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築設計師張在元病逝的是是非非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10日15:52:2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著名建築設計師、原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的學生說，整個事件中最可憐、最無辜、最痛苦的當是張在元，“一個絕症設計師也許此刻才會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設計作品，最終的呈現永遠無法完美，外在的干預可能會讓它遍體鱗傷。” 　　老高按：今天打開電腦，兩個標題撲入眼帘：“武漢大學絕情，國際建築大師淒涼病逝”“是誰殺了張在元”——怵目驚心！ 　　“國際建築大師”，指的就是張在元。誰殺了這位國際建築大師？事涉我的母校，當然格外關心。趕快閱讀。兩個標題，其實是同一篇——都是一位名叫張起淮的律師的博客文章。他文章的鋒芒，直指武漢大學當局。 　　早就知道著名建築師張在元。1982年，我們從武漢大學畢業的那一年，身為武漢建院年輕助教的張在元，報名參加東京第17屆國際建築設計競賽，其作品“長江水晶宮”獲得佳作獎，成為第一位在國際重大賽事中獲獎的中國設計師；1984年，張在元辭去建院教席，謝絕副局長官位，應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之請，籌辦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建築學專業。在人才濟濟的武大，外請一個沒有正規學歷、學位、職稱也是非重點大學助教來創建一個獨立系科，不能不說是讓人議論蜂起的“破天荒”！ 　　後來就沒有太關注他的音訊了。2009年，才從報章得知，他不幸患了一種絕症，而且與武漢大學發生醫療費用糾紛。當時媒體報導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武大派員到他病床前，當着不能言語、靠呼吸機維生的張在元宣布：終止其與武漢大學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醫療費和住房。媒體雖然沒有任何褒貶，但，其感情傾向性卻不言而喻。 　　今天突然得知他去世，心一沉。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張起淮，正是他委託的與武大進行訴訟的律師。 　　雖然我是武漢大學畢業生，與母校在感情上有着“一榮俱榮，一枯俱枯”的聯繫，不過，自問對母校還並沒有所謂“子不嫌母醜”情結——從小服膺的更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信條。自打35年前考進武漢大學以來，武漢大學的喜訊固然連翩而至，讓我覺得臉上有光、予有榮焉；但是也着實發生過若干讓我覺得臉面無光、扼腕頓足之事，例如，1988年秉承國家教委何東昌和湖北省委關廣富的旨意，逼退教育改革家、校長劉道玉；又例如，2009年武大常務副校長陳昭方與校黨委常務副書記龍小樂涉嫌受賄被捕…… 　　不過，張在元與母校糾紛的誰是誰非，卻不是我能率爾判斷的。讀了若干文章，毋寧說，這個事件折射的是，在遲遲未能走向法治的中國，醫療保障體系很不完善，權利、責任邊界很不明晰，留下了扯皮的空間，造成了這樣的悲劇。 　　不管怎樣，母校的一位有才華、有貢獻的學者，患不治之症，在司法糾紛中英年早逝，讓人黯然。在此謹表示哀悼和緬懷。 　　下面貼出幾份關於張在元教授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我看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寫得最為全面客觀。 患病前才華橫溢的張在元教授。   在中國報刊上，張在元所罹患的絕症被稱作“漸凍人症”。 是誰殺了張在元 張起淮，博客中國，2012年5月9日 　　“一個絕症設計師也許此刻才會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設計作品，最終的呈現永遠無法完美，外在的干預可能會讓它遍體鱗傷。” 　　今天凌晨，國際著名建築大師、原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著名教授張在元因病醫治無效逝世。張在元教授曾獲得東京大學工學博士，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建築大師，先後應邀在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國際著名學府訪問講學，曾為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深圳市政府等多家單位和機構的設計規劃顧問。自1982年以來，獲17項國際建築設計競賽獎，其名已被載入劍橋大學《世界名人錄》、《世界著名學者名錄》。1998年他回到武漢大學任職，並主持創立了武漢大學建築系，後來變為城市設計學院。 　　作為一名屢獲國際殊榮的建築設計師，和一位知名學府城市設計學院的開宗元老，張在元教授的人生可謂跌宕起伏，但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他也被傷害得遍體鱗傷。 　　2009年1月，張在元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病變，乃世界三大絕症之一。重病中才發現武漢大學非常不願意承擔作為用人單位的義務。即不給予張在元公費醫療的待遇，又由於沒有為張在元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致使張在元無法享受到應有的醫保待遇；更有甚者，武大為了擺脫巨額的醫療費用所致，於2009年4月30日擅自違法解除了雙方的聘用合同。 　　張教授及其夫人多年的積蓄已經因高額的醫療費用所剩無幾。躺在病床上的張在元被武漢大學無情的解除聘用合同後，被安排到武漢中南醫院的一個邊角上樓梯口的病房裡，土黃的牆裙早已脫落，桌子被七零八碎的藥水瓶、膠囊盒、營養劑占滿，不鏽鋼的保溫桶里還有尚未吃完的糊狀流食，醫院的生活異常艱難和無望。更何況張教授雖然肢體都不能行動，但是大腦確是運轉如常的，這種狀況與他作為武大城市設計學院院長以及作為國際知名建築大師的身份相對照，更顯悽慘。 　　面對武漢大學的不負責任和絕情，在與校方多次協商無果後，2010年年初，張在元委託了著名律師張起淮代其維權；然而維權卻多次陷入僵局。武漢大學始終在迴避着一次次可能解決雙方實質糾紛的機會，並在張在元通過司法程序來解決雙方糾紛時，想盡一切辦法來阻礙訴訟程序的正常進行。尤其是對於當事人經司法鑑定為無訴訟行為能力，其親屬如何代為其行使訴權、行使是否需要當事人進行相應意思表示的確認等問題上各司法機關一直沒有定論，使得案件一直無法進入到實質性的庭審過程，使張在元的權利無法得到法律保護。張起淮律師曾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寄去司法建議函，但均石沉大海未得到任何答覆。 　　法律對張在元這樣一位為國家甚至世界建築設計業做出過特殊貢獻的學者和老人顯得是那麼蒼白無力。我國第一例頭腦清醒，辨認能力存在但無法用語言表達，無法親自進行訴訟活動的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的訴訟權利就這樣始終無法得到實現，曾多次看到病床上的張在元教授為此老淚眾橫、傷心欲絕！張在元的妻子陳翠梅指着張教授之前用的呼吸機說，已經有一兩個月了，紅燈一直在閃爍報警，技術人員來檢查，發現氧電池蓄電太弱；因為沒錢付藥費，向醫院申請也無人更換。 　　我們無法想象這位享譽國內外的知名設計師是用何等感懷走完自己人生最後歲月的。病房床頭掛着三幅他在國外獲得大獎的作品，而病床上的他卻無法設計自己的一切，只能被動地承受着周遭的一切。他的學生說，整個事件中最可憐、最無辜、最痛苦的是張在元，“一個絕症設計師也許此刻才會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設計作品，最終的呈現永遠無法完美，外在的干預可能會讓它遍體鱗傷。” 　　如今，張在元教授帶着眾多的遺憾與世長辭，然而，留給我們的反思是：人性何在？人情何在？道德底線何在？法律的保護何在？連一個享譽世界的著名教授都無法保全自己人生最後的體面和尊嚴，尋常人等何以自處？   張在元：漩渦中的武大教授 記者 陳彥煒，《南方人物周刊》 　　3幅用德產“紅環0.18”繪就的、纖細而又流暢的設計圖紙被高高掛起，天馬行空的離奇組合線條，如同急促的呼吸與賁張的血脈般具有最直觀的生命氣息。 　　圖畫背後，是斑駁的黑褐色幕牆，年代久遠，土黃的牆裙早已脫落；下面的桌子被七零八碎的藥水瓶、膠囊盒、營養劑占滿，不鏽鋼的保溫桶里還有尚未吃完的糊狀流食。正對着圖畫躺着的男人，也如作品上密布的線條，被幾根白色的塑料導管不規則地縈繞。所不同的是，在這個男人身上，你不會覺察出絲毫的生命氣息。導管一頭連着他的鼻腔，並直插開胸後的氣管，一頭接上湛藍色的呼吸機。 　　男人是3幅圖畫的作者，也是這間病房的主人：張在元。身體狀況許可的情況下，他會讓護工將病床搖高到自己剛好能看見圖畫的角度，眼神里透析出滿意的光芒。 　　作為一名屢獲國際殊榮的建築設計師，和一位知名學府城市設計學院的開宗元老，張在元最快樂的時光，便是設計和繪圖的過程；包括“長江水晶宮”這樣的著名意象，和“廣州生物島”這樣的宏大實體，都經由他的畫筆完成。而熟悉張在元的人評價：相較於他充滿戲劇效果、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而言，設計作品中呈現的發散和想象都要遜色不少。 　　更有人說：病危前的張在元，無法設計自己的人生軌跡，他無法獲知也無法阻撓別人對自己意志、情感的設計。 最不懼怕領導的人 　　1950年，張在元生於湖北省公安縣。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他剛好初中畢業，被強令回家務農，並在一年後調任“國防三線建設建築設計描圖員”。 　　十年浩劫期間，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手繪毛澤東畫像，大的一共畫了260多幅，小的則無法統計。多年以後，即便是在高水準的國際設計師大賽上，評委都會嘆服張在元的繪圖技藝精湛。這些老外無法想象，來自農村的張在元，以反覆臨摹毛澤東頭像替代和彌補了本應接受的正規素描術科訓練。 　　張在元的身體素質不錯，曾被選送到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過幾年通訊兵。部隊轉業後，張在元到武漢建築工業學院教研室當助教，同時兼任武漢軍區總醫院的“黑板報顧問”。在計算機製圖還無從談起的80年代，張在元近乎承攬了學院及相關單位所有的“美工”活兒，包括辦公大樓里的科室門牌，醫院門診專家頭像，還有圖書館牆上的宣傳貼畫。他由此與圖書館達成協議：將自己的借書冊數增加了10倍；又據此向醫院借來一間廢棄的空房，作為自己的專用工作室。這些原本都是教授才能索取的福利，這個助教從報到的第一天開始，就有着太多的與別不同。 　　他最不懼怕的就是領導，無論校內校外。為了拍攝一部設計專業的電化教學片，他連躍三級，直接找到時任院長塞風，借來這個副廳級一把手的專車，並拿到一筆相當於25個月工資的外勤補助費。在拍攝城市風貌的時候，他通過不斷撥打政府部門值班電話的“土”辦法，先後聯繫上武漢市公安局、消防大隊、交通大隊的多路領導，“反覆進攻”，最終借來一輛消防車，拿到了“配合拍攝進行交通管制”的批文。 　　兩件即便是學校出面與政府協商都很難辦到的事情，張在元用他“軟磨硬纏”的功夫全部搞定。而他與武漢市交涉的全過程，“既沒有請示院系黨委，也沒有向院系主要領導報告”，“完全自說自話”，這在當年的建院，引起過着實不小的爭議和震動。 　　專題片拍完後，學院教研室先後兩次對成果予以否定，稱“沒有達到預期要求”。張在元自己拿着錄像帶找到湖北電視台節目部，要求電視台給予“鑑定”。時任湖北電視台專題部主任曹賢火看後當即決定公開播出，並推薦到中央台備播。 　　武漢建院的領導在看到電視報的“下周節目預告”後才知道張在元去了電視台搬來“權威”相抗爭。緊接着是觀眾的好評信雪片般飛來。輿論的壓力下，學院認可了這部教學片。系裡一位資深教授在校門口遇見張在元，丟下這麼一句話：“我們事先居然沒想到這個世界上還有電視台！還是電視台厲害啊！” 拒絕任何人給自己設計人生 　　有朋友給張在元設計了這樣一條人生道路：“在建院積極表現，邊深造邊晉升。從助教到講師，再到副教授、教授；如果能做個院系領導，則一生衣食無憂。” 　　武漢市委組織部給張在元設計過另一條人生道路。當年的市長、分管副市長和城建委書記曾在組織部的協調下，共同約見張在元，“請你當武漢市城市規劃局副局長，主管城市規劃工作”。按照這個“設計方案”，30歲出頭的張在元剛踏入政壇，便官居正處，“前景無限”。 　　設計師出身的張在元，拒絕任何人給自己設計人生。 　　張在元的小學成績報告單上，連續幾年的老師評語，都寫上了這麼一句：“該生自由散漫。”武漢建工學院當年的組織生活會上，“組織”對張在元的批評集中在：“最近尾巴又翹起來了，已經多次提醒你要謙虛謹慎”、“成名成家是腐蝕靈魂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整天想入非非，這山望着那山高。”而張本人的回應亦直截了當：“從靈魂深處檢查，我主要問題的思想根源是萬惡的個人主義——每天想到的只是自己。” 　　1982年，張在元不聲不響地報名參加了東京第17屆國際建築設計競賽，其作品“長江水晶宮”獲得佳作獎，成為第一位在國際重大賽事中獲獎的中國設計師。當年的張在元與前來採訪的一些官方報紙、電台記者之間的對話，今天讀來，別有一番意味。 　　“張在元同志，請你談談現在的感想？” 　　“我現在的感想就是還沒有想出感想。” 　　“那麼你參加國際建築設計競賽時是怎樣想起為國爭光的呢？” 　　“當時，我沒有想到為國爭光。只是想作一項設計，送到國際上去比試比試，看看自己沖不沖得出去。” 　　1984年，張在元辭去武漢建院的教席，謝絕副局長的官位，應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之請，走上珞珈山，籌辦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建築學專業。在不乏大師、人才濟濟的武大，由一個沒有正規學歷和學位、職稱為非重點大學的助教來創建一個獨立系科，是從未有過的“荒唐事”。張在元如此回應質疑：“從拿破崙到毛澤東，他們對於戰將的高度信任與破格委任成就了他們戰略成功的大局。” 　　在向原國家教委高教一司申報建築學新專業的過程中，張在元連續3年以失敗告終。他沒有知會學校，獨自一人乘火車到北京，找國家教委理論，被“這是辦公會上研究決定的事情”的回覆擋回。 　　張在元隨即跑到高教二司說理，找到當時的司長，要求在二司重新申報。在大學設行政級別、辦事程序與機關衙門無異的中國，一所部委直屬高校的年輕教師，在沒有校方委派公事的情況下，自行在最高主管機構的大樓里“上竄下跳”，“想攔誰就攔誰，攔下誰就纏着誰”，這讓彼時的一些官員感到從未有過的新鮮。二司龍司長答覆如下：“4天內立即申報，提交一份學部委員出具的高水平論證材料，比如錢學森這樣的。” 　　憑藉某期《新華文摘》曾一前一後刊發過他與錢老兩篇文章的此種“淵源”，張在元利用114查號台提供的信息將電話打進國防科工委，又層層中轉，聯繫上錢老身邊的塗秘書，最終拿到錢學森親筆寫就的、長達5頁的舉薦材料。武大城市設計學院的雛形就此建立。 受人愛戴的兼職院長 　　1988年，張在元辭職，赴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1年後，他應廣州城市規劃局時任總工程師史小予邀請，回國主持廣州生物島（Bio-island）項目。就着這個項目，張在元在廣州建起了自己的公司：喜馬拉雅空間設計。 　　為了迅速擴大公司的名譽，他邀請了讀博期間的各國同學為公司設計師，雖無實質性的聘用關係，卻成為“喜馬拉雅”堅稱自己並非公司而是學術機構的理由。據本刊記者了解，“喜馬拉雅”的註冊地在美國，總部設在北京，廣州和深圳各擁有一個分支機構，張在元為法人代表。“喜馬拉雅”曾承攬過廣州國際生物島、廣州天河軟件園區、宜昌機場、中國國際展覽中心等大型工程中的部分項目，但經營狀況當屬一般。 　　2005年，張在元應聘新組建的武大城市設計學院院長職位成功，並晉升為教授、博導。由於張在元屬非全職聘用，沒有學校事業單位編制，簽訂的合同聘期自2005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0日。武大人事部有關人士解釋：行文時，辦事員錯將合同簽訂日期與任命日期混淆，故其後對合同進行過一次修改，到期日為今年4月30日，“修改徵得了張的同意”，並蓋有公章。由於張在元存有的合同原件丟失，校方說法是否屬實，尚不能求證。 　　受聘之初，張拒絕學校提供薪資待遇，在校方和院黨委書記張龍根的強烈要求下，張接受每月1萬元的津貼。校方介紹，此1萬元包括了醫療等一切費用。當年，武大初嘗面向全球招聘學院院長，共引進包括張在元在內的4位高級人才，其中2位為全職聘用，年薪100萬元。而張長期不在校工作的事實，也曾引起過不少院內外老教師的不滿，“有人曾到學校提過意見”。 　　張在元基本上每周回學院一次。學生說，他常常在深夜下了飛機，直接趕到學院工作室，為學生通宵指導國際設計競賽。當年的學生回憶：“張院長與其他老師和領導非常不一樣，做事情更講究人情”，“有一次已是凌晨，主教電梯已停，他卻爬樓為同學送來成箱的牛奶和水果”，“他應該也是對學生活動最為重視的院長，甚至直接就是某些活動的發起人或者策劃者，並且常常為學生活動的各種開銷埋單”。 　　《中國國家地理》社長、總編李栓科正是由於參與2006年張在元發起的“中國輪廓——遠征國境線”活動而與之相識，他向本刊記者如此描述張在元：“閉着眼睛想他都是這樣——拉着箱子，背着相機，手裡拿着筆。”李栓科說，張在元的很多活動點子，給《中國國家地理》帶來足夠的啟迪。 　　也正是由於他過度拋頭露面的活動，不少學人對他存有非議，稱其不是學院派作風。他的多位學生說：“他有張揚自我、鋒芒畢露、毫不遮掩的一面”、“纏繞他的流言和非議從未消失過”，但是他“從不拒絕自己學生的種種要求”，甚至“連學生赴聯合國領獎的西裝都由他出資購買”，“我們對張院長充滿愛戴。” 　　張在元為“喜馬拉雅”設計的願景是：“沒有語言、種族、國籍和學歷的障礙，組成一個猶如喜馬拉雅群峰聳立的跨國空間設計機構”；他為武大城院設計的將來是：“設計城市、設計中國、設計未來”。但他不曾料想，在這兩件設計作品尚未完成之際，2007年自己卻罹患絕症：神經元傳導障礙，病情與霍金類似。 最可憐、最無辜、最痛苦 　　11月16日，一篇題為《武漢大學對待功勳教授果真寡情薄義》的帖子在網絡流傳，作者戚非子自稱武大建築系畢業生。該帖指責武大在病床前將絕症教授張在元提前解聘，“棄之如敝履”。而武漢大學則認為是合同期滿，正常終止聘用。 　　隨後，多路媒體記者聚集到中南醫院，張在元妻子陳翠梅和法律代理人、妻弟陳四平開始一遍又一遍地講述事件始末，控訴武大行徑。陳四平說，武大此舉“是一種嚴重的、文明體制下的暴力”。 　　但是，陳四平對媒體表達了什麼，武漢大學又如何回應，這些事情張在元都無從知曉。本刊記者經多路採訪了解到，張在元與其妻子陳翠梅長期存在家庭矛盾，張多次提出與其妻離婚，並在發病後仍委託摯友代表自己辦理離婚事宜。對此，陳翠梅給予否認，陳四平則表示“他們確有些矛盾糾葛，但純屬夫妻內部分歧，與此事及公眾無關”。 　　據武大城設學院一學生透露，春節期間，學院曾招募志願者留校照顧張在元，“過年7天，志願者全天候護理張院長，而陳翠梅卻旁若無人，並且從未留該生吃過一頓飯，沒有給過一分錢”。 　　對此，武漢大學在一份公開材料上表示：“2007年11月至2008年5月，因張在元家屬對專業護工不滿，多次更換。所在學院曾先後動員年輕教師、管理人員以及本院的本科生、研究生組成義務護理組，24小時輪流陪護，先後有12人參與護理。” 　　而熟知此事的武大城設學院某主要領導在召集全院學生幹部開會時透露：張在元病重後，學校按照全職教授的醫療待遇，支付了80％的醫療費用，根據規定，剩餘20％須由張在元自行支付。在其妻不支付一分錢的情況下，學校劃轉了其工資卡上的相應款項，繳納應該自付的金額。 　　中南醫院實習醫護人員證實：此前，張在元親屬不經常前來探望。“而最近一段時間，陳翠梅基本上每天都到醫院，並參與了部分護理工作。”一位已經離開武大的老師回憶：“張在元老師任武大城市設計學院院長後，曾專門對學校和學院說過，如果他的家屬到學校提什麼要求，一概不要答應。” 　　真相究竟如何？武大、陳翠梅、陳四平究竟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現在仍無從知曉。因為張在元無法開口說話。 　　這個設計師現在能做的，只能是安靜地側臥在病床上，祈禱奇蹟的降臨。病房外他人設計的一切，張在元只能被動地承受。他的學生說，整個事件中最可憐、最無辜、最痛苦的當是張在元，“一個絕症設計師也許此刻才會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設計作品，最終的呈現永遠無法完美，外在的干預可能會讓它遍體鱗傷。” 　　（實習記者馬李靈珊、夏旭東對本文亦有貢獻）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張在元：情與法的迷茫 華聲在線，2009年11月18日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張在元事件引爭議：一個題為《武漢大學對待功勳教授果真寡情薄義》的帖子稱，武漢大學的著名教授、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博士兩年前患上罕見的神經元傳導障礙，已經病危，然而武漢大學今年竟派員到他病床前，當着不能言語、靠呼吸機維生的張在元宣布：終止其與武漢大學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醫療費和住房。 　　張在元是2005年被聘任為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和院長的，2006年生病住院後，聘用合同明文規定“張在元的醫療費用個人支付，但學校除補貼16.5萬元，已墊付醫療費用68.6餘萬元。”補貼和醫療費用兩項合計為85.1萬元，看得出來，學校並沒有完全按照聘用合同執行，而是為張在元治病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 　　遺憾的是，並不像幾個月前某位專家所說的那樣，“中國人看病不難也不貴”。今年是張在元住院的第4個年頭，85.1萬元對於一個住院長達4年而且至今還在醫院裡與死神作鬥爭的病人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但如果讓這樣一個長期住院的病人醫療費全部由武漢大學承擔，這個負擔也不算小。 　　因為張在元已經無法再正常工作下去了，學校不可能讓他繼續擔任原先的職務，當然不再提供醫療費和收回住房，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是這些似乎不應該到張在元的病床前宣布。這是一個氣管已被割開、靠呼吸機生存的病人，雖然他不能說話，但他聽得到學校方來人所說的一切。這對於張在元來說，未免太殘酷了。 　　作為博士、本專業知名人士和武大設計學院創建者，在病得奄奄一息的情況下，突然得知自己從此成了無業人員，醫療費不再有着落，而且原先的住房也要騰出來，這一切給他造成的內心痛苦可想而知，對他那已被病魔折磨得支離破碎的身心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 　　按照正常思維，如果學校的確需要宣布上述內容，完全可以單獨找張在元的妻子去說，或者由他的委託人轉告他的妻子，將學校那些冷冰冰的決定拋給一個不久於人世的病人，這樣的做法顯得過於殘酷。 　　然而，《勞動法》第26條第1款規定：“勞動者患病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應當提前30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可見對於張在元這種情況，學校也只能到他的病榻前宣布這一切，無論是告訴他的妻子還是委託人，都不符合《勞動法》。 　　由此看來，學校的做法本身沒有錯，而且宣布這件事也沒辦法講究人情味，因為畢竟學校的做法必須合法，才能無懈可擊。我覺得這件事即使張在元的親屬到法院提起勞動爭議，勝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為武漢大學的做法並不違反《勞動法》。 　　不知道張在元是否參加了城市醫保？即使參加了，一個沒有職業的人這樣長期住院，所能報銷的醫療費用比例也不大，再除去床位費以及那些自費藥的費用，最終所能報銷的費用就更加有限。 　　武大病床前解聘院長張在元事件，表面看是學校與病人的學生及家屬之間的矛盾，但折射出來的卻是我國醫療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如何解決病入膏肓但卻已經不在職的病人的醫療費用問題？如何減輕醫療這座大山對老百姓的壓迫？我國醫療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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