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學似乎已經脫離社會發展的整體進程。近年來，上海北京的有些
大學進行了後勤分離、定級定崗一類的改革，媒體也大力宣傳。但是知道
內情的人都清楚，大學的管理狀況並不比國營企業好，甚至問題更加嚴
重。說什麼“有力的改革”，是不切實際的，大學改革需要多次“攻堅
戰”，現在只是個開頭。筆者並非研究高等教育的專家，此文所描述的大
學中的問題僅是有感而發，重點談看法：

1、缺乏學術自由：

雖然大學裡有許多教師思想很解放，但整體看來，大學的觀念落後於全國
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學裡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
改革好。當時有個詞叫“自由化傾向”。北京某大學的一個很有名的哲學
教授，就是因為被視為有“自由化傾向”而一直評不上博導。實際上，這
個教授一直是系黨委書記，他僅僅是發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學論文，觀點
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有所不同而已。這個事情說明大學裡並無學術自
由。後來又換了一個新詞叫“學術傾向”，是一個具有同樣威力的炮彈。
到9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口號喊響後，有的學校、院系
便寬鬆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則是你說我“反社會主義”，我說你“反市場
經濟”。這種爭論同60年代朱光潛、呂瑩等人的美學爭論不同，那是在報
紙刊物上公開討論，這是暗地裡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彈打黑槍。

從遠的歷史看，這是中國人窩裡鬥的老傳統；從近的歷史看，這是“文
革”遺風。“與人奮鬥”要比與學問奮鬥容易，扳倒競爭對手的最有力武
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樂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習慣性動作。這種
狀況再加上近親繁殖產生的師長權威，學術自由就沒有什麼發展餘地了。
中央領導人不斷提倡的“學術自由”，也對校園影響不大。大學裡沒有學
術氣氛，只是有一些文化氣氛，連頂尖大學也是如此。

2、過度官僚化：

目前，中國大學裡的“幹部”太多。國外的大學，一般只有校長一名，副
校長一到二名；系主任一名，副系主任一名或者沒有。而中國的大學，幾
乎都是“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正常情況，大學校長、副校長達
五、六人，此外還有黨委書記一人、副書記數量多者也達四、五人；學校
的常設機構，有的大學多達四十多個處、室，精簡後也有二十多個，但是
精簡的辦法是“拼盤法”：把幾小盤菜裝進一個大盤，實際上數量沒有減
少。每個處里有一名處長（或部長）、至少兩名副處長（或副部長）；下
面還有許多科級幹部。在每個系裡，有系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主任助
理一名，黨委書記一名、副書記兩名；在教研室一級，有主任一人，副主
任一到二人，黨支部書記一人，副書記一人。此外，還有團的和工會的自
上而下的系統；還有學術性官僚機構：校級、片級（比如文科、理科片
等）、系級三級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校級、片級的委員會都有十
幾、二十幾名委員，系裡的委員會一般有九名委員。

這首先就造成了信息高度的分散化：有的管教學、有的科研、有的管職
稱，誰也不知道教師的整體信息。西方大學的校長能對全校幾百名教師情
況瞭如指掌，而中國的大學校長可能只知道幾個被人為地樹立起來的“突
出”或“優秀”人物。其次是權力高度分散化。一些很簡單的問題，卻在
相互推諉中不能解決，因為誰也沒有決定性的權力。系裡也是同樣情況。
“領導班子”這個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沒有帶來效率、民主和透明度。領
導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鍋飯”：儘量向學校要更多的錢、職稱指
標、各種獎勵名額，然後在系裡搞分配。由於政府始終不能解決教師待遇
問題，可憐學者斯文喪失殆盡。有時為了十幾元錢的補貼、幾十元的辦班
提成，七、八個系辦公會成員，要接連開幾次會。

這個體制實現了最大的權力分配，帶來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沒“集
中”又沒“民主”。甚至有的大學，是校長負責，還是書記負責都搞不
清。

3、想“官”搶“官”：

“官”對於許多大學教師來說，是一塊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些名牌
大學的個別系裡，尊重學問和學術權威的傳統還在，系主任遠遠沒有名教
授那樣受人尊敬。儘管如此，當個系主任、處長什麼的官兒，並不是沒有
人干，而是像“臭豆腐”，都說臭，卻都想吃，一吃就上癮。而在多數大
學裡，系主任則是威風十足，對於人們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為了當個
官兒，不知道耗費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小報告、匿名信、誣告誹謗、造
謠中傷、相互串聯結黨、走後門、逢迎討好……無所不用其極。組織部的
工作量很大，馬拉松式地同系裡所有的教師談話，辛辛苦苦地工作半個
月，產生的新班子大家還是不滿意，頂多是新鮮幾天，不久又會有人開始
罵新班子，並盼望再換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確有問題，一是有人想當
官。

4、權威的缺失：

許多學科目前沒有學術權威，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改革以來，第一
代學術權威是“歷史文物”。第二代學術權威主要來自西南聯大畢業者和
一些解放前從國外留學歸國者，由於有了好的知識功底，在改革開放以後
做出了成就。第一代人基本上均已辭世，第二代在世寥寥。第三代學術權
威是解放以後畢業，在改革開放後作出成就者。但是這樣的人數量不多。
連北京的一些頂尖大學裡，公認的學術權威也很少了。

沒有學術權威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在文史哲這些老學科，當沒有權威後，
立即呈現出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教師們紛紛宣布自己是“權威”。而在
那些歷史短的社會科學學科，問題更是嚴重，大家都差不多，誰也不服氣
誰，甚至經常你說我水平差、我說你水平差，無休止地相互攻擊。這個問
題與“學術傾向”鬥爭、權力鬥爭攪和在一起，把許多系搞得亂七八糟。
評職、定崗必然帶來一場大混亂，因為誰也沒有資格說哪個行哪個不行。

權威缺失還要從成果的評價體系上理解。目前，沒有那家刊物能夠算得上
是“權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創新性成果，學術
刊物的最大讀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這些刊物。而一些辦的很好的民間
刊物，又不被學校承認。據說復旦大學、南京大學近年來在刊物評價體系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據刊物的實際水平來劃分檔次。而多數大學在這方
面基本是無所作為。院系執行的情況則是更是“多樣化”，許多都是當權
者自己任意宣布，連報紙和一些通俗性讀物都被定為“核心期刊”。這樣
就沒有什麼標準可言了。一個系裡的學術委員會主席說：“我們沒法判定
一個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數來判定。”

各種各樣的科研項目審批和評獎同樣沒有權威性。國家和教育部的項目審
批，每年都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來組織，但是人們卻一直對其作用有懷
疑。自然科學的實情不了太清楚，人文社會科學則可以說是在浪費錢財。
每年組織申報項目，中青年教師都態度極其冷淡。系領導再三動員，還是
沒有幾個人申報。因為大家都知道項目審批過程不透明，所謂“不透明”
就是“黑暗”。評審委員很多，每人分一個項目，就所剩無幾了。許多項
目本來就是他們為自己設計的，他人豈能有份兒？少量的項目沒主，那是
需要人情關係。聽一個外省大學的教授說，他一個項目得到三萬元，而為
了評上這個項目，托人情、走後門、送禮、拉關係、在北京活動、住宿、
車費，共花了四萬多元。他實際上得到的資助是負一萬元。但是，可不能
小看這負一萬元資助的項目，它對於申報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對學
校也是一個光榮。

這些項目，帶頭人水平高的，還能出一、兩本好書，水平不高的，連一篇
像樣的文章都寫不出。多數都是找幾個、十幾個熟人合夥編一本書，然後
通過關係出版。有的書只印一、兩千冊，甚至幾百冊。就這還賣不掉。賣
不出去沒有關係，留着評獎。評了省部獎，再評國家級獎。評獎對於有的
人難於上青天，對於有的人卻是易如探囊取物。因為，評獎過程同樣是不
透明。一本書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
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給大學的管理添亂！

5、先進太多：

還有一弊就是“評先進”。西方國家也有評先進的事情，比如推舉“優秀
市民”、“時代佳麗”之類，但在西方這僅僅是為了點綴社會生活，大學
里不搞這樣的名堂。而中國的大學則是“動真格”，在其它辦法不靈光
時，把這作為撬動槓桿。在中國，評先進模範人物始於漢代的察舉制度即
“舉賢良”制度。“舉秀才”、“舉孝廉”、“舉賢才”、舉“清官”、
“節婦”、“烈女”等等，兩千多年歷史上的確舉了不少。

但是，整個歷史上的種類都加起來，也沒有現在的大學的種類多。近年
來，北京的有的大學花樣之多，令人吃驚：“優秀教師”、“模範黨
員”、“優秀基礎課教師”、“優秀班主任”、“優秀管理人才”、“優
秀思想工作者”、“優秀研究生課程”、“優秀本科生課程”、“優秀人
才”、“優秀老教師”、“優秀中青年學者”、“突出貢獻者”、“跨世
紀人才”、“百人工程”、“優秀項目獎”、“優秀科研獎”、“中青年
科研獎”，等等；此外還有從海外、國內公司拉贊助設立的獎，其數目也
不下幾十種。一個大學有這麼多的獎勵，說明獎勵也就沒有任何價值了。
有的院系，每個教師都能抱出一堆大紅皮子的“獎勵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