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過去自己所受的教育（以及今天的孩子們正在進行的教育？）中，人們一直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把西方作為文明的象徵和代名詞的。世界歷史課基本上是講西方各國的歷程，世界近代史，即使是控訴近代以來列強如何擴張、如何壓榨亞非拉諸窮國，也仍然是以西方為主線的。至於世界文化藝術史，如繪畫、雕塑和音樂，似乎天經地義地就是希臘羅馬和歐州的天地。達·芬奇、米開朗基羅、莫扎特、貝多芬，等等，數來數去都是西方人。

這樣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或教化過程，使人逐漸在朦朧中懂得了所謂的文明究竟意味着什麼，也使人即使在最不文明的年代裡也從心底滋生出某種信念一樣的東西：中國人總不能就這麼野蠻下去！

1977年招生制度恢復時，我從工廠考進了大學。在大學本科我學的是哲學。哲學史思想史課程所含蓋的中國以外的世界，實際上也就是西方。人類思想的寶庫蘊藏着讓剛剛經歷了愚昧洗禮的中國人着實嘆為觀止。然而，在知識的海洋里游着游着就感覺有點不對勁了，在我們的知識系譜里，似乎沒有亞非拉的廣闊空間，那裡即使有人類生存，他們也是落後的、野蠻的、蒙昧的、有待開化的、不文明的、不足掛齒的……

那個時候，讀到前輩學者大聲疾呼提高國人素質的文字，真有說不出的痛快。文革千損失萬損失，最大的損失是把人弄得不像個人樣了。連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也沒了底氣似的，只剩下麻木，或者是庸俗。直到現在我也常常與人們爭論，究竟是金錢還是教養才能真正維護和提高無論是整體還是個體的中國人的尊嚴。有時候甚至和朋友開玩笑，假設中國還保留有一個完整的精神貴族該多好！我也不知道，這種對自己身在其中的國民素質的判斷，是否源於晚清以來以士大夫的失落和國力的衰竭為標誌的百年恥辱。

只是在對中西比較有了一些切身的體驗並對中國社會的窮鄉僻野了一些感性接觸之後，我的教化過程才又進入了一種新的困惑狀態。

80年代，給人印象最深的，大約要算成千上萬的中國學子乘着“拿來主義”的西風，漂洋過海、走洲串洋了。在英倫小島上，一望無際的藍色的海洋,博大精深的 “藍色文化”，讓人真恨不得老老實實又越多越快地學點東西!我有意識地想讓自己生活在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一開始甚至故意避開講漢語的華人。不能融入別人的社會，也多少可以利用機會對人家有些真切的了解。這樣，不但可以從課堂里從書本上，而且也能從與當地人的接觸從對周圍環境的觀察中增長新知。

在國外，空閒的時候我寫過自己穿西裝、用刀叉出洋相的小文章。該穿的時候沒有穿，不該穿的時候又穿了，每一次都使自己顯得異常出眾，也異常狼狽。後來才意識到，根本無所謂該穿不該穿的問題。真正如魚得水了，是想穿就穿，不想穿就不穿。還有用筷子還是刀叉之類，入境隨俗盡在情理之中，但一定要說哪個好哪個不好，卻是一派胡言。記得有一次，一位朋友自遠方來，麵條吃得“稀里嘩啦”，末了，連面帶湯在喉嚨里打幾個滾兒也“咕咚、咕咚”地下去了。這種能把人心裡的饞蟲子都逗出來的吃相，我的有教養的房東也沒有覺得什麼不好。還有一次，我和朋友們邀約去海德公園聽帕瓦羅蒂的露天演唱會。有一位初來乍到的同胞，怕他孤獨，也就趁機約來與大家認識認識。不料見面伊始，這位老兄便很得意地向大家宣布自己在國內就已經學會了做三明治！那天正好大雨滂沱，加上對這種食之無味的東西的胡亂吹噓，弄得眾人好不掃興！

在一個偶然場合我結識了一家高鼻子藍眼睛，男主人有五十好幾了，在一家著名的跨國公司的分公司里當部門經理，女主人和已經完全成年的兒子則(除了作點兒家務)只知道畫畫，油畫水彩、風景人物、本國的他國的，什麼都畫。這家人平時住在泰晤士河邊，從窗口望出去，透過自家的整齊茂盛的花園就是時漲時落的河水，河心還有個小島，用窗台邊垂手可得的望遠鏡能夠盡情觀察島上翱翔的水鳥。這裡比較幽靜，主人們也很好客，我也常常來此度個周末什麼的。不但參加他們的家庭聚會，也邀請一些朋友來此玩耍，記得葉秀山先生就來與這家人討論過海德格爾和老子。臨到我要起程回國之時，男主人要我給他寫一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掛在牆上做個紀念。（兩年後，他給我寄來一份刊有對他專訪的雜誌，在他的大幅彩色照片的背後，就是這“大學之道”。）筆墨停當，這位先生的一句話使我至今念念不忘，有時候甚至還心跳不已：作為老子孔子的後代，在骨子裡頭你們肯定看不起我們這些西方的野蠻人！當時我很難想象，被現代文明包裝得嚴嚴實實的“文明人”，竟然能對如今已是"蠻荒之地"的古老文化發出來自內心的傾慕。

回到中國，每年我都盡力多花一些時間待在西北西南或中部的農村貧困地區，原只是想爭取多知道一點中國社會，看看其落後的一面究竟有多落後；後來才逐漸領悟到，生活質量是比收入水平更有意義的理解貧困地區的鑰匙，而在與嚴寒險峻的世世代代的抗爭中，村民們凝聚在血液里的智慧、毅力和樂觀，常常是發達地區的所謂“文明人”難以想象更不可企及的。

有一次在贛南山區，我問家庭主婦們為什麼不把辛辛苦苦種植的水果拿到市場上去賣，憨厚的村婦們的回答竟是那樣樸實、淺顯而充滿了自己對生活的理解：“都讓小鬼們東一個西一個吃掉了。”

在青藏高原，老鄉們再窮再苦，家家戶戶都不僅有牛羊而且還有狗，牧羊狗外加一隻小藏巴。在川北的貧困縣裡，農戶家庭也大都有一隻小貓，雖然它們未必都要逮老鼠。我最近常常讀到一些人義憤填膺地譴責有閒階級的公主小姐養貓養狗的文字,總覺得作文者們未免也過於理性,理性得近乎偏執了。

青藏高原的生活世界，同現代的都市人的謀生環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藍天，白雲，雪山，草地，……到了晚上，滿天的星斗近在眼前，環顧四周，只剩下了寂靜和空曠，天地之間的界限也都消失了。這裡的牛羊與當地人的關係，絕不只是養肥了屠宰或拿去賣錢。大老遠來的用經濟理性武裝起來的“專家”,總是喋喋不休地勸告當地人趁着牛羊肥壯之際把它們賣掉,殊不知他們寧願和牛羊共生共死。我看到當地的老人說起自己的牛羊就如同談論自己的孩子一樣，滿懷着深情，如數家珍。牛羊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它們甚至是家庭的不可或缺的成員。我偷拍過一張幻燈片，一個小男孩抱着自家雪白的羊羔，滿臉的微笑讓誰看了也不得不羨慕。

在川東的一些窮縣裡，鄉親們的庭院周圍雞鴨成群，熱鬧非凡，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飼養“大鴨子”(鵝的愛稱)。一些人乾脆把這些大鴨子的幼雛叫做“小鴨子”，有時候怕你誤會又改稱“小大鴨子”。有一家主婦養了十幾隻雞，若干只大鴨子，一年多了，沒一個下蛋的。我問她怎麼回事，她只是淡淡一笑,不無調侃又帶着幾分溺愛地說，這些砍腦殼的不下蛋……

原以為我們這種所謂的文明人多少可以去為人家如何脫貧致富出出點子，前面說的這些經歷使我慢慢開始明白，為什麼舒爾茨在得了諾貝爾獎以後還堅持說農民們可一點也不比專家笨。有時候我們確實太自以為是了。教育這個東西，當它制度化專門化以後，很容易讓我們遠離生活、遠離本土，支離破碎甚至是愚不可及地去面對本來是一個整體的社會。

說到教養，在風俗、禮儀和種種行為處世方面，深山溝里的老農或許比我們更懂得規矩。只需要參加他們的紅白喜事，再碰上幾回傳統節日，就會明白那裡面的學問可不是一天兩天能掌握的。記得我參加過幾個火把節，光是當地人不同類型的服飾和規格，就夠讓人迷惑和眼花繚亂的了。漢族大概是如今唯一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的民族，一想起來就讓人嗚呼！

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農民，在生活中磨練出來的生存智慧和應付意外的能力,通常高出我們的能力，也超出我們的想象。我看到過李亦園在一篇小文章中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如果真要說誰更高明，大概最後只有一個尺度，那就是看誰更能適應艱苦的生存環境。若以此衡量，我們“現代人”，無論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坦白地說是很脆弱的。而最給我震撼的，是村民們對生活中種種艱辛泰然處之的氣度。

1997年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