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雜誌社論：當論文被拒絕時——相信自己 百折不撓

當《自然》雜誌慶幸自己發表了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Ｐａｕｌ Ｌａｕｔｅｒｂｕｒ的論文時，Ｌａｕｔｅｒｂｕｒ寫信客氣地指出，《自然》雜誌是在他抗議被拒絕後才發表了這篇論文。《自然》雜誌承認說，確認有不少諾貝爾獲得者的工作在《自然》“陣亡”。西班牙的一位物理學家作過這樣的統計，至少２０多位諾貝爾獲得者的工作曾被多家期刊拒絕，而更多的是被同行拒絕。 《自然》雜誌認為，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工作曾被拒絕凸現出科學中的保守主義，也表明學術界需要多種優秀的期刊。儘管曾出現過歷史性的錯誤判斷，但期刊的編輯仍然能夠提供幫助，而最重要的是有遠見的作者要相信自己，堅持不懈。

我們中的許多人不會花成千上萬的美元去告訴世界自己的利益被剝奪了。但是，當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ａｍａｄｉａｎ發現自己的工作沒有獲得２００３年度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時，他和他的公司這麼做了。他們在《紐約時報》等最著名的報紙上作整版廣告，他在廣告中控訴說，在磁共振成像研究中，他應該和Ｐａｕｌ Ｌａｕｔｅｒｂｕｒ 和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共同分享諾貝爾獎。 無論Ｄａｍａｄｉａｎ舉措的意義什麼，這一事件凸現了對突破性工作進行評價的困難。如果在一個事件３０年後對它仍有爭議，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在歷史有機會給事件下結論之前，一個真正有創新的研究會引發多少分歧的觀點，比如在向期刊遞交論文時或在向基金組織申請時。在後一種情況中，研究人員在對目標的陳述中會將野心掩飾，說從以前的工作中可預測有這樣的結果，這樣獲得經費的可能性才會最大。但對期刊來說，除了堅持真實的陳述外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部分基金組織還是在努力這樣做，他們正計劃鼓勵有風險的、有創見的申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ＮＩＨ）就有一個類似的新目標計劃。歐盟委員會也在設立“新興科學和技術項目”基金，鼓勵有遠見的研究。

遺憾

期刊怎麼了？多年來《自然》雜誌一直以自己發表的內容而自豪，但它也承認在處理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研究論文中的失誤。不久之前，它還高興地預見自己發表了Ｌａｕｔｅｒｂｕｒ的工作，並將其與《自然》雜誌其它偉大的貢獻一同慶祝。Ｌａｕｔｅｒｂｕｒ很禮貌地寫信指出，《自然》雜誌只是在他抗議對他論文的拒絕後才發表了這篇論文。 如果有人認為在這方面《自然》雜誌會犯錯，那麼他應該去看看那些諾貝爾獎獲得者被拒絕的經歷專集，表明他們要如何巧妙地克服障礙努力讓自己的文章得以發表。Ｊｕａｎ Ｍｉｇｕｅｌ Ｃａｍｐａｎａｒｉｏ是西班牙Ａｌｃａｌａ大學的物理學家，他編輯了一份期刊的名單，這些期刊曾拒絕發表２０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論文，他也記錄了這些諾貝爾獎獲得者更多次地被同行拒絕的經歷。 《自然》雜誌承認說，曾經有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工作在《自然》雜誌上“陣亡”。它曾拒絕發表的工作包括契倫柯夫輻射、日本理論物理學家Ｈｉｄｅｋｉ Ｙｕｋａｗａ的介子、Ｊｏｈａｎｎ Ｄｅｉｓｅｎｊｏｆ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ｂｅｒ和 Ｈａｒｔｍａｕｔ Ｍｉｃｈｅｌ的光合作用，以及最初拒絕但最後還是接受的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的黑洞輻射。 《自然》雜誌說，略感欣慰的是他們的編輯有時會堅持發表被審稿人拒絕的論文。１９８９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Ｔｈｏｍａｓ Ｃｅｃｈ說，當他將後來獲諾貝爾獎的論文遞交給《自然》雜誌時，三位審稿人都反對“自剪接ＲＮＡ是催化劑的”論點，但《自然》雜誌將這篇論文發表了。

發表的理由

對《自然》雜誌編輯的一份調查表明，編輯們一直在堅持接受高風險、有希望“閃亮”的論文。比如最近幾年有關幹細胞發育、細胞信號網絡、遺傳與疾病的關係、端粒酶功能紊亂和太陽系外行星等研究，儘管審稿人提出嚴重質疑，但《自然》雜誌仍然接受並發表了這些論文，它們後來被廣泛地被引用。 這些故事說明了什麼？當然，學術界需要多種好期刊。諾貝爾獎獲得者被拒絕的論文最後還是發表在其它令人尊重的期刊上。一些著名的學會期刊的傳統也是值得學習的，比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它發表的一些創新論文，儘管編輯不喜歡，但因為作者是科學院院士，所以論文得以發表。 １９０５年，德國《物理學年鑑》期刊的編輯做了可能是最著名判斷。這一年，愛因斯坦在這份期刊上發表了５篇最重要的論文，包括狹義相對論和光電效應。因為這份期刊在德國馬克思－普朗克學會中有一位偉大的編輯，他意識到發表這類古怪觀點的長處，而且這份期刊還有一個政策是，如果作者是第一次發表論文，那麼就允許他有更多的自由度。但無論怎麼講，同行評議仍然是最好的方法。 然而，如果被拒絕的作者堅持相信他們有爭議的結論具有突破性的價值，他們就應該堅持。最後以重要性問題為理由而拒絕論文的發表，只意味着這份期刊對你關上了大門，但這並不能成為你因此而沉默的理由。記住：當你尋找另一份期刊發表你的工作時，你會有令人欣喜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