特把德國大學的學術自由精神引入哈佛，從此形成了哈佛大學的學術自由傳統。艾略特認為，大學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獨裁者的地方，學術自由應成為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也是一所大學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哈佛大學一直堅持大學獨立於政治的傳統，曾拒絕授予里根總統榮譽博士學位。

中國現代大學起點也相當高，一開始便以歐美名校為楷模，發展很快。比如燕京大學就是中國教育的一個奇蹟，它只用了短短十年時間，便從不名一文的末流學校一躍成為國際知名的一流綜合性大學。雖然它只存在了短短三十三年，但它在中國教育史上已經寫下了濃重的一筆。燕大為中國各個領域培養了大批頂級人才，五十二名兩院院士畢業於這所大學。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司徒雷登親自定的，“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是由聖經中的兩句話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子來，本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燕大的最高理想是為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單純為某個政治勢力或某個政府服務。這是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先決條件，也應該是中國大學追求的方向。

創立於1898年的北京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對北大進行了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他的大學理念與實踐對以後的中國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實用哲學大師杜威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大學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為了爭取學術自由，衝破大學自治所受到的外部限制，蔡元培在十年的北大校長任內曾經有過八次請辭，由此可見，在中國國立大學要擺脫政治干預有多麼艱難。

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主要體現在：一，完全人格，諸育和諧。他認為：“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二，教育獨立，大學自治。他認為：“教育事業當全面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蔡元培汲取了德國大學學術自由的傳統。他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 四，昌明學術，倚重研究。蔡元培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說：“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的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二十世紀更要依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強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智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五，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總的來看，大學辦學理念會受到一定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以及宗教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雖然一開始就是以英美精英教育為楷模，提倡求真和自由主義傳統，但是也受到了中國現實的深刻影響，使得這種教育理念逐漸扭曲。首先，由於救亡圖存的需要，自晚清洋務教育開始，中國的高等教育就比較強調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形成了比較濃厚的技術主義和工具主義傳統；同時，隨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占據統治地位，自由主義的教育精神漸為國家主義和集權主義所排斥。自由主義的教育精神被逐出大學殿堂對中國教育的戕害甚為嚴重。即使在民族危機重重，動盪不居的20世紀二三十年裡，北大、清華、燕大等一批現代大學仍然造就了大批人才，從中出現了中外知名的科學家、文學家，甚至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新中國成立後對大學的摧殘、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幾乎導致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淪亡。

上個世紀末，中國教育部門曾立下誓言，要儘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然而十幾年過去了，重金打造的北大、清華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依然停留在 200多名，其他學校更在300名開外。以致於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不得不承認，國內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還很大，原本預定“北大在2018年、清華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日程表應該現實地推遲。錢投進去不少，人才也引進了不少？為什麼不見效果？

答案非常明顯，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教育理念和教育環境。行政權力對大學的控制，對學術研究的干預使中國大學完全背離了“學術自由，學校自治”的基本理念，難以產出像樣的成果。有人認為，國內大學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主要差距是缺少一流的師資。沒有一流的師資，就沒有一流的學生，也就沒有一流的教學和科研。誠然如此！可是一流的師資從何而來？引進嗎？從海歸中產生嗎？未必！我相信，只要堅持“學術自由，學校自治”的原則，竭力營造一個寬鬆、和諧、有利於創新的軟環境，中國高校照樣可以產生一流的學術大師。到那時，海歸就是多餘的了。我衷心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