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是怎樣被毛澤東毀滅的？【3】

第3單元　政法之星

1、儲安平：正在復活

儲安平（1909年－1966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的望族之家。1928年入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學習，於1932年畢業。1933年在南京《中央日報》任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國至重慶，先後擔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併兼任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學校研究員。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縣藍田國立師範學校任教。這一時期作品有《英國採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等。《英國與印度》一書則是其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的講稿。此外還兼任桂林《力報》主筆。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國晨報》任主筆。日軍占領桂林後，又赴重慶創辦《客觀》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於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繼承《客觀》周刊的風格，自任社長和主編，該雜誌封面的英文是：INDEPENDENCE（獨立）、NON-PARTY（無黨無派）、THEOBSERVER（觀察）——這三個詞恰好代表着《觀察》的基本立場。在《觀察》創刊號上，儲安平以“編者”名義發表了《我們的志趣和態度》，公開提出“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項基本原則，並表明刊物將採取“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態度。這些就是刊物的“基本原則和主張”。到1948年底，共出版5卷113期。《觀察》聚集了一大批五四以來最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曹禺、胡適、卞之琳、周子亞、宗白華、吳晗、季羨林、柳無忌、馬寅初、梁實秋、馮友蘭、傅雷、費孝通、朱自清、錢鍾書等。這些人認為：知識分子以言論報國，責無旁貸。文人有權用言論的力量批評政府及各方面的措施，抨擊時弊。該刊以坦率、公允和智慧的筆調吸引大量知識份子讀者群，銷量從最初400份迅速飆升到10萬份，左右着輿論界自由主義運動的風向。

《觀察》文章多以精英知識份子放言論事，以犀利的筆鋒，對政治、軍事、經濟的焦點問題作了儘可能客觀的報導和評論。自許“實亦因為今日國家這僅有的一點正氣，卻寄托在我們肩上，雖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為之”。儲安平在《觀察》上所寫的政論時評，主要是對國民黨腐敗政治的批評，給學生運動以同情與支持，維護言論自由權利和價值，及討論美國對華的有關政策等。《觀察》是當時中國進步民主運動的一面重要旗幟，影響極大。同時儲安平還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1948年12月25日因言論過激，《觀察》被國民黨查封。

可以這樣說：《觀察》代表了儲安平人生中第一個黃金時期。

1949年11月《觀察》在北京復刊，改為半月刊，儲安平仍為主編。然而，復刊後的《觀察》，原來的自由主義的風格蕩然無存，封面形式也面目全非。他為復刊後的《觀察》寫過三篇署名文章，已毫無昔日的思想鋒芒。他在文章中全盤否定了以往《觀察》的意義和價值。刊物的基調則由過去的以“暴露性、批判性”為主變成了以“積極性、鼓舞性”為主，側重介紹戰鬥英雄、勞動模範、生產能手等新人物、新氣象，這和儲安平原來的辦報宗旨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

1950年5月第14期後，改名為《新觀察》，主編為黎澍。儲安平調任新聞出版總署新華書店總店的副總經理，從此離開了自己傾盡心血創辦的刊物。

在國民黨的政治高壓下，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儲安平敢於冒着殺頭的風險向當局抗議對《觀察》的查封。然而在復刊時，他卻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真誠的反思？抑或是在政治高壓下不得不做出的表態？無疑是值得後人玩味和思考的大課題。

儲安平，這個中國最具有獨立精神的學者、民國時期著名評論家。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從此鋒芒收斂。當人們發出“儲安平昔日的風格何在？”之類慨嘆時，恰逢1957年中共號召鳴放，要求各界人士積極建言。6月1日，在統戰部反覆啟發、循循善誘之下，儲安平終於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在統戰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內容包括：“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他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地位，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無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他還把議論的矛頭對準國家領導職位的安排：“1949年開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6個副主席中有3個黨外人士，4個副總理中有2個黨外人士，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幾個非黨副主席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國務院副總理有12個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出來擔任這樣的職務？”接着又說：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現在我就要給老和尚提點意見”。他最後總結說“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此言既出，石破天驚，震動朝野。馬寅初等人當場叫好。這篇1200字的發言成了當時‘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代表作’。人們驚喜地發現：昔日那個敢說、敢言的儲安平又回來了。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着位置全文刊登他的發言。《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閱後欽佩不已，稱“儲安平是個勇士”。看來，儲安平這篇發言代表着他人生中第二個黃金期。僅僅根據這篇發言，他必將彪炳史冊、永垂不朽！

可是該文的發表，卻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6月8日毛澤東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全國反右鬥爭開始。此後，對儲安平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天下圍攻的局面。在眾多揭發、批判者中有一位的發言不能不記錄下來，供後人參閱。這位發言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吳晗。他厲聲駁斥道：“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說共產黨也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而且用心惡毒。他之所以敢於這樣說，是由於背後有人支持。”可是僅僅過了9年，這位積極發言的‘左派’吳晗先生竟然也跌落到被批判的地位，並且被投入監獄，折磨致死。悲夫！歷史老人總是喜歡作弄那些‘左派’人士，讓他們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讓他們啼笑皆非、里外都不是人。

還有人揭發儲安平，經常在報社裡公開說：“揭露、揭露、再揭露，我們的事情就在於揭露，至於分析和解決問題那是共產黨的事。”其實這個話並沒有錯。魯迅先生早就說過：“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着將來的犧牲。”魯迅還認為：中國沒有這樣的知識階級。但根據儲安平那一天的發言，足以證明：他就是這樣的知識階級，當之無愧！

但是，重壓之下，安敢不低頭。6月21日，儲安平在九三學社舉行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不得不公開“承認錯誤”，他說：看到台灣、香港的反動報紙為他的言論喝彩時“感到很沉重”，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並且交代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係”。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人民日報》全文發表。8月，儲安平、徐鑄成等人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職並送郊縣勞動改造。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儲安平理所當然地成為被“橫掃”對象。8月31日投湖自殺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學社看管起來。9月上旬神秘失蹤，從此生死不明：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對於儲安平的失蹤，各界人士議論紛紛，各有不同的說法：有出家說、自殺說、被打死說等不同的版本。有位學者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作為1980年‘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儲安平之死至今還是一個謎。無數人已為此寫過無數的文章，從戴晴的《儲安平與“黨天下”》到鄧加榮的《尋找儲安平》，再到徐開偉的《儲安平生死之謎又一說》（《書屋》1999年第2期），我們至今還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殺”、“滔海而死”，還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了（“虐殺斃命”），或者是出家當了和尚。也許永遠都無法知道了。無論怎麼死的，儲安平終究是在1966年“文革”爆發後“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但是人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擲地有聲的政論，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預言，忘不了他給親身經歷過的那些時代所下的著名論斷。

儲安平死了？

“儲安平正在復活”。飽經憂患、才氣縱橫的章詒和女士如是說。（引自“儲安平在時間中復活”作者：傅國涌）

 

【補白】

儲安平語錄：

1、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其主辦的《觀察》被查封之前，說過這樣的話：政府是可以更換的。自然，政府也更是可以反對的。

2、所以歐美民主國家，在國會裡無不有與政府相對的反對黨。在一般社會上，亦無不有健全的公共輿論。如無反對黨派和反對意見，亦即不成其為民主政治。

3、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

 

 

2、羅隆基：書生從政政滅書生

 

羅隆基(1896～1965年)江西省安福縣人。中國著名政治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主同盟創始人之一，中國第二號大右派，也是中央級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之一。

其父羅念祖是清末秀才，飽讀詩書，潛心教育，在贛中一帶頗有名氣。他教書很特別：遵循孟子之言：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因此，只教“尖子生”，凡是頑劣、庸懶之輩，即使家長出大價錢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江西省吉安開館，反覆挑選，只選到四個學生，進行重點教化。果然後來都成了名人：其一就是自己的兒子羅隆基，另外三人分別是：吉安人劉峙，後來當上國民黨河南省主席、二級上將；吉水人羅家衡，後留學日本，專攻法律，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法學家；成就比較低一點的是鄰村的李疇福，後來也當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縣長，解放後又被選為安福縣的副縣長，人稱“三朝元老”。

羅隆基從小天資聰穎，兼受父親薰陶，愛好古文及古典詩詞，有神童之譽。1913年以江西考區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五四運動”時，羅隆基以清華大學辛酉級學生領袖的身份，衝殺在示威隊伍的前列，成為勇敢的“五四”戰士。1921年，羅隆基考上公費留美的名額，先後入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出於對英國著名政論家拉斯基的仰慕，又從美轉赴英求學，成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門生，並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學成回國，即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創辦《新月》雜誌並擔任主編。因發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而被捕。“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羅隆基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裝抗日。“皖南事變”後，羅隆基積極參加發起創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和張瀾、沈鈞儒等民盟參政員一起，支持中共，譴責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並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同時宣布脫離國社黨，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創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員、積極推動昆明抗日運動的開展，為民族民主革命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羅隆基全力從事民主運動。在重慶、南京和上海期間，與周恩來、董必武等來往甚密，並得到他們的許多鼓勵、幫助。在重大問題上和中共密切合作，為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也因此上了國民黨保密局行刺的黑名單。後經國民黨起義將領楊虎、閻錦文的保護才得以脫險。

1949年9月，他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來被任命為森林工業部長。對於這個安排，羅隆基的冤家對頭章伯鈞曾經說過一段非常客觀的評語：

“對老羅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學強記、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辯之風。胡適就非常佩服他的本領，連沈鈞儒都說過：誰要查詢法律程序問題，不用翻書，去問羅隆基就可獲得答案。假如讓他去外交部當個次長，有何不可？可偏偏讓他去管木頭。……再說蘇聯老大哥就那麼好？英、美就那麼壞？只要我們和英美尚未處於戰爭狀態，叫他這樣的人去拉拉關係、做做工作，對國家總是有利的吧!盧布是錢，美元也是錢啊！”

章伯鈞先生這段話說得十分精彩、十分到位。以羅隆基的才幹和能力，本來可以擔當大任，大顯身手、建功立業。即使屈居‘管木頭’的地位，羅隆基也還是可以為新中國做一番貢獻的吧？

誰料風雲突變，毛澤東搞了一個所謂‘陽謀’三部曲。具體來說就是：第一步先號召、動員、鼓勵各界人士大膽建言，並且信誓旦旦地允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使無數知識分子輕信，以為中共真的要改弦更張、從此傾聽民意、檢討錯誤、改進工作。第二步：各界人士紛紛建言，披肝瀝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中共的各級官員則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硬着頭皮地聽，不反駁；最後也就是第三步則是：“收網”。當那些不久前還在仗義執言、慷慨陳詞之士紛紛落馬，被收入網中的時候，才發現已經誤入了《水滸傳》裡高太尉那森嚴的‘白虎節堂’，醒悟過來剛欲回身時，才發現已被高府的眾多家丁們包圍了。到這時已是百口莫辯，成為新時期一個個的‘林沖’。

那麼，羅隆基的‘罪狀’是什麼？或者說中共興師問罪的藉口是什麼？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而該委員會須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組成。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員會”的主張，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起被稱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論。

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早年在評論德國農民戰爭時就曾經指出：鎮壓這場農民起義的儈子手，最後卻成了這場農民革命戰爭遺囑的執行人。這種現象在中國也早已有之：慈禧當年扼殺了百日維新運動之後，不也搞了個‘新政’，把那些維新黨人的主張一一付諸實踐了嗎？當年羅隆基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被中共一棍子打下去成了大右派、“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可是22年後，中共自己卻成立了同樣的委員會。只不過名稱叫做“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55辦’，因為所要落實的政策就是中共那個55號文件。還有一個重大區別就是工作的對象大大超過當年羅隆基所建議的範圍。因為在錯誤的道路上，毛澤東滑得更遠了，對中國人民殘害的數量成幾何級數上升了。

其它各位‘右派’的‘遺囑’大都一一被中共自己先後‘執行’了，此處不必贅言。

既然執行了羅隆基的‘遺囑’，那就應該恢復人家的名譽了吧？不行。為什麼？道理太奧妙了。據說，鄧小平生前曾經有言：反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應該留幾個吧！也就是說：為了維護毛澤東‘一貫正確’、英明、偉大的形象，不能把反右全部否定，只能說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如果連羅隆基這樣的大右派都‘改正’了，豈不是一風吹、一個不剩了嗎？豈不是全部錯劃了嗎？那還有什麼‘必要’呢？那還如何維護毛澤東的面子？看來，毛澤東的面子比那幾個人的命運和名譽重要得多啊！這就是所謂‘中國特色’吧？

除了以上“平反委員會”的建議外，還有許多中共聽起來很不舒服的言論。例如：周恩來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麼他們就可以代表無產階級，而我卻要代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呢？（其實,毛澤東根本就沒上過什麼北大，只是當過北大圖書館的小職員而已，他那樣說實在是在恭維、抬舉老毛。）另外，關於儲安平的‘黨天下’議論，從源頭上說，也是來自這位留美博士。羅隆基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的雄文，嚴厲抨擊國民黨的‘黨天下’。當時羅隆基是光華大學政治系主任、教授，而儲安平則在該校當學生，聽過羅隆基的“比較政治”和“政治思想史”等課程。無形中接受了羅隆基的思想影響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羅隆基在劃為右派以後，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羅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31日，撤消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同時撤消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從此淡出政治舞台。昔日風流倜儻、恃才傲物名士派頭不得不收斂起來，低眉俯首、‘夾緊尾巴’做人。內心的痛苦與無奈可想而知。有的時候，實在無處傾訴時，也想去找個人說說心裡話。找誰合適呢？

由於毛澤東公開講話中定的調子：“章羅聯盟”，把章伯鈞、羅隆基這兩個冤家對頭嚴嚴實實地捆在一起，成為中國當時最有名的兩個大右派，而且升級成為‘集團’了。據章詒和的回憶：羅隆基得知“章羅聯盟”結論，氣沖沖地闖進章家，在大廳里當着家屬子女們的面，大聲咆哮，厲聲質問章伯鈞：“我什麼時候和你搞聯盟了？”章伯鈞無言以對，因為他實在無法回答。所謂“章羅聯盟”，本來就是‘欽賜’的帽子，非戴不可！最後羅隆基把專門帶來的一根手杖瘋狂地敲擊地面以至於折成三段，拋到章伯鈞的跟前，拂袖而去。

幾乎所有民主同盟的人都了解：他們兩個人平日見面就爭吵，勢如水火，更不可能搞什麼聯盟。這一點連中共高層（當然包括毛澤東、周恩來）也是深知的。但毛澤東就有這個本領：硬是把兩個風馬牛不相干的人捆在一起。例如對黨內的高崗、饒漱石是如此；對黨外的章、羅又如法炮製。

事情的發展真怪：原先勢如水火的兩個人，在戴了右派帽子後，反而走得更近了。羅隆基經常登門造訪章伯鈞，還逗趣地說：暫時和你‘聯盟’一回吧。或者說：又來‘聯盟’了。他倆在密室悄悄私語，可以海闊天空，還可以糞土王侯，不必害怕。因為都是君子，不會像小人那樣去做告密的勾當。可惜這些談話沒有流傳下來，否則必將是十分深刻的思辨錄，一定會給後人以莫大的啟示。

其二：這期間，香港有人邀請他到香港辦報，他卻未去。周恩來也多次表示：如果你想出國，只要不去台灣，任何國家、地區都可以。沒有路費，我們可以安排。羅隆基卻表示：死也要死在中國。這個很不符合羅隆基作為長期受西方政治文化薰陶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性格的抉擇，實在令人費解。為什麼不遠走高飛，去西方挺起胸膛與脊背、堂堂正正地做個公民，卻要留在這個仇視他、輕賤他的地方做政治賤民？過着‘夾緊尾巴’的日子，這樣的日子好過嗎？真是奇矣怪哉！事後再一想，有了初步的答案。

絕頂聰明如羅隆基者不能不慎重掂量一下：一個政黨，前幾年聽不得幾句有分量的話，竟然大動干戈，大施報復。而今卻突然有如此海量，允許一個持異端政見者出國。難道就不怕這個人在國外說點什麼嗎？根本不可能!莫不是又來一個什麼“陽謀”吧？我羅隆基可再也不上你的圈套了!是耶，非耶？都只能成為無解之謎了。

1965年12月7日子夜，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心絞痛，孑然一身猝然離開人世。身邊沒有妻子和子女，頭上還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編者查閱過許多資料，幾乎眾口一詞為他惋惜、嘆息。但編者愚見卻認為：不必惋惜，而應該慶幸。試想：如果他再苟活一年半載，那場‘文革’風暴襲來，羅隆基會怎樣？不是被打死，就是受不了折磨而自殺，決不會有第三種結果。他恰恰死在‘文革’前夕，難道不是值得萬分慶幸的事嗎？

羅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權論集》、《政治論文集》等。只有這些著作可以證明羅隆基這個人的存在和價值。正如俄國大詩人普希金在“紀念碑”那首詩開頭那句：“我為自己豎立了一座無形的紀念碑”（有的譯本翻譯成‘非人工的’紀念碑，那是直譯）。羅隆基也為他自己豎立了一座無形的紀念碑。這座紀念碑不是安置在地上，而是豎立在無數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人們的心中，永遠、永遠……

在羅隆基的身後，還發生過如下一幕，值得記錄：

今天我們都知道‘隱私’一詞。隱私屬於個人秘密，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否則可以訴諸法律。在西方發達國家裡，想當官就要準備犧牲一部分隱私權，官越大，犧牲越多。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因為私生活那點事情，幾乎丟掉總統寶座。可在中國則恰恰相反：官員可以擁有私密，老百姓卻不能享有。最大的官就可以擁有無限的隱私權。例如毛澤東和女人在床上說的悄悄話被別人偶然聽到；此事曝光後，引起龍顏震怒，下令追查。結果查到楊尚昆頭上。據楊尚昆說：這是正式會議通過的，為的是把毛在出巡期間對各地領導人說的每句話完整記錄下來，以便遵照辦理。雖然如此，那也不行。於是勒令檢討、再檢討，沒完沒了。（參見李志綏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81-282頁、352—354頁）

羅隆基是‘牛鬼蛇神’，當然更不允許保留任何‘隱私’。在他死後，日記和情書都被收走。情書中竟然有史良寫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有一次（大概是冬天）紅衛兵拉章伯鈞去批鬥，章卻發現自己是陪斗而已，主要批鬥對象是史良。紅衛兵們將史良當年寫給羅隆基的情書當眾大聲朗讀，然後質問他們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坦然地說：“我愛他。”史良此時已66歲。“我愛他”這三個字似乎是電影中定格的大特寫，將那個時代大背景下一個女人的柔腸與無奈歷歷呈現。（引自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第22頁）

 

 

3、王造時：著名愛國“七君子”之一瘐死獄中

王造時（1903--1971年）江西安福縣人，出身於平民之家。自幼聰明好學，有神童之譽。14歲考取北京的清華學校，1930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拒絕從政，在上海光華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王造時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並與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作鬥爭，是我國抗日救亡的先驅之一。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王造時不懼於威，不誘於名，兩次被捕坐牢，一次遭到暗殺，多次失業，但他為真理而戰，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中共政權建立後，蜚聲中外的愛國“七君子”中，除鄒韜奮於1944年病故、李公朴於1946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外，健在的5位中，有4位陸續調往北京高就：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惟獨學歷最高，年紀又最輕，功勞更為突出的王造時卻被長期冷落，在上海“待業”。直到1951年下半年，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聞訊，才聘請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個‘飯碗’。其中玄機何在？

後來史良對他透露說：“據說中央某領導對你執筆給斯大林寫信的問題有看法。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說清楚，有機會你得主動找有關領導說明一下，消除誤會”。1956年初，張孟聞從北京開會回滬後也對他說，中央某領導說是一個什麼條約問題，對你有誤會，有看法，還點了你的名。就是這些誤會和看法，使王造時白璧蒙冤。

1941年，正是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作殊死搏鬥的年代。我們北方鄰國蘇聯卻與日本聯手和好。4月1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與日本天皇陛下，為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締結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內容共4條：1、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2、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應始終遵守中立。3、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自動再延長五年。4、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儘快在東京交換。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這個條約還附了一份《共同宣言》：遵照蘇、日於1941年4月13日締結的中立條約之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條約”和“宣言”公布後，中國人民震驚，世界輿論譁然。

1941年是中國人民反對日寇侵略戰爭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候。日寇占領了我國半壁江山，大漢奸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了偽政權，國內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共兩黨關係再度緊張。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國蘇聯，突然做出這樣的事情，實在令人震驚。“條約”的簽訂，就意味着日寇侵華，蘇聯將不顧國際準則，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個有着正義感的國家和人民都是難以理解的，特別是在“宣言”中還居然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謬至極！

所謂“滿洲國”，乃我國東北三省的神聖領土，那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強行占領後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堅持鬥爭。除日本及其幾個法西斯盟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正義的國家承認過，而蘇聯怎能“尊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神聖領土、還要承認偽“滿洲國”呢?這個條約理所當然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

蘇聯的這一舉動，給法西斯分子及其日偽漢奸們以極大的鼓舞。南京汪偽政權的報紙在刊發這一消息時，以大字套紅出版，還配以斯大林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立握手的大照片。他們無恥地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德國原駐蘇大使舒倫堡也得意地說：“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事實表明，其後果極其嚴重，使親者痛、仇者快。

為抗日救國而戰鬥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同仁們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震驚，反響強烈。當時在重慶的“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人相約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請大家對此事發表看法。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國際外交方面的專家，他們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蘇聯當局如此舉動，性質是嚴重的，不可等閒視之。

早在兩年前，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了把“禍水”西引，使自己置於所謂帝國主義戰爭之外。當時，它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威脅，反而成了戰爭的受益者。不過蘇、德兩國的“蜜月”為時不長。1940年冬，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德期間，根據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的建議，蘇聯應當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國同盟一邊，4國訂立一個為期10年的合作協定。只要訂立這個協定，德國便完全承認並尊重屬於蘇聯現在所有的領土範圍。蘇聯當時也很想簽訂這個協定，但又有很大的風險。因為美國尚未參戰，戰爭的勝負未定。一旦戰爭的最終勝利在英、美一方，與3個法西斯國家簽訂同盟，不僅使自己完全喪失其“中立”的立場，而且處境不利。蘇聯經過仔細權衡後，向德國提出了“協定”的4個附加條件：一、德國軍隊立即從蘇聯的勢力範圍芬蘭撤出；二、蘇聯同保加利亞締結互助條約，並長期租借達達尼爾海峽的陸海軍基地；三、確認巴統及巴庫以南至波斯灣地區為蘇聯領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棄在庫頁島開採石油的權利。蘇聯的上述擴張要求，對於一心想統治全世界的希特勒來說，顯然不能接受。果然，1941年6月，德國悍然出兵侵蘇。

德蘇談判破裂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為了日本既定的戰略目標，緊步德國後塵，以調整日蘇邦交為由，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蘇日兩國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着中國達成了《蘇日中立條約》，使中國成為這兩個國家互相妥協的最直接受害者。

這次座談會的參與者一致認為：蘇聯是我們的友好鄰邦，在援華抗日方面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有過幫助。但是，當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和利益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實在令人遺憾。這不僅妨礙了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更是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抗日救國大業一個不小的打擊，確有必要對他們發表意見。對此，國民黨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應。外交部隨即發表聲明說：“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座談會上，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推舉王造時執筆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王造時挑燈夜戰，急就信稿，交給張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裡再次開會，集體討論修改定稿，簽上名字。公開信全文如下：

 

蘇聯大使潘友新先生並請轉貴國領袖斯大林先生勛鑒：

我們以中國公民的立場，謹以最懇切的熱誠，致書於閣下。貴國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及積極援助我中國抗戰的事實，使我國民眾對於貴國具有至高的景仰與無限的希望。今貴國於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國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我們很殷切的希望，閣下對於該項協定，能就下列三點，在相當的時機，用相當的方式，作一補充的說明，以祛除我國國民及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疑慮。(一)尊重所謂“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偽滿洲國?(二)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1924年中滿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牴觸?(三)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

中國抗戰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則，認定日本帝國主義為唯一敵人。對於友邦的援助固然極端歡迎與感謝，但對於友邦一時的苦衷所造成不利於我的表現，除表示否認外，亦莫不寄以極端忍耐的期待。我們深信，我們的抗戰，不僅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抑且有裨益於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們必然全國團結一致，經過長期奮鬥，獲得最後勝利，恢復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

我們為主張抗戰之人。我們亦為景仰貴國之人。對於中蘇兩大民族攜手向人類解放途上邁進，尤其抱有無限期望。故謹以致誠，略獻數語，以供閣下考慮。此信雖系我們數人簽名，但我們相信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民眾意見。

專此，並致革命敬禮!

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簽名）

中華民國30年4月17日

 

大家簽名之後，由沙千里謄寫兩份，並由沙送至蘇聯駐華大使館潘友新大使轉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時送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王世傑。第二天王造時便離開了重慶，回到江西吉安繼續辦他的《前方日報》。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到信件後，轉由中新社發表。大陸和香港不少報紙、雜誌、電台不僅作了報道，還進行了評述。肯定了他們寫信的動機是一種愛國的表現。

蘇聯和日本簽訂的這個“條約”和發表的“宣言”，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助長了敵人的侵略氣焰，打擊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忱與決心，任何時候看都是錯誤的。然而，王造時執筆寫的這封信，他既站在中國人民和愛國的立場上，對蘇日條約及其宣言中關繫到我國領土主權問題表明了態度，感到“莫大的遺憾”；但又考慮到蘇聯是我國的友好鄰邦，支持過中國的抗戰，這次與日本簽約也許有策略上“一時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內容上十分克制，擺事實，講道理，語言和措詞都很委婉、謙恭，心平氣和地表明自己的正義立場，任何時候看都沒有什麼錯誤。

公開信見報之後，正在重慶的中共某領導人找沈鈞儒、章乃器等談看法時說，救國會的朋友們寫這封信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慮到與斯大林的關係問題，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蘇分子所利用。兩人的回答卻迥然不同：沈鈞儒當即表示，我們考慮問題不全面，有些欠妥。章乃器則堅持說：為了維護國家的神聖主權，此信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後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提及此事。他答覆斯諾的話完全是同義語反覆、外交辭令：“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那它就不會簽訂。然而，如果不妨礙這種支持，那就可以簽訂而不致產生有害的後果。”以後發生的上述情節，王造時早已回江西，因而並不知情。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隨着中蘇建交，兩國友好關係有了新的發展與加強，這封公開信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中央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按照蘇聯《真理報》所定的調子解釋說，蘇日條約的簽訂，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讓日本侵略者的矛頭向南不向北，免得蘇聯腹背受敵，讓蘇聯集中力量在西線對付德國侵略者。也就是說，要以犧牲中國主權的代價來牽制日本，保護蘇聯。按照這個邏輯，“公開信”自然成了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了。

當時的所謂“反蘇”實際上就意味着“反共”。有關方面負責人聽風就是雨，不作認真細微的調查研究，對王造時抓住不放。一位領導人說，這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抗議信；另一位則說，這是一個攻擊斯大林的聲明。甚至還有更離奇的說法：這封信是王造時事先起草好了，然後強迫救國會負責人簽字的。這些說法雖然絕對與事實不符，但卻沒有及時地、負責任地澄清，使這位執筆人成了“反蘇”的罪魁禍首。王造時感到極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1957年2月，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的王造時被邀列席會議。藉此機會，他向有關方面提出了關於寫“公開信”的問題，要求澄清事實，分清責任。上海市統戰部長劉述周會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聽取了王造時關於寫“公開信”的詳細過程，29日又找到在京的當事人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顧了這件事。他們說當時寫那封信，是我們召開座談會後共同商量決定的，信的內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寫那封信是錯誤的，也應該由我們8人共同負責，不應該由王造時先生一個人擔當。

周恩來對王造時的“包袱”早有所聞，但對整個過程又不完全清楚。他決定抽時間單獨找王造時談談心。3月27日下午，周恩來共進晚餐。二人碰杯喝酒，並回顧早年在重慶的小飯館裡吃陽春麵、抗戰時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約見的歷歷往事。周恩來談笑自如，氣氛融洽輕鬆。晚飯過後，周繼續與王促膝長談，仔細地傾聽王的陳述。一面問清某些過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釋。周對這場誤會表示完全理解，說歷史問題大家說清楚了就好了，歸咎於先生一個人負責是不公平的。周恩來風趣地說：潘大逵先生說你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我看你並不憔悴，還長得很胖嘛！希望從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膽工作，眼睛朝前看。

交談結束後，周恩來把王造時送到門口，他緊緊地握着王造時的手說：對於王先生為革命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學識才華，應當妥善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願意的話，待會議結束後，將考慮調到北京來。

對周的談話及最後表態，王造時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一回到上海就給周寫信說：“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的私衷及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我作一懇談。你那寬廣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你提出我來北京工作等問題，我定當從祖國需要上慎重考慮。”

不料王造時返回上海兩個多月後，一場政治風暴襲來，王造時被點名打成了大右派。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當然成為“歷史上的反蘇、反共罪行”的鐵證，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6月22日，王造時再次給周寫信，表明自己愛國愛黨的心跡，也是求助的最後一線希望。然而，這封信不管周恩來收到與否，在那種情勢下，周恐怕也無能為力。除了那封所謂“反蘇”的公開信以外，還有諸如“把鳴放的重點放到基層去”、“進一步建立民主法治秩序”等言論，都成為王造時被劃右派的根據。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蘇關係已成敵對狀態，當年那封公開信應該不再成為‘罪狀’了吧？善良的人們又猜錯了！當權者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拋出這顆“重磅炸彈”對王造時進行狂轟濫炸，並於1966年11月21日由上海市公檢法以“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罪名將其逮捕入獄。王造時百口莫辯，有冤難申。

在獄中，受盡折磨，幾年後精神失常。監獄當局任他便溺滿身，不管也不治療。直到病情危急，才勉強送醫院搶救，醫生卻無回天之力。終於在1971年逝世，終年68歲。在他的死亡通知單上，沒有姓名，只有代號：1416。

據彭文應先生的長子在回憶文章中說：在監獄中他失去了自已的名字，只有一個號碼，1971年病重被送入醫院，8月命歸西天，次日火化後才通知家屬來領取骨灰。據說遺體骨瘦如柴，遍體鱗傷，手臂亦被折斷，十分悽慘。他的骨灰當時只好用化名寄放鄉下。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而今只留下一堆化名所代表的骨灰。可悲，可嘆！

王造時一生命運多舛，全家不幸：妻子朱秀芳英年早逝，長子因精神病入院，次子在反右運動中受刺激而精神失常。長女復旦大學畢業後入司法部門工作，肅反時也得了精神病。他視為掌上明珠的幼女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中得了不治之症，死時還不到30歲。

在當年‘七君子’中，王造時最具有才華、最活躍；而在中共統治下，王造時卻是命運最悲慘者。“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共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人？什麼人才適合在中共統治下生存？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4、彭文應：絕不低頭認錯悽然離世

彭文應（1904年－1962年），江西省安福縣人。1917年夏，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北京清華學校在江西招生，彭文應與同鄉好友王造時在全省二千多人的會考中，分別名列第一、第二。他們二人與另一位同鄉羅隆基後來被國人稱為“安福三傑”或“安福三才子”。三人均學業優秀，思想進步，先後赴美留學，羅、王二位獲博士學位、彭則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三人積極投入各項愛國政治活動，活躍在中國政壇。在1957年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極右分子”。

彭文應在清華求學期間，擔任過《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長，參加五四運動。1925年畢業後，按公費生資格赴美國留學，在美國威士康辛大學攻讀政治系，獲學士學位。後又至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獲政治碩士學位。曾擔任哥倫比亞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1931年9·18事變後，組織中國學生發表聲明，寫文章，抗議日本侵華，呼籲國人團結抗日。

1932年回國後，在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擔任教授，並與王造時合編的《主張與批評》、《自由言論》雜誌，成為主要撰稿人，發表《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1936年，彭文應參加上海各界救國會。1938年參加憲政協進會和民主同志會等組織，曾擔任《民主》、《憲政》半月刊主編。“七君子事件”發生後，他參加了宋慶齡領導的營救工作，並隨宋慶齡進行愛國入獄鬥爭。上海淪陷後，彭文應赴江西，任《前方日報》主筆，在此期間，曾任江西省政府臨時參議會參議，省立永修高級農林學校校長，南昌大學教授、總務長等職。

自30年代起，彭文應便積極同情中共，反對國民党進攻“蘇區”，主張民主社會主義。1939年在南昌因抨擊政府“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對進攻蘇區”而險遭不測。後來周恩來專程前往彭文應擔任總主筆、王造時任社長的《前方日報》社慰問，緊握着彭文應的手說：“彭先生，我代表黨向你表示感謝”。

30年代之初的某日，彭文應在滬探望朋友。正言談間，忽有一位儀表非凡的不速之客來訪。見室內有人，不肯進入。只在走道同友人交談。友人匆忙走入臥室翻箱倒櫃尋找什麼。彭同走道上的客人交換眼色，但未經友人介紹不便招呼。幾分鐘後，友人急步進入房間，對彭文應說：這位朋友有燃眉之急，而自已的錢和鑰匙都被太太帶上街去了，問彭身上有錢嗎？彭文應立即傾其所有交給朋友，二人都未點數便交給了走道上的客人。友人送走客人後才告之：來人正是國民黨當局所通緝的要犯周恩來。當天有位地下工作者被捕，須行賄方可免送警備司令部。據彭回憶，錢並不多，相當於人民幣百多元，此事早已淡忘。

上海易幟不久，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軍管會主任陳毅召開一次座談會，彭應邀參加。周一眼就認出了他。及至散會，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稱“彭先生”。彭正驚愕，周向他回憶了30年代初的那件往事。恰好陳毅走來，周對陳說：這位彭先生曾經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囑咐陳毅“要記住這個朋友”。陳毅調京後，彭去北京開會，曾被邀請至陳毅家便飯，歡談甚久。

抗戰勝利後，彭文應回到上海，任上海臨時大學教授，由沈鈞儒、沈志遠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積極投入民主運動，1947年民盟被國民黨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解散時，彭文應臨危不懼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組織主任委員，領導民盟上海地下組織進行民主鬥爭。1949年5月初，上海易幟前夕，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彭文應在申江醫院被追捕，躲至屋頂後化妝逃脫，死裡逃生。但被抄家，財物被掠一空，家中老小被趕出家門。

上海易幟後，6至8月彭文應任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11月在民盟中央一屆四次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50年1月至10月彭文應又任民盟上海市支部臨工委副主任委員，1951年10起彭文應歷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屆副主任委員，民盟上海市第三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歷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一、二、三屆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二、三屆常委，第一屆上海市政協常委。

彭文應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上海市人代會批判右派份子大會上，他仍然大義凜然地自辯，歷時二個半小時。他一方面聲明自己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繼續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導，民主黨派作用和幹部政策等十一個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會上有人斥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頑固派”。在勒令他所作的種種“檢查”中，他始終不認一個“錯”。有人奉上面的指示向他暗示：哪怕只要低一下頭，認一個錯，就可“從輕發落”。彭文應不領這份情，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負隅頑抗”。他義正詞嚴地說：“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幾十年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在為黨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份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當年在55萬右派份子中，很少有彭文應這樣的‘頑固份子’。在上層愛國人士中更為罕見。他“拒不低頭認罪”的態度，激怒了毛澤東、柯慶施。這便是他被定為極右份子的原因。

彭文應受到最嚴歷的懲罰：撤銷盟內外一切職務，僅保留盟籍，但取消工資，從此斷絕了生活來源。還要監督勞動，逐出南昌路55號花園洋房，八口之家遷入一戶十五平方米的斗室，二兒子只能在六平方米的廁所搭床睡覺。妻子鄧世瑢曾是劉海粟美專的學生，1957年7月19日張春橋發表《質問彭文應》一文時，猝死於醫院，時年僅四十四歲。此時彭正被批斗，不允許見最後一面。次子彭志平因不堪家庭變故患上精神分裂症後自殺，才十九歲。據彭文應的長子回憶文章說：弟弟的夭折，對爸爸是又一次身心重創，悲憤之情，唯對天表！

在如此兇險的處境中，中共統戰部的官員和民盟代表乘機上門“勸降”。見到他和家庭的悲慘處境後，有一位統戰部官員規勸說：你只要寫上幾十個字的檢查，認個錯，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王造時摘帽後也來勸過他。二女兒薇薇曾跪在彭文應面前求他：“為了兒女，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認一下吧。”在原則問題上，彭文應的信念異常堅定，堅持“……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

他背負着極右份子沉重的十字架，在家破人亡的絕境中，仍不放棄一個知識分子建言之責。於一九六二年初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秉筆直書，上萬言策，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所有右派份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就在這年的12月15日，彭文應貧病交迫，心力交瘁，因心包炎、敗血症，入住上海廣慈醫院。難友王造時聞訊趕來，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多多關照。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後也紛紛前往醫院探望。但此時的彭文應已是油盡燈枯，無力回天。終年58歲。

畢生追隨中共，赤膽忠心的彭文應竟然是不予改正的5名中央級右派之一。當年周恩來那句‘要記住這位朋友’的話早已被當局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但是，他的子女們沒有忘記自己的父親。他們於2004年6月，在上海市奉賢區杭州灣畔面南臨海、景色優美的《海灣寢園》內，將彭先生及其愛妻和次子的骨灰重新安葬；同時為他樹立了一尊全身銅像，並編印了“彭文應先生百年誕辰(1904-2004)紀念冊”，以表緬懷之情。

彭文應站立在那兒，面向大海，不分晝夜，不避寒暑，不計利害、不畏強暴，默默地傾訴着，傾訴自己的冤屈和不平。

歷史就這樣永遠定格在那個令人深思的鏡頭。

 

【補白】

毛澤東論群眾鬧事：

1、罷工、罷課、請願，憲法上有的規定了，有的也未禁止。群眾有道理的請願是完全應該允許的。

2、凡是出官僚主義的地方，那個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鬧事。因為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作中造成很大的損失惡果，到了群眾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可以用大民主來反對官僚主義分子？……這樣對於改正工廠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是有好處的，……如果我們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義作風，結果就可能形成一個特殊的階層，脫離人民甚至最終為人民所打倒。

3、對鬧事怕不怕？我看還是不要怕……怕有何用？……有理的應該鬧，沒有理的也鬧不長，鬧不出12.9來。

4、鬧得對的，承認錯誤，滿足要求；對鬧得不對的，不能遷就，要給以批評，爭取群眾，孤立壞人，除行兇殺人以外不要亂捉人，對人民絕對不要輕易開槍、捉人，要開槍只能對天上開槍。

5、預防鬧事的根本辦法是：努力克服官僚主義，使之不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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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5、浦熙修：一代女傑黯然消逝

 

浦熙修(1910-1970年)女，出生在江蘇省嘉定縣南門永康橋（今屬上海市）的一個小吏家庭。193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後擔任北京志成中學教師。後來隨夫袁子英到南京。由於不願意淪為家庭主婦，乃四處尋找工作。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新民報》的廣告欄中看到某地產公司招考女職員的消息，趕緊去應試。考題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婦女職業問題，有很多的思路可以發揮。考試後自我感覺良好，但結果卻沒有被錄取。地產公司的老闆對她說：“我們這裡不用結過婚的女職員。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願意介紹你到《新民報》去。”就這樣，浦熙修進了陳銘德創辦和主持的《新民報》社，最初被安排在廣告科工作。恰逢當時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決定在中山陵旁舉行周年紀念大會。《新民報》臨時才知道此事，可是記者都派出去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場”。結果，她寫的報道卻遠遠超出了上司的預料，成為當期報紙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編輯和讀者的一致好評：“文筆流暢洗鍊，吸引讀者，並博得同行的讚許”。這次成績，使她從廣告科調到編輯部，成了《新民報》社的第一位女記者。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上海頓時成了戰場。接着南京也遭到敵機的大轟炸。戰火越燒越近，越燒越大。11月27日，《新民報》在南京出完最後一張報紙，就把機器設備和紙張全部運到重慶。

經過幾年的奔波，浦熙修終於1939年1月回到重慶的《新民報》上班，並擔任了採訪部主任。真正讓浦熙修出名的是對1945年國共和平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中的出色表現和採訪成果。她對於整個過程分階段的深入採訪和報道，真正體現了一個新聞記者的專業水平，也使這位女性在全國新聞界嶄露頭角。

浦熙修在得知即將在重慶舉行這樣一次重大會議後，以她對新聞事業特有的敏感，立即意識到：國統區的很多人其實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並不很了解；如果能夠對這次會議進行一次密集的報道，對於談判的進程以及成功率肯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她策劃了一個在會議期間採訪38位出席代表的專題，並發表在《新民報》晚刊的頭版上。在每篇不長的訪問文章中，都客觀地反映了被訪者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前途的主張，並深刻而含蓄地刻畫出許多風雲人物的形象。後來，這些對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的真實素描，不僅成為歷史的重要記錄，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次成功採訪的個案。

在整個會議進行的20多天時間裡，浦熙修一邊寫人物專訪，一邊參加會議寫新聞，忙得不亦樂乎。後來她回到南京後，又積極參與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報道。轟動全國的“較場口事件”以及“下關事件”的深度報道成為當時重大政治事件的真實記錄和歷史文獻，深刻地反映出時局的危急和新聞記者採訪的艱難。在“下關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暴徒毆打。各界人士紛紛前往醫院探望，給她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

國共談判失敗後，許多與會人士都建議浦熙修及早離開南京。根據她在近期的表現，當局肯定是不會放過她的。但她在考慮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後，覺得留在南京應該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於是，繼續留在了南京，並成了國共新聞問題的專家。當局害怕輿論的抨擊不敢對她有什麼非法舉措，但卻嚴格控制她寫的新聞稿不讓發表。這一招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時論文章不能及時見報。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當時的形勢，她將自己剖析時政的“南京通訊”寄往上海的一些雜誌發表。這些雜誌很快因為刊登她的“南京通訊”而熱銷國內外，可見當時浦熙修的影響確實非比尋常。

1947年，國民黨當局血腥鎮壓‘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的群眾運動，製造了‘五二○’大血案。浦熙修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報道事實真相。1948年被國民黨當局以‘共黨嫌疑’為由將她逮捕入獄，後經各界救援而獲釋。由於挨過打、坐過牢，因此聲名鵲起，被稱為大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這幾位女傑都曾為中共奪取政權而積極奔走效力。但在中共掌權後，前二位先後被打成右派，楊剛則提前自殺而免於受辱。至於最後那位戈揚女士，也被打入右派行列；1989年的6/4事件中，又因支持學生運動而被追查，不得不遠遁美國以避禍。

從1937年到1957年，從《新民報》到《文匯報》，‘浦熙修’這個名字在全國新聞界幾乎風靡了20年。在重慶的歲月里，周恩來稱她為“我們的親戚”，固然因為她妹妹是彭大將軍的夫人，更因為她鮮明的政治傾向。1949年9月，她以“自由職業界民主人士”身份出席全國政協一次會議，10月1日，她應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的“金口玉言”稱她是“坐過班房的記者”，真可謂備極尊榮。她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從“左”的峰顛跌入“右”的深淵。

1957年6月8日《這是為什麼？》——《人民日報》社論標誌着反右運動的開始。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公開點了浦熙修的名：“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帥上有帥，……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人們應該不會忘記：就在幾個月前（3月10日），毛澤東還親口誇獎：“《文匯報》辦得好”還說：我每天午睡起來都要先看《文匯報》，再看其它報紙。還說浦熙修是“坐過班房的記者”，嘉勉之詞，言猶在耳。轉眼之間，卻變成了反黨的“能幹的女將”，從榮譽的頂端突然跌落到毀滅的邊緣，面臨滅頂之災。一位多年來真誠地追隨共產黨多年的新聞記者，從此被永遠地逐出了新聞界。

藉助《人民日報》社論的殺氣，《文匯報》當天即在頭版發出《本報工作人員連續舉行大會憤怒揭發浦熙修反黨活動》的新聞，副題為“同章伯鈞羅隆基串通一氣篡改本報方向執行右派分子方針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罪名進一步升級了。同事們紛紛揭發她“對羅隆基唯命是從”、“處處聽羅隆基擺布”，曾和她在北京辦事處共事八年的記者謝蔚明說：“浦熙修有很多事情都是找羅隆基商量的，她和羅隆基的私人交情很深，還把羅看成政治家。”

7月4日，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站出來批判她的人中有當年下關慘案中和她一起挨打的《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老同事張恨水、趙超構、張友鸞、陳銘德、鄧季惺聯合發言等，他們都勒令她“猛省”。

7月5日繼續召開的新聞工作座談會上，除了謝蔚明，還有王芸生、徐鑄成的發言。一時間，萬炮齊發，必欲置她於死地。7月6日，《人民日報》刊出華君武的漫畫《猶抱琵琶半遮面》，成為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的註腳。畫面上的浦熙修懷抱琵琶，露出半個臉，琵琶上是羅隆基的漫畫像，還寫着“羅隆基立場”五個字。這幅輕佻的漫畫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和那些無情的揭發一起構成了罩在浦熙修頭上的天羅地網。她那高貴的自尊心理防線終於被衝破。在蔣介石政權面前曾經高高昂起的那顆倔強的頭顱，終於在中共政權淫威下屈辱地、低低地垂下了。7月10日，她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交代了羅隆基與文匯報的關係”，並揭發羅隆基1949年後想當外交部長、司法部長、高教部長的野心等等；7月19日，她還揭發羅隆基常說：“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是最肉麻不過的事”等等；8月31日，在民盟中央批鬥羅隆基的會上，她讀了羅當年給她的一封信，內容明明是講李宗仁可能向蔣介石“逼宮”，她卻解釋為“羅隆基想做王莽”……至此，浦熙修終於完全按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意圖“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當年那個縱橫恣肆的‘女中豪傑’已經黯然消逝了。同時她這一擊也徹底擊跨了羅隆基。8年後，67歲的羅隆基含恨離開人間。浦熙修又過了5年的屈辱生涯，1970年4月13日，不堪造反派的凌辱，憤然自盡，終於結束了60年的慘澹人生。

當我們今天反思這段令人詛咒的歷史時，應該承認：那個時候反右運動的發生是無法避免的，羅隆基等人的悲劇早就註定。早在1947年10月27日，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中就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199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

浦熙修捲入這場無法抗拒的災難，首先是因為她與羅隆基的私人感情，1949年後，她想和羅隆基結婚，但“朋友們都不贊成，我的妹妹反對尤力，我的兩個孩子也都反對。……但由於多年的感情，我們保持着朋友的關係。”與她相依為命18年的妹妹浦安修為什麼“反對尤力”？因為她是彭德懷的夫人，她完全有可能知道黨內的這些安排。

此後的生活，不必細表。大致是這樣：1959年11月被摘帽，但從此永遠離開了《文匯報》。從1960年到1965年的6年裡，她一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最初主編《文史資料選輯》，先後擔任文教組長、副組長。她說：“新聞記者當不成，當了舊聞記者。”“硬氣”的浦熙修變得不願多見人，話不多，活動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協開會，見到周恩來也躲着走。

讀書和思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據她女兒袁冬林回憶：她通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並反覆閱讀《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為寫好文化史，她閱讀了《史記》、《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及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等書；為了掌握收集材料的方法，她還閱讀了《達爾文的生平及其書信集》。浦熙修覺得魯迅的雜文對自己的業務有幫助，為此還閱讀了《魯迅全集》，其它書如《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書也在她的閱讀範圍之內。因讀書而思考，因思考而覺悟。她終於悟出：“當時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東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渦中，自己卻不懂得政治”。

1980年5月，浦熙修獲得平反。1981年3月19日，全國政協為她舉行了遲來的追悼會。追悼會前夕（3月16日），華君武給浦熙修委員治喪辦公室寫了這樣一封信：

“我因有會議，不能去參加追悼會。但有一事請向她的家屬轉告。57年反右時，我曾畫過一幅漫畫諷刺過她，這張漫畫現在認識是錯誤的，也是不應當的，此事久壓心頭，趁此機會，只好向她的家屬表示道歉了。”

這是個姍姍來遲的道歉。但懺悔不分早晚，懺悔總比不懺悔好。許許多多曾經落井下石者，不管出於什麼目的，不管以什麼樣的理由，至今還沒有站出來公開道歉的。因此，華君武的道歉就更突顯其可貴、難得。

當年那些狠批、狠斗過浦熙修的人，後來大多也成了右派。僥倖躲過“反右”的人，也未能逃過“文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經歷了無數災難、浩劫之後，知識分子中有幾個真的明白了這個道理？

更進一步來說，浦熙修也難以抗拒政治的高壓，最終出賣了她所敬、所愛的摯友羅隆基。她內心的痛苦今天已無法猜想。當然，即使她不揭發，羅隆基同樣在劫難逃。但這不能成為她揭發羅隆基的理由，羅隆基不在乎其它人的揭發，只有在他深深熱愛着的浦熙修站出來揭發時，他的精神防線才徹底崩潰了。

每個人都對時代的悲劇負有或大或小的責任，沒有人可以倖免，浦熙修也不例外。

 

 

6、梅汝璈：代表正義為國爭光晚景淒涼

 

梅汝璈(1904～1973年)江西南昌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代表，參與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大法官。

1924年從清華學校畢業後即赴美國留學。1926年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文科學士學位，並被選入懷·白塔·卡帕榮譽學會。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攻讀法律，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梅汝璈曾與同學施滉、冀朝鼎等組織“中山主義研究會”，以配合在國內發生的北伐革命活動。

1929年春，遍游英、法、德、蘇等國後，回到祖國。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主講英美法系、政治學、民法概論、刑法概論、國際私法等重要課程，還擔任過當時內政部參事兼行政訴願委員會委員、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專門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部主任及《時事類編》半月刊主編，同時在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等院校兼職講授英美法課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國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參與了對20世紀30～40年代發生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大規模侵略戰爭負有主要責任的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同庇護日本戰犯的極右勢力進行了堅決而卓有成效的鬥爭。在歷時兩年半的時間裡，共計開庭818次。在這段馬拉松式的、漫長的司法過程中，梅先生始終堅持法律原則，有理有節。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和“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問題上，堅持維護了祖國的尊嚴和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時也贏得了世界正義人士的讚賞與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務，獲得中外各界人士高度評價。時任教育次長兼國立政治大學校長的顧毓琇先生曾贈劍與梅先生，並稱他為“壯士”。

上面涉及幾個關鍵問題的詳細情況如下：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中受侵略最慘的戰勝國之一，但審判長由澳大利亞韋伯法官擔任，美、中、英、蘇、加、法、新、荷、印、菲等十國法官的座次問題，開庭前的預演時就發生了爭議。因為庭長韋伯宣布入場的順序為美、英、中、蘇、加、法、新、荷、印、菲，把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立即對這一安排提出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接着，他憤然脫下象徵着法律權威的黑色絲質法袍，拒絕“彩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大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庭長當即召集法官們表決，結果是同意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均按照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簽字的順序來安排。這次預演雖然推遲了半個多小時進行，梅汝璈終於為祖國爭得了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其次，在對戰犯量刑方面，再次發生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受日軍侵略和踐踏程度比較輕微的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對戰犯處以死刑。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審判過程中兩年來所收集到的日軍暴行資料，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者必須處以死刑。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從1946年5月開庭，歷時兩年半的時間裡，他雖然享受着豐厚的待遇，但是他從報上看到國內“飢餓”、“內戰”的壞消息，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所以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司法部長時，他拒絕去南京赴任。不久，南京、上海相繼解放，梅汝璈由東京設法抵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聯繫，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1954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大常委會法案委員會委員。他還是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同時還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社會職務，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梅先生着有《中國人民走向憲治》、《中國戰時立法》、《告日本人民書》、《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制定侵略定義的歷史問題》、《世界人民堅決反對美國對日本的和約》等著作，遺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由其後人梅小璈先生於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抗日戰爭之始，南開遷往昆明與北大、清華合併成立“西南聯大”，他途經重慶，應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的清華校友顧毓琇之邀，擔任該校法律系教授。

“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周恩來這段話，言猶在耳，風雲突變。1957年“反右運動”中，梅先生竟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造反派先是嚴辭質問他：“你保存着這東西，是不是盼着國民黨回來變天？”梅汝璈義正詞嚴地回答：“國民黨給我那麼大的官我都沒做，我是一個被國民黨通緝的要犯。真要是復辟了，我的人頭落地恐怕還在各位青年之先呢！”有些紅衛兵又要燒掉法袍，梅汝璈更是嚴肅地告訴這些娃娃們：“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不知道就讓我來告訴你們。這是咱們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審判外國人時穿的衣服，是民族尊嚴的見證……”。梅汝璈義正辭嚴的回答，使對方頓時失去了燒掉法袍的勇氣和傻氣。經過梅汝璈有理有節的應對抗爭，巧妙周旋，反過來教育了這群不懂事的小娃娃，從而保存了這件歷史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着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囑將厚達尺余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歷史，永遠不要忘記中國人民所經受的屈辱和苦難。

 

 

7、錢端升：政法學泰斗卑微的後半生

錢端升（1900——1990年）出生於上海，祖上行醫。自幼勤奮好學，17歲即考入北京清華學校，19歲被選送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不久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24歲獲哲學博士學位。當年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講師，講授政治學、憲法學。1927年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在《現代評論》雜誌連續發表評論，強烈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並主張吸取西方經驗，建立完善的中國行政系統。1930年，回清華任教並在北大兼課。1934年，日本侵略勢力進逼華北，國民黨政府加緊“文化圍剿”，民族危機日益逼近。天津《益世報》主筆羅隆基，因抨擊時政被通緝，離職他去。錢端升繼任主筆，數月間發表評論170篇，針砭時弊，辛辣尖銳，擊中要害。柳亞子作《懷人》詩，贊“錢郎才氣頗縱橫，抵掌能談政與兵”。

這時的錢端升已蜚聲中外。1937—1949年，四次應邀赴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1947年底，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1948年，堅辭美國著名學府的聘任，返回北京大學。

北平解放前夕，錢端升與中共地下黨主動聯繫，保護革命學生，維持學校秩序以待解放軍接管。中共掌權以後，先後任北大法學院長、北京政法學院院長、外交學會副會長、對外友協副會長、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外交部顧問，並致力於新中國的法制建設。1954年，被聘為全國人大憲法起草委員會顧問，參加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

1957年，錢端升被錯劃為右派，並被迫離開他心愛的講壇。從此“鉗口幽居二十年”。要了解錢端升可憐的後半生，不妨先看看錢端升前半生是何等輝煌的形象：

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的國民參政會議上，慷慨陳詞、仗義執言。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毫無懼色。他和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的四位參政員。用趙寶熙先生的話說，“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縱然蔣介石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總司令、中國當時最高領導人，但面對這幾位學有所成、學有所長的大學者，依然不得不表現得十分謙恭有禮。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錢端升一直是一位鐵骨錚錚的勇士形象。這位具有濃厚自由主義情懷的知識分子，深受費邊主義的影響，始終秉持學者的天職，及時而又勇敢地發出獨立的聲音，不管他面對的是熱情的笑臉還是冰冷的槍口。

錢端升的這種獨立精神更多來自於其潔身自好，他壓根就不願意做蔣介石的官。“錢先生要是想做官，機會多得很。”（著名學者謝泳之評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10月1日，錢端升和西南聯大另外九位教授，聯名分别致電蔣介石和毛澤東，要求國共雙方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雙十協定”在桌面上簽字後，背地裡內戰卻箭在弦上，即時待發。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也成為國民黨特務的眼中釘、肉中刺。由於國民黨的干涉，原定於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雲南大學致公堂召開的時事晚會被禁止，雲南大學被勒令不得提供場所。後來時事晚會改在西南聯大圖書館草坪上舉行。除了西南聯大的學生外，社會各界人士勇敢地衝破軍警特務的重重阻撓，前來聆聽時事演講。當時聽眾多達6000多人。在主持人王瑞源簡短致詞後，錢端升便以“對目前中國政治的認識”為題發表演講，疾呼“內戰必然毀滅中國”、“我們需要聯合政府”，錢教授的話音剛落，西南聯大草坪上掌聲雷動。

突然間槍聲大作，子彈“啾啾”地飛過師生們頭頂。當局出動軍警團團包圍，企圖鳴槍驅散時事報告會。錢端升先生臨危不懼，泰然自若，繼續自己的演講。國民黨軍警此計不成，又突然停電試圖中斷時事報告會。錢端升和其它師生一道，點亮汽燈，時事報告會繼續進行，直到勝利結束。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學校代表決議全市總罷課，錢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聯合大學教授會，通過公開抗議、支持學生行動。12月1日，國民黨軍政當局製造了“12·1”慘案，在聯大師範學院大門前開槍並投擲手榴彈，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等4人當場死亡，重傷20多人。12月2日聯大教授集會，一致推舉錢端升、周炳琳、費青、燕樹棠、趙鳳喈等5位教授組成了法律委員會，準備起訴當局。此舉得到成都、上海各界人士的紛紛響應。此後，國民黨特務甚至寄給錢端升一顆子彈，以此相威脅。應該說，面對國民黨的極權統治，錢端升表現出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和勇氣，他從來沒有退縮過，正可謂“鐵肩擔道義，辣手着文章”。這就是1949年前的錢端升。一個具有正義感、使命感、愛人民、愛祖國、無私無畏的知識精英。

再看他的學術成就：作為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奠基人，錢端升做出了下述兩個方面的開拓性貢獻：

(1)率先運用“法律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將政治學研究聚焦於對各國憲法的研究，開啟了我國比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又稱“國家主義政治學”。它的基本含義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研究國家主要是研究國家制度，而國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憲法條文的集合，所以歸根結底，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憲法條文，比較政治也就是比較憲法。在此意義上，人們也將這種政治學稱為“法律形式主義政治學”。較之傳統的思辨政治學，這種“法律形式主義”研究方法的進步意義在於：政治學終於把目光從概念中的事物轉向了現實中的事物，政治學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以政治科學方法為主導的新階段。

(2)建構了中國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學化、體系化的發展方向。他認為：政治學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具有經驗性。它未來的發展，完全視其能否成為經驗科學而定。

政治學距離成為經驗科學的理想甚遠，只要有更多的專門研究機構，只要有更多的人學習研究政治學，“長此以往，政治學當不難成為科學，而在學術中占一位置也。”錢端升分析了政治學和相近學科之間的關係：歷史學應該成為政治學研究之工具，心理學更有助於分析政治行為之心理基礎，均不可忽視。錢端升對政治學下了一個完整的、經典的定義：“政治學乃是研究國內外政治活動、政治組織(包括政府體制)、國際關係、兼而縱論時事的一門科學”。錢端升將研究對象進一步具體化，構建了現代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框架。這一框架的第一層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動及原動力)、國際關係三大塊。這應該算是中國政治學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將政治學理論體系化的努力。

錢端升列舉了政治學的三種用途：一是可作為知識研究，二是當作一種研究方法，三是實用，即“謀政治之改良”。可見，錢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學作為經世致用之學，奮力推動中國政治的進步和制度的昌明。

相比之下，錢端升的後半生卻顯得非常暗淡、卑微，當年口若懸河的風采、面對槍口鎮定自若的氣度等，都成為過去的記憶。勇士不復當年，可嘆!可哀！

1957年錢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檢討，此後就鮮有文字留世。被打成“右派”之後，除了保留政協委員這個虛銜以外，其它的職位一律撤銷。不久後，被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他兒子回憶道：“後來聽父親說起那裡的情況，還比較輕鬆，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每天都開‘神仙會’，就是幾個人沒事在那裡閒聊，也基本上沒有什麼勞動任務，管理上也是比較鬆散。但是父親很苦悶，因為他是個閒不下來的人，沒事幹，對於他來說是一種莫大的痛苦。這樣的狀況基本上一直延續到1973年。”

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中美建交問題出現端倪。就當時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決的首個難題就是雙方資產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蘇聯，凍結了美國在中國大陸的一切財產，而美國亦以美國境內的中國財產屬於中華民國為由，拒絕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要建交，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雙方的資產怎麼解凍。對於當時的外交部來說，這是個難題，他們以前沒有碰到過。周恩來對他們說可以去找錢端升，這樣，他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條法司，研究檔案資料，應該根據什麼法律、條約來進行談判。外交部給錢端升派了個車，每天接他到那裡去上班。

1973年成為他生命中的轉折點。繆雲台歸國，受到周恩來的盛情宴請。席間有錢端升等人作陪。由於這個機緣，周恩來才見到多年蒙塵的錢端升。此後周恩來決定讓錢端升出任外交部顧問，並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上班。錢端升自述：“也正是由於他的厚愛，我方能在動亂尚未結束時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任顧問併兼任外交部法律顧問。”1972年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隨同尼克松來華，有幸見到錢端升。費正清的回憶是這樣寫的：

當喬冠華設宴款待我們時，他的老師，邏輯學家金岳霖和錢端升一起參加了宴會。他們穿着新制服，坐着轎車到來。他們兩人都曾處於被隔離的狀態。錢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來，一直被排斥於社會生活之外。實際上，他就被安排就座於餐桌的角落裡，儘可能地遠離主人。…….喬冠華以大家都能聽到的聲音建議讓錢端升、金岳霖到我們下榻的賓館來看望我們。顯然，這是在授權公安人員安排這件事。當他們來到我們房間時，我們都為舊友重逢而感到興奮激動。但他們對個人的遭遇卻只字不提。我向他講述了當年我被指責與錢端升交往而同麥卡錫主義者爭吵時，他卻閉口不談當他被指責與我通信時的相同經歷。他加強語氣強調說：‘中國將在今後5000年內遵循馬克思主義’這就巧妙地向我們透漏了一個信息——是‘恰恰相反’嗎？歷史發展決不會這樣！

中國有句成語：噤若寒蟬。用來形容錢端升和他的難友們的心態和表現，應該說是十分貼切的。如果我們對錢端升保持同情和理解的話，錢端升的這種“加強語氣強調”可以看作是針對公安人員的監控而故意做出的一種姿態，乃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不得不為、不能不為的策略。當然此種狀況恰恰證明了費正清先生的另外一個判斷：“正如我現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對專業知識階層的迫害和折磨遠遠沒有結束”。

後來還發生了一件很難堪的事情。1982年，錢端升不顧自己老邁年高、體弱多病的狀況，硬是參加了一個很特殊的追悼會。這是為了悼念一位解放後被他動員從美國回來為國效力、由於受到了不公正對待而死的學生。

此人名叫田保生。

田保生當年曾和凌其翰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據凌其翰說：田保生出身清華，是錢端升的高足。後來參加第一屆高等外交官的考試，錄取後在國民政府外交部歐美司工作，40年代末期又在聯合國辦事處工作。凌其翰對田保生的評價是：“為人質樸誠實，素為我所器重。他於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辭行，談到國內時局，竟無言失聲。”凌其翰勸他：“你千萬不要悲傷了，須知黑暗已到盡頭，光明就在眼前，到了關鍵時刻，必須果敢地行動起來，拋棄舊世界，追求新世界，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8年，錢端升到美國講學，許多人勸他留下來，胡適也勸過他，但錢端升還是放棄了優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中國。不僅他自己回來，還動員自己的學生田保生也回來。田保生毅然放棄了在聯合國辦事處的工作，回歸新中國。回來後在外交學會擔任國際法的編譯工作。凌其翰回憶說：“他埋首苦幹，舉凡奧本海國際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着的海上國際法等英文原著譯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勞。”可惜後來田保生和錢端升一樣，也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殺。

錢端升在自己白髮蒼蒼的時候，來送別自己的學生。這個學生是“錢端升的高足”，其回國又是由於錢端升本人的勸說和動員。那麼，在錢端升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田保生之死於非命，對於錢端升內心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欲說還休”啊!是後悔？還是歉疚？或是無奈？……如此複雜的感情，其中味況，何人能解？

應該說，就中國政法界人士乃至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在‘文革’期間的遭際來說，錢端升的經歷固然令人觸目驚心。但他還算是幸運的：藏書和日記被毀了，但人還活着；自己花錢買的四合院被占了，但錢端升一家人還能相聚；他大聲宣布馬克思主義還有五千年的壽命，但並不能完全掩蓋其早年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光芒；他的學生被迫害而死，但錢端升畢竟還能在‘文革’結束後以老邁之軀送別一程。這恐怕正是劫後餘生的錢端升勉強活下去的動力和理由吧？

如果和錢端升前半生的經歷和輝煌來比較的話，從1949年開始，他又是極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這20多年時間中，錢端升作為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學術無緣，與知識無緣，所求不過“飢即食、病即醫”，已經不顧知識分子尊嚴的底線，不得不向權貴認錯、懺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對於後人來說，這只不過換來一聲嘆息。‘文革’中此類悲劇，包括比錢端升還要悲慘千萬倍的亦不下千萬人。只是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對於20世紀中國人的心靈史來說，豈止是一聲嘆息所涵蓋得了的？

為什麼當年那麼勇敢面對強權、糞土王侯的文化人竟然一個個都俯首帖耳、卑躬屈膝、唯唯諾諾，像小媳婦、小丫鬟、像婢女、侍妾，就是不像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寫的‘人’字。為什麼？答案其實也很簡單，黨和國家壟斷了一切生存資源，按照毛澤東發明“皮毛論”的解釋，如果知識分子公然與黨國體制背離，那麼知識分子必將因缺乏生存空間而無法生存。毛澤東是名言就非常形象地表達了這種恐懼心情的由來。他說：“不聽話就不給飯吃！”

 

【編者按：老毛這一句話，還真頂得一萬句。因為他把那些御用文人絞盡腦汁所編寫的、冠冕堂皇的宣傳口號都拋掉，也就是把一切偽裝統統剝去，而暴露出赤裸裸的真相。把真相說破，本來面目暴露無遺。這就是此話的價值所在。】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

——引自《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