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何處尋覓我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24日16:12:19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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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退休以後，一直在為中國的教育改革鼓與呼，寫了許多專著，文章，熱忱關注教育事業。年近八旬的他，像一隻填海的精衛鳥，以自己弱小的力量，挑戰一個龐大的體制；也像一隻啼血的杜鵑，在不停的呼喚。他一直夢想辦一所理想的大學。但是以他的高齡，已經無法實現夢想
老高按：記得四、五年前回國時，看到國內同代人為子女能到美國留學的急切，我嘴裡沒說，心下很不以為然：美國教育問題堆積如山，積重難返，何以國內都趨之若鶩？——想必是上了那些留學中介忽悠的當！但跟家長們聊得深一些，聽他們講起國內教育的種種現狀，泣血帶淚，驚心動魄。我恍然：他們要將孩子送出國，是抱着讓孩子逃難的心情啊！孔子說，苛政猛於虎，海外的教育就算是“虎”，但比起國內教育的摧殘人才，還算是兩害取其輕了。於是對他們迫切推孩子到海外留學，儘管知道不免盲目，但我會嘆一聲“可憐天下父母心”！ 能出國留學，畢竟是中國的少數人，就中國數億大、中、小學生而言，改進、改善、改革中國的教育，才是根本。但是，何其難也！ 教育，始終是最牽動華人心緒的話題。從小處說，人都有舐犢之情；從大處說，關係民族的生存、延續和發展。多年來，我每次回國，在北京，都住在教育部大院裡的家屬宿舍，眼見得教育部辦公樓越修越堂皇，大院裡的停車場、地下停車場的車越來越時髦，唯獨整個中國的教育，改進甚微。對中國的教育，民怨沸騰，連教育部內的一般幹部也怨聲載道。我想起鮑勃·迪倫的歌詞：“一個人能多少次扭過頭去，假裝他並沒有看到”；“一個人要仰多少次頭，才能真正望見蒼天；一個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聽見民眾呼喊”？！不由得憤憤然：還要全中國的家長和孩子怎樣呼籲，才能讓這些主管教育官員們的鐵石心腸有所感悟、有所反省、有所行動呢？ 讀到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創立的劉道玉教育基金會在北京舉辦“理想大學專題討論會”的報導，十分感動。轉貼如下。一場關於教育改革問題的大討論 陳浩武，共識網，2012-04-24  皓首窮經——老校長劉道玉在演講。 4月22日，北京飯店14樓會議室。 一場關於教育改革的討論會在此舉行。 這次討論會的題目，叫“理想大學專題討論會”，發起者是劉道玉教育基金會。參加會議的，大多是教育界有影響的專家和學者。如：前上海師範大學校長楊德廣，前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顧明遠，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江西師範大學前校長眭依凡等等。 劉道玉先生是武漢大學原校長，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他在1981年至1988年擔任武大校長期間，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產生了重大影響。 劉先生退休以後，一直在為我國的教育改革鼓與呼，寫了許多專著，文章，熱忱關注教育事業。他像一隻填海的精衛鳥，以自己弱小的力量，挑戰一個龐大的體制；也像一隻啼血的杜鵑，在不停的呼喚。劉先生是1933年出生，已經年近八旬，他一直夢想辦一所理想的大學。但是，以他的高齡，已經無法實現夢想，所以他想寫一本書，描述出他心目中憧憬的理想大學。 會議首先由劉先生發表演講。 他闡述了寫作理想大學的指導思想。 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中國當代的大學，面臨深刻的危機。 劉校長說，當前，大學正處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十字路口。 回顧高教發展的歷史，曾經的精英教育培養出了大批的精英，而中國大眾化的大學教育卻沒有大師，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實際上，高度教育經過了近千年的發展，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高等教育正在或已經陷入危機之中，主要反映在： 1、人類面臨着有史以來最嚴重生存危機的挑戰，而各國的大學對此基本上是束手無策或者說是熟視無睹，既不能從理論上又不能從實踐上，提不出任何化解這些危機的根本性的對策； 2、面臨信息技術高度的發展，終身學習和“非學校化社會”已經或隱或現地展現出來了。大學究竟是什麼？教師的作用是什麼？大學生又將怎樣學習？這些都有待人們去探討，用比爾·蓋茨的話說：“也許將來大學會變革得面目全非”； 3、功利主義主義的專業化教育，導致學生素質嚴重下降，學術視野短淺，不僅出現不了大師，甚至還難於承擔從事綜合性大科學的研究之任； 4、學風浮躁，急功近利，金錢主義盛行，雖然技術成果日新月異，但重大基礎性研究卻少有根本的突破，天才的17世紀已不再有，也未能再出現像愛因斯坦那樣傑出的科學家了； 5、在追求“一流大學”的“一片喧譁”聲驅使下，追求豪華成風，大樓賓館林立，教育成本劇增，債台高築，納稅人不堪重負。大學財經危機已是全球性問題，大學必須從精神到物資的追求上返璞歸真！ 所以，劉校長認為，大學的危機，既有思想危機，也有結構性和質量危機。 那麼，劉校長心目中的理想大學是什麼樣子的呢？ 他認為： 首先是以人為本。 人是自然發展的產物，人是既是教育的出發點又是教育的終極目標，人的教育必須遵循自然法則，個性和智慧的解放是教育最高目標。 其次是大學獨立。 大學獨立到什麼程度？大學不僅相對於國家是獨立的，而且相對於市場、公民社會、國家或國際市場也是獨立的。 第三是思想自由。 完全的個人自由和個性的發展，不僅是個人幸福之所系，而且也是社會進步的標誌。自由不僅意味着擺脫限制，而且也是對於必然的認識。 第四是學術至上。 理想大學的師生必須以學術為終身志業，安貧樂道從事純學術研究，敢冒研究工作中的風險，勇於為行為後果承擔責任。 第五是民主學風。 理想大學是無條件提出真理的地方，而不依賴、不抱偏見、不迷信權威和敢於質疑、爭鳴的民主學風是創造的根本保障。 第六是創造不止。 理想大學的生命力在於創造，因此創造精神必須貫徹到學校的一切工作領域裡，教師為創造而教，學生為創造而學。 劉校長引用《詩經》的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他的發言，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  朱清時校長在發言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是教育改革領域的一個標誌性人物，他的發言當然引人注目。 他說，我心中的南方科技大學，幾乎就是劉校長所描述的“理想大學”的簡化版。但是往往實踐起來很難很難。我去南方科大赴任時，給深圳市領導提出三個要求：一是要有充足的經費；二是要有辦學的自主權，充分放手，讓我按教育客觀規律辦事，按學術至上原則辦事；三是建立一流的教授隊伍，起碼要向香港看齊。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南方科大教授的工資不能只有香港大學的一半，這樣留不住人才。 開始都答應的好好的。但是等我上任後，發現實現這三條很難。  錢理群教授在發言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是以研究和弘揚北大精神而蜚聲學術界，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他的發言，一如他研究的魯迅，風格犀利，振聾發聵。 他說，要創辦理想大學，方法理念從哪裡來？有必要認真總結中國二十世紀的教育經驗。他認為，起碼中國二十世紀有兩所大學值得總結，一是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一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這兩所大學給我們的啟示，大學的功能至少有兩條： 一是大學的革命性功能。 大學應該對社會發展的形態，社會變革的方向，做出系統的批判，質疑，反省，創造性的回答社會和人類未來的根本性問題，為社會變革提供精神資源。北京大學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後來的五四運動，都有重新估定社會價值的意義。通過媒體，北大的校園文化轉化為社會文化，為中國近代的發展，和獨立，統一，經濟成長的三大目標，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今社會，在全世界範圍以內，都出現了病態，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社會形態都出現了危機，都在呼喚變革。它需要一種更超越，更智慧，更綜合的思維和想象力來解決問題；從中國來看，中國下一步將向何處去？當下中國起碼面臨四大重建：制度，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也需要新的思維，新的想象力。這些，都給中國大學的革命性功能，提出來新的迫切要求。 二是大學的保守性功能。 大學應當起到民族文化，人類文明的積澱和傳承的作用，大學是一個文明和精神的傳遞者。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中國的西南聯合大學，在民族危亡之秋，起了維護民族文化根脈的作用。如今社會價值體系混亂，道德崩潰，大學如何起到堅持道德操守，堅持獨立自由的精神，成為整個社會民族精神和道德信仰的中流砥柱？所以，大學必須提供精神保守的功能，大學要和時尚，和世風流俗保持距離，和現狀，現實保持距離，以批判的姿態，以沉靜，清潔和定力，來對付全社會的浮躁和瘋狂。要強調做人的規範，以決不妥協，決不讓步的態度，來批判當今的實用主義和虛無主義，弘揚大學精神。 錢先生說，我們的大學，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胡適強調要培養精英，而魯迅強調要培養泥土。我認為要兩者互相滲透。精英應當是具有獨立精神，自由精神和創造精神的思想家，是真正的學術帶頭人。 現在，我們的學校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無可挑剔，世道，老成，懂得配合，善於表演，更學會利用體制來達到目的。他們把每一項行為，都當做投資，精於計算。這些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更可怕。他們是有毒的“罌粟花”。 我把錢先生這一段話，發到微博上，立即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到今天，這一條微博已經被轉發三萬五千多次。
易中天教授在發言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 顧明遠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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