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整個聯大總算安頓下來，師生開始新學年的教學和 學習，邁入另一階段的生活境遇中了。那時，學校租借了昆明市郊會 館、不少座中學、專科學校（因避敵機空襲，這些學校疏散到鄉下或 外縣去）的房屋，作為教室、行政辦公用屋、師生宿舍等，後來又在 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帶買了一百二十多畝土地，造了一個新校舍。 除了圖書館和兩個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牆鐵皮頂， 而學生宿舍和各類辦公室統統是土牆茅草屋。就在這片新校舍以及其 它租借來的房屋中，在如此簡陋的校園裡，西南聯大師生堅持教學、 讀書、研究、實驗，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開拓了一條空前的愛國、 民主和科學、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創造了戰時聯合辦 學的典範，發揚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培養出了一大批“創業之才” （《校史》前言）。也正是那個難忘的秋天，當大家稍稍安定下來的 時候，日本鬼子的飛機開始襲擊昆明了。1938年9月13日，我們初次聽 到了空襲警報的悽厲聲；9月20日，敵機九架對準美麗的春城瘋狂地投 下了炸彈，學校租來作為教職員和學生宿舍的昆華師範學校挨炸了。 我那時就住在那裡一個住了四十多個同學的大教室里，幸虧我們一聽 到“預先警報”就往外面田野里跑，躲避了。昆師後院邊上有個破落 的佛殿勝因寺，被炸了一半；平日中晚兩頓飯我們就在寺里圍着一張 破桌站着吃的。從此以後，敵機時常來騷擾投彈，也因此，“跑警報” 便成了我們生活中一個組成部分，漢語中第一次出現了“跑警報”這 個新名詞了。

　　那時，還出現了一個新名詞，就是“泡茶館”，因為坐得很久， 所以叫“泡”。“泡茶館”也成為聯大師生（尤其是學生）日常生活 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了。那時，學校附近如文林街、鳳翥街、龍翔街等 有許多本地人或外來人開的茶館，除喝茶外，還可吃些糕餅、地瓜、 花生米、小點心之類的東西。許多同學經常坐在裡邊泡壺茶，主要是 看書、聊天、討論問題、寫東西，寫讀書報告甚至論文等等。自由自 在，舒暢隨意，沒有什麼拘束；也可以在那裡面跟老師們辯論什麼， 爭得面紅耳赤（當然，我們經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 某個人，某本書，某個觀點展開熱烈的辯論，爭個不休）。街上也有 幾家咖啡店，我記得昆師門口有一家“雅座”；北門街上那個店叫做 “Cafe cheznous”（咖啡之家）更神氣點。我記得燕卜蓀先生喜歡獨 自坐在那兒，邊喝咖啡，邊抽煙，邊看書。不過，師生們多半是走進 一個小食店，隨意吃碗“過橋米線”或者餌塊（一種秈米做的白色糕， 切成一片片的，配上佐料），那也是大家時常見面聊天的場所。這些 都是聯大師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鏡頭，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懷念的一幅幅 風俗畫。

　　我從1937年秋入學到1940夏聯大外文系畢業後，立即找到了一個 不壞的事兒，在溫德（Robert Winter，原清華外文系教授）先生主持 下的“基本英語學會”工作。後又在雲南英專教英文（清華校友水天 同先生是校長），最後轉到崗頭村昆明有名的南菁中學教高中一年級 英語，直到1941年11月離開昆明上重慶去。所以，我與西南聯大有整 三年可喜的緣分；我在昆明待了四年多。如今回憶起來，當年種種情 景仍歷歷在目，仿佛這會兒就呈現在身邊似的。根據我的親身體會感 受，或者一些理解——可說不上有什麼深刻認識、特別研究——我覺 得西南聯大的優點長處，也許就用“西南聯大精神”這六個字眼吧， 可以用下面四句話，三十二個字概括起來，這就是：一，愛國救亡， 抗戰必勝；二，師生情誼，教學相長；三，民主思想，自由探索；四， 中華情結，世界胸懷。關於第一點“愛國救亡，抗戰必勝”，不必多 說，大家都是清楚、了解的，在這裡，我只是想就二，三、四這三點， 這三個方面集中結合起來談談我的一些感受。重心放在第二點上，因 為這是我感受最親切，得益最深的。

　　任何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主要的成員是教師和學生；起 主導作用的是教師。教師領導學校，擔任教學，教育學生，培植人才； 教師的職責可以不一樣，但目標一致，就是辦好學校。西南聯大繼續 堅持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治校”的優良傳統，並且在新的條 件下，發展了這個傳統。從校長到校務委員會、教授會、教務長、總 務長、訓導長到各院長各系主任、各研究所長等，都由教授擔任。還 有個特點，就是教授兼職（總務長、教務長、院長、系主任等）並不 增加薪水，照樣參加教學工作，課程負擔跟一般教授相同。彼此之間 是同事，不分什麼上下級；他們更不是官，沒有官僚味兒。從同學方 面說來，他們都是老師，平時一律稱為“先生”，從不叫什麼這個主 任那個長，隨時隨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聞先生、吳先生、葉先 生、沈先生……。1931年梅貽琦先生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曾說：“所謂 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後來他又說過：“教授 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就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這兩 句名言（也可稱為警句）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聯大仍然得到貫 徹。梅先生本人就是一個電機、機械學的專家，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者、 科學家，傑出的教育家，聯大主要的領導人。梅先生的人品、學養、 辦事能力、待人接物無不踏實誠摯、謙和沉着、富於責任心，在學校 里享有很高的威望。生活又是那麼樸素，在昆明經常穿着一件深灰色 的長袍走來走去。1962年梅先生逝世後，葉公超先生曾寫了一篇懷念 文章，稱梅先生為“一位平實真誠的師友”；葉先生說：“他有一種 無我的selfless的習慣，很像希臘人的斯多噶學派Stoic。他用不着宣 傳什麼小我大我，好象生來就不重視‘我’，而把他對朋友，尤其對 於學生和他的學校的責任，作為他的一切。……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 他的真誠。處在中國的社會，他不說假話，不說虛偽的話，不恭維人， 是很不容易的一樁事。”

　　上文提到的梅先生說過一個大學不是靠大樓，而是靠大師，我認 為這是至理名言，過去如此，現在也應該如此，歐美等國也是這樣 （1953至1957年我在德國萊比錫大學任客座教授時，對此點有所了解。 該校擁有一批國際著名學者，不少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這並不意 味着大學不要大樓（在今天很需要許多座現代比的高樓大廈），而是 說學校主要是師資力量，必須有好教授，尤其是各專業的大師。西南 聯大有許多大師，文理工科都有，這只要翻翻《校史）中的“院系史” 部分就可以明白了。當年那些大師的年齡還只是在三十歲至五十歲之 間，正處在壯年時期，而他們在科學、文化研究各方面已取得了成就， 作出閃亮的貢獻了。此外，還有一批躋身世界學術前沿的青年學者， 這也是一份高強的力量。依我的感受來說，最可喜最可貴的是當時一 般師生之間存在着一種深厚、親摯、密切、和諧的關係；那樣親切的 師生情誼，認真的教學相長的學風應該大書特書，值得我們今天深思， 好好學習的。聯大實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強調基礎教 育和鍛煉，十分重視基礎課程，許多名教授擔任基礎課（比如說，中 國文學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進行教學的。必修課外，開 了許多選修課，甚至一門相同的課由一至二、三個教師擔任，各講各 的，各有其特色，這就有“唱對台戲”的味兒，起着競賽的互相促進 作用了。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讀，主要 講自己的專長、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在課堂上見面外，隨時可以隨意 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某個學術觀點爭吵起來。

　　我清楚記得，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聯大租借的農校二樓 一間教室里靜靜地看書，忽然有七、八個人推門進來，我一看就是算 學系教授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年輕助教與學生，我認得是塗賢修和鍾開 萊。這兩位學長後來都在美國大學當教授，成了著名的學者專家（徐 後曾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他們就在黑板前幾把椅子上坐下來，一 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寫了許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 他邊寫邊喊，說：“你們看，是不是這樣？……”我看見徐賢修（清 華大學算學系畢業留校任助教的溫州老鄉，當時教微分方程等課）站 起來大叫：“你錯了！聽我的！……”他就上去邊講邊在黑板上飛快 地寫算式。跟着，華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過去說：“諸位，這 不行，不是這樣的！……”後來他們越吵越有勁，我看着挺有趣，當 然我不懂他們吵什麼，最後，大約又吵了半個多鐘頭，我聽見華先生 說：“快十二點了，走，餓了，先去吃點東西吧，一塊兒，我請客！…… ”這事足可以說明當年西南聯大的校風學風。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為它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記在心。

　　我還記得當時哲學系有個朱南銑同學（我跟他較熟悉）書念得很 好，真有個哲學頭腦，常常異想天開，也會寫很不錯的舊體詩。他戴 副高度近視眼鏡，背有點駝。我經常看見他跟他系裡沈有鼎教授（數 理邏輯專家）泡茶館，一泡泡半天，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有時候也 辯論起來，各不罷休。朱南銑有次告訴我他的一些學問是從沈先生的 “信口開河”里撿到的，1940年我畢業後，就沒有再看見他。後來聽 說“文革”中，他被下放勞動，一天晚上摸黑走路，不幸掉在池塘里 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