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樣提出問題：中國何以沒有出現物理學大師？有人會說，你所謂的大師是如何
界定的？趙忠堯、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等，算不算大師？我不是在作科學論文，只權
當是基於一種感覺上的問題假設和思考吧。

　　華人的聰明現在已得到世界公認，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出身20世紀40年代的
西南聯大，是吳大猷、吳有訓、王竹溪的學生。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高等教育，以清華為
代表，實在有許多了不起的地方。恩·維納還沒有創立控制論的時候，清華就請他來教書
，他和中國數學家李郁榮就有過合作研究，清華後來還請過馮·諾依曼，因為抗戰爆發，
他未能成行；還有在生命科學領域，四十年代湯佩松在建立清華農學院時，對於當時剛剛
起步的生命科學就有過設想，他想建立的就是類似於後來美國霍普金斯生命科學院那樣的
機構，他晚年在回憶錄中對於1949年以後清華農學院的消失痛心疾首。他當時就看到了這
一學科的前景，他連請什麼樣的教授都想好了，像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少壯殷宏章、王伏雄
、婁成後都在他的麾下，但清華不要農學院了。

　　在我的感覺中，中國人的物理才能是一流的，丁肇中是華人，朱棣文是華人，李遠哲
（化學）也是華人，還有吳健雄，何澤慧這樣傑出的女性，但這些傑俊多是在域外顯露出
他們的卓越之處的。

　　我看過吳景超一篇文章:《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吳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會變
遷》一書中的觀點，認為"發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據於文化基礎，那麼中國發明的成績，
所以不如別人，乃是因為文化基礎薄弱，而非由於民族的智慧有什麼欠缺，是很顯然了。
我們現在正在吸收別國的文化，或者可以說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這一點能夠做得園
滿，那麼我們自然也能夠發明許多東西，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所以中國過去積極適應環
境的能力太差，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而非生物的問題。"

　　吳景超說："也許有人要問，中國為什麼缺乏發明的文化基礎？這個問題如換一個問
法，便是中國為什麼缺乏自然科學？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願意提出幾
個假設來，以供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們參考。中國的自然科學不發達，第一便是因為中國人
的聰明才智，沒有用在這個上面。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其用心的對象，並不是私人的意
志決定的，而是環境的學術空氣代為決定的。中國自西漢以後，知識分子的心力，都用在
儒家的幾部經典上面。譬如背誦十三經，首尾不遺一字，有許多儒者便做到了。我還遇到
過能背漢書的人。但還沒有聽人說過，西方有什麼學者，能背誦柏拉圖的共和國，或盧梭
的民約論。這種耐心，這種毅力，假如改變了途徑，用在自然科學上面，不見得就沒有成
就罷。一個在自然科學上沒有下過功夫的民族，對於自然科學，自然沒有成績可說。但沒
有下過功夫，並非不能下功夫，這一點我們是要認識清楚的。"

　　"第二，我們的自然科學所以不發達的原因，乃是由於我們在建築文化基礎的過程中
，受別個文明國家的益處太少。我們偏在東亞，而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大多數都在西方。
我們與他們，因為過去交通不便的緣故，接觸是很少的，所以他們所產生的文明，我們不
能借來做我們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化基礎，在十九世紀以前，雖然已經含了
不少外來的成份，但大體可以說是我們自己建築起來的。歐洲各國，因彼此距離很近，一
國的發明，不久便成為各國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們文化基礎，可以說是各國共同建築起
來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計過，瑞典文化中，外來的成份，比自己創造的成份為多。
這是西方各國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吃虧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紀時代，歐洲與中國，
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麼他們在文藝復興以後的文化，便可一點一點的傳入中國，加入
我們的文化基礎。也許中國便有一部分人，受了這種文化的影響，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
科學的研究。真能如是，我們今日一定有很光榮的發明可以自豪了。"

　　吳景超提出的問題和他的表述，可能就是科學史研究當中常說到的"李約瑟難題"，我
查了一下文獻，吳景超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比李約瑟提出他的命題要早三年，不過他沒有
涉及印度和亞洲其它地方的情況。

　　吳景超說中國人沒有把才能用在科學方面，這話對我很有啟發。我特別想到的是，一
個社會對青年學生科學才能的轉移。一般來說，物理學家常常最能看到一個社會的本質，
並努力去改變它，近幾十年來，世界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均以物理學家為代表，大約
就與物理學家的知識結構和知識趣味有關。

　　現在我想，是不是這麼一個問題: 在物理上有才華的人，對社會結構通常也有興趣，
他們總是能看到這個結構最不合理的地方，而想讓它好一些。 為此，那些本來在物理方
面有才華的學生，卻為了改變這個社會結構，而暫時放棄了對物理本身的興趣，這種社會
逼迫下的舍物理而政治的選擇，使多少物理天才因政治而最後喪失了他們在物理上作出貢
獻的機會。1957年，北京大學最有名的兩個右派譚天榮和劉奇弟都是物理系的學生，據說
劉奇弟的物理才能很受他的老師王竹溪先生稱讚。當年清華的右派學生中，也是物理係為
多，教授中也如此，這好象是個規律。一個正常的社會本應該讓那些具有物理才能的學生
去研究物理，或者研究他們感興趣的自然科學問題，如果社會的現實轉移了許多物理才俊
的理想，他們多數成為民主戰士，我們自然也就看不到物理大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