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思：北大秀才的人格分裂――從張承志和余杰的“日本論”說開去
(博訊2003年12月24日)
作者：鄭若思 (博訊 boxun.com)

出身北大的作家中，張承志（生於1948年，1975年畢業於歷史系考古專業）和余杰（生於1973年，2000年中文系碩士畢業）無疑是盡領風騷的兩個。儘管這兩人相差二十五歲，從成長背景到理念都完全不同，張承志自詡的泛道德主義與余杰自詡的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看起來毫無共通之處，甚至有點水火不容，余杰成為張承志最嚴厲的批判者之一，可能緣由在此。然而當這兩人談及日本的文章擺放在一起的時候，從中卻浮現出極其相似的邏輯混亂。

　　張承志是當代中國作家中稀有的懂日語、並有在日本長期生活經驗的人，作為一個了解當代日本的作家，張承志向國人傳達了些什麼信息呢？只聽他在《日本留言》中故弄玄虛地大喝一聲：“我總覺得，做為中國人，不知道日本紅軍的故事，是可恥的。”

還好，筆者是一個對日本紅軍有些了解的中國人，總算可以僥倖逃過張承志拋來的“可恥”大帽子。不過，正因如此，才要指出張承志這篇寫給“可恥的”中國人看的文章是如何歪曲歷史的。

　　張寫道：“日本紅軍的原稱是日本聯合赤軍。用最簡單的方式解釋的話，日本赤軍是在60年代波瀾壯闊的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群眾運動失敗以後，包括其中的“日本紅衛兵”學生運動失敗之後，不承認這種失敗現實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槍。他們的綱領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講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實行革命的武裝鬥爭，打破對中國的反動包圍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義的鬥爭。”

首先，日本赤軍和日本聯合赤軍是從日本六十年代左翼運動的赤軍派分化出來的兩個同時並存的派系，前者在中東活動，後者在日本國內活動，不存在什麼“原稱”的問題。張承志既然煞有介事要推銷日本赤軍的光輝事跡，至少應該做足功課再開口。

　　張接着寫道：“他們多次阻截過日本首相的飛機，企圖製造反對日美勾結包圍中國的輿論。他們劫持大型客機甚至占領大使館，藉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們搶劫槍店和警察，其實至終也沒有什麼武器——淺間山莊槍擊戰，主要是用獵槍打的。他們逃到中東，在那裡直到今天還在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戰（這是一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非常深刻的註解）。”

“一個名叫的坂口宏（實為坂口弘—筆者注）的年輕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貴回憶錄。他是死刑囚。1971年（應為1972年—筆者注），他和他的戰友在淺間山莊拘質籠城，與警察進行了震驚日本的槍擊戰。”

在張承志敘述的這些赤軍的“豐功偉業”中，刻意忽略了幾個重要的事實，即日本赤軍和聯合赤軍在日本國內外針對平民發動的恐怖襲擊，如1971年赤軍派劫持日航鴿子號班機逃往北朝鮮；1972年5月三名日本赤軍成員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亂槍掃射，造成24名無辜旅客死亡、80多人負傷；1973年7月日本赤軍成員夥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劫持日本航空民航班機；1974年1月炸毀新加坡的蜆殼公司煉油廠；1977年於達卡劫持日航班機等等。至於坂口弘的回憶錄中提到的淺間山莊事件，所謂“拘質籠城”並不是拘禁了一名“反動政客”或“反動軍警”，而是將一名和政治毫無關聯的旅館女主人劫為人質，坂口等五名赤軍成員將其非法拘禁十天之久，人質才由警察救出。該事件落幕不久，日本警察在附近山林挖出了十四具赤軍成員的屍體，經調查得知在抵達淺間山莊前，聯合赤軍內部發動大清洗，三十個成員中竟有半數被自己的同志殺害，其中還包括一名孕婦。

張承志既然自稱讀過坂口弘的回憶錄，肯定知道這些血淋淋的事實，但是他熱心地告訴讀者赤軍成員“用的只是獵槍”，卻隻字不提其熱衷內鬥、殘害無辜平民的行徑，可能是生怕那些事實玷污了他所要塑造的赤軍“光輝形象”。他還繼續寫道：“被當代西方國家體制稱為恐怖主義的日本紅軍的行動，其實是偉大的60年代開端的左翼運動的一部分。日本紅軍派是這種正義的人民運動的產兒。”

“他們勇敢地支援了我們。日本赤軍派審判結束後，出版的幾部回憶錄里，比比皆是他們昔日要‘打破反華包圍圈’的初衷。”

這又是矇騙讀者的鬼話。日本赤軍是恐怖組織，這不僅是西方國家體制的觀點，也是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們的共識。連日本國內那些參加過左翼運動，至今仍然極力要從中發掘正面意義的人，也對赤軍的所作所為感到不齒。而張作家呢，讀着他們的資料時，"幾次忍不住要落淚。"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文革和紅衛兵運動深惡痛絕、不堪回首的情況下，張承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聲稱要“為紅衛兵運動中的青春叛逆性質，堅決地進行讚揚。”（《紅衛兵時代》）這位“紅衛兵”名詞的創始人既然對自己的過去毫無悔意，那麼對與他同時代的赤軍份子惺惺相惜，大約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他只顧謳歌“青春叛逆”，而隻字不提紅衛兵給中國大地帶來的血腥歲月，為日本赤軍隱惡揚善就是不足為奇的了。問題是，張承志在同一篇文章中（《日本留言》）筆鋒一轉，提及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開始痛罵無視歷史的日本政府，把敢於捍衛真理的家永三郎教授引為知己，則令人作嘔。

張承志擺出一副義正詞嚴的姿態，寫道：“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識，但日本政府卻堅決要把它從課本上改掉。事實上就是被改掉了。”筆者不禁要問：赤軍的恐怖活動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識，但你張承志卻堅決要把它從文章中改掉，事實上就是被改掉了，你不覺得這是五十步笑五十步嗎？

張承志所主張的日本赤軍的正義，根據就是這些恐怖分子天花亂墜的“綱領”，什麼“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實行革命的武裝鬥爭，打破對中國的反動包圍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義的鬥爭”，這種伎倆與日本的右翼份子倒是很相似，他們不肯承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理由是“皇軍”要“把亞洲人民從歐美殖民地解放出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因此所有的暴行都可以不算數。偏偏就是這個與日本右翼用同樣的思維邏輯詮釋歷史的張承志，還要假惺惺地給與歷史修正主義鬥爭了大半生的家永教授送萬年青，表示自己如何與正義的日本人民“站在一邊”。到底是不知道日本赤軍的中國人可恥，還是歪曲了歷史而後又裝出一副正義面孔的張承志可恥，答案不言自明。

余杰曾經辛辣地批評道：“張承志自以為‘純粹’、‘清潔’的思想，卻是一頂自己給自己加冕的紙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給自己製作的皇帝的新衣。”話雖尖刻，卻是一語中的。

二十世紀的最後兩年是余杰的黃金時代。1998年的北大百周年校慶，將中國知識分子關於自由主義的探索推到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黑馬”余杰“醒着的、要前進的青年”的形象，和他敢向權威挑戰犀利的筆鋒，都給王小波之後沉悶的思想界注入了活力，余杰出道的最初幾年受到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注目和讚許，是順理成章的。

如果說張承志特立獨行的旗幟是泛道德主義，那麼余杰的旗幟就是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以及他奉為至高無上真理的“非暴力”， 尤其是2001年發生“九一一恐怖襲擊”後，這使他的親美言論蒙上了一層美麗的理性光環。他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印度聖雄甘地和美國黑人牧師馬丁 路德金的非暴力理念，並大段引用甘地的名言：

“非暴力不是逆來順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與強權的鬥爭，是以仁愛同情對待敵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決問題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種子，最終落得兩敗俱傷。非暴力則是用愛來解決所有的難題，最後讓敵對雙方都走向幸福。”

余杰附和道：“我堅決地反對以支持恐怖主義的方式熱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我絕不接受那種因為愛國就得象野獸那樣生活、就得放棄人類普遍的道義、放棄天賦的人權的理論。在我看來，愛國與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對現存的極權主義（包括本國的專制統治），不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統一的。叫囂戰爭、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傳播愛心難。我願意選擇後者。”

“中國的進步和富強，其前提必然是一個和平的、人道主義占主流的國際環境。”

這些鼓吹非暴力的文章，無一例外都是針對“九一一恐怖襲擊”而作的，非暴力的真理，是來譴責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以及那些大叫“活該”的國人的。這位被中國的愛國網民罵成“一夜美國人”的親美作家還循循善誘地寫道：“中國與美國只能成為敵人而不能成為朋友嗎？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離開了美國所創造的偉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中國有沒有可能孤立地發展？”儼然一位捍衛和平的國際主義者形象。

在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說《香草山》中，又借妻子的書信描述道：“在甘地倒地的時候，他的嘴裡反覆誦念着從心靈深處湧上雙唇的祈禱，他是在為那個殘忍的兇手祈禱。他忍着劇痛，微笑着說："我寬恕你，我愛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實施了非暴力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若只愛愛我們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愛那些恨我們的人，才是非暴力。"甘地反對暴力。暴力看起來有益，然而它的益處是暫時的，它的罪惡卻是永久的。甘地認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發更多的暴力。他說過這樣的一段話："我不相信以暴力為捷徑取得成功。我可以贊同和尊敬好的動機，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為了最崇高的事業，我都堅決反對。經驗告訴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愛國人士將余杰歸入“賣國賊”和“漢奸”之列，顯然很令余杰感到委屈，因而他這樣表白道：“9月18日那天，我一邊寫下《喪鐘誰而鳴》來紀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難者，一邊接連寫了三篇文章痛斥陰魂不散的日本軍國主義和恬不知恥的日本政界人士。”（《面對中國的國難》）

不料，在這些關於日本的文章中，剛才還在義正詞嚴地譴責恐怖主義的這位人道主義兼世界主義者寫下一連串殺氣騰騰的文字。

“一個以飼養相撲"運動員"為樂的民族，"自尊"何存？一個以享受"女體盛"（將處女裸體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為榮的民族，"自尊"何存？”（《日本鬼子的自尊心》，以下簡稱《日》文）

“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驚的醜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撲運動，從這個運動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變態到何種程度——把人像豬一樣餵成一堆肥肉，然後讓兩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滾擠壓，而日本國民無論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麗的少女還把相撲手當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給他們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對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為已淪為“非人”的相撲“運動員”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歡相撲，就不難理解日本人為何製造南京大屠殺。讀日本作家的作品，我驚異於他們感覺的敏銳和精微，但同時也發現他們的感覺中有着一般陰森森的邪氣，從日本俳句到芥川龍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這種“邪氣”是日本文學的最大特質，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質。”（《醜陋的牡丹花，醜陋的日本人》，以下簡稱《丑》文）

“郭沫若如閃電霹靂般登上詩壇的時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經隱然可現。他從小受到的是傳統教育。後來留學日本，接觸到的卻是非驢非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種極醜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藝妓、泯滅人性的軍國主義、面目猙獰的科技主義。這樣，郭的文化構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王府花園中的郭沫若》）

“如果我們一味地縱容這群鬼子撒野，我們將讓自身置於一種相當危險的境地；如果我們把兇惡的狼當成好朋友，我們必然遭遇東郭先生的命運；如果我們要去尊重這群魔鬼的"自尊"，我們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日》文）

“他們是一群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天皇的頑童——連原子彈也把他們的花崗石腦袋炸不開一個縫隙來，看來只有十八級的地震才能令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罪惡。”(《丑》文)

本來，揭露軍國主義的罪惡，呼籲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是完全正當的，但是在當代文明社會，這一切應該在現代語境下進行，必須符合文明社會的準則，這是嚮往民主自由的文人最起碼的道德底線。以為正義在手，便可以肆意運用暴力語言，露骨地宣揚種族歧視和民族仇恨，其結果只能使正義遭到玷污。讀到以上的文字，我開始懷疑余杰的初衷—他到底是要批判軍國主義，還是要煽動對日本民族的仇視？

種族歧視性的文字還散見於余杰的其他作品，如“這樣的民族沒有任何自尊可言，他們從來不懂得尊重別人，自然也不會有人尊重他們”、“我在談論人類的時候，從來都是把這群矮腳動物劃在人類之外—他們配不上人這個稱呼。”（《沉重的閘門》）又如他譏諷張承志“到兩腳動物滿街走的日本去推銷《紅衛兵時代》”（《皇帝的新衣》），且不說余杰在上述文章中大量運用了偷換概念、以偏概全等詭辯手法（已有其他論及，在此不復贅述），光是像這樣格調低下、仿佛潑皮罵街的文字，即使在余杰認為是矮腳動物之國的日本，也只會出現在右翼團體的BBS上；就是經常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的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若是見識了余杰的粗口，恐怕也要自嘆弗如。我不知道中國大陸印成鉛字的讀物中是否還能找到比上述文章更粗鄙的暴力語言，至少，余杰最不屑的那些左手打人、右手數鈔票的“新左派”，是要小巫見大巫的。

余杰用他的文章告訴讀者，他所仇恨的對象實在不是什麼日本軍國主義，而是日本民族。他將用來教訓為“九一一”幸災樂禍者的《聯合國人權宣言》丟到九霄雲外--“對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固有尊嚴、平等和不可剝奪之權利的承認，是世界上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隨後把日本軍國主義當年的罪惡解讀為整個日本民族永世不得翻身的原罪，好像中日兩個民族要世世代代仇恨下去才能維護中國人的尊嚴。在余杰眼裡，“北大的校園裡，我最厭惡的便是日本留學生，他們那副飛揚撥扈的神情跟當年的侵略者沒有什麼兩樣”；兩個日本留學生在教室里搶占座位時與中國學生發生口角—中國學生之間其實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類似的口角—在余才子的火眼金睛看來，是“想在以反日為契機的‘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張揚他們的‘大和魂’” (《丑》文)余才子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不惜把反帝的五四運動換成“反日”，按他的邏輯，大概日本人在中國的大街上踩死一隻螞蟻，也屬於“向中國人民挑釁”的行為。

余杰曾在他的早期作品《法西斯，未死的幽靈》中試圖探討法西斯主義的由來而未得出圓滿結論。本來，如果能夠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源作一番理性的探討和回顧，將成為對全人類思想史的偉大貢獻，因為所有對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批判，最終目的是為了防範新的法西斯主義產生。種族主義和民族仇恨，恰恰是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資源，納粹污衊猶太民族是劣等民族，日本軍國主義則在士兵中灌輸中國人不是人的意識，例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就把供人體實驗的俘虜和平民稱為“丸太”（意即“木頭”），這種基於種族歧視的洗腦教育使從事實驗的日軍官兵喪失了殺“人”的罪惡感。正因為中華民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有切膚之痛，對那些打着愛國旗號推銷仇外意識的反人道言行，無論來自哪個國度，都應該格外地警覺，作為民族精英的知識分子更加責無旁貸，在這一點上，余杰令人大失所望。

種族主義是人類社會的絕對惡，無論有千百種自稱正義的理由，煽動種族主義都是不能容許的。甘地和馬丁 路德 金的偉大之處，正在於他們雖深受種族主義的迫害，但是堅決拒絕以用煽動民族對立的手段以牙還牙，否則他們至多是各自民族的朱元璋或洪秀全，而絕不會成為人類崇高精神的典範。

余杰的尷尬在於：標準的愛國賊是打着愛國的旗號反人道，他卻是打着人道主義的旗號反人道。在對待美國遭受襲擊的問題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擊反美人士，自稱“今夜我是美國人”，好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而談及他從感性上厭惡至極的日本，他以東郭先生與狼作比，露出了種族主義者般猙獰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條旗頂禮膜拜的余杰似乎對這樣一些事實視而不見：二戰結束後，正是他衷心熱愛的美國為了自身戰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戰犯昭和天皇，並且以隱瞞731部隊罪證、縱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終生逍遙法外為條件獲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資料。

中國文人中不乏見風使舵的善變之人，只不過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時間用相近的方式對不同的主子搖尾乞憐，而余杰的變臉卻是在同一時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邏輯對待他喜愛或討厭的事物—變臉之快，連他家鄉的國寶川劇變臉大師都要相形見絀。看起來這個三番五次揮動筆桿勒令某某名流懺悔、拷問靈魂（見《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的青年才俊，從來捨不得花點時間拷問自己的靈魂—不然，怎會寫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還渾然不覺。余杰的恩師錢理群教授曾經這樣論述流氓文人：“對於他們來說，理論、信仰、語言等等，都是隨手拈來，拋來拋去，他自己則穿行於這種混亂的制度和混亂的語言當中。”（《論演戲》）余杰曾把這句妙語用來揭露余秋雨，卻不知道他是否願意重溫這句話，立此存照呢？

畢巧林評論說，“余杰文章最可貴的地方就是他對知識分子真純品格及真誠追求的呼喚。因為作為人類精神的守望者，知識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傳播的精神，必須用自己的心、自己的靈魂來寫作。” （《余杰的意義》）余杰的“變臉”至少說明了，這樣的讚譽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誤會。什麼人道主義、非暴力，對余杰來說與其說是真理，還不如說是用來與論敵過招的兵器，即使勉強說人道主義是他信仰的真理，這個“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憐，對余杰而言，個人對事物的直覺和主觀好惡遠遠高於客觀事實，也遠遠高於那個所謂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張承志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義和非暴力是一頂余杰自己給自己加冕的紙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給自己製作的皇帝的新衣。請這樣一位變臉有術的“才子”來守望人類精神，豈不像請狼來守護羊圈一樣荒唐。余杰和他鄙薄的張承志，這兩個以憤世嫉俗來表現獨立精神的北大秀才，終於在人格分裂這點上殊途同歸，無論他們如何標新立異，最終證明他們不過是帶有義和團基因的“紅旗下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