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學術良心大拍賣

　　由於學者的追求目標和信仰對象是真理，因此，他們被稱為"社會的良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討論過中國知識分子喪失了社會良心這個問題。[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一)：喪失了社會良心的院士]。所謂社會良心，就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比如說，面對烏煙瘴氣的社會腐敗現象，一個學者如果能夠保持沉默，不提出批評，這就說明他沒有社會良心。應該說，一個人具備了社會良心說明他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道德水準。所以，用這個水準來要求中國目前的知識分子，甚至院士，實在是有些難為他們。但是，要求一個學者具備學術良心，這卻是一點也不過分。因為按照定義，沒有學術良心的人，就算不上是學者。換一句話說，一個人具有社會良心，屬於愛做好人好事，好打抱不平，好"管閒事"；而具有學術良心，則好象作為兒女要具有孝心一樣，是他們的本分。

　　什麼是良心呢？根據何懷宏先生的定義，"良心是人們一種內在的有關正邪、善惡的理性判斷和評價能力，是正當與善的知覺，義務與好惡的情感，控制與抉擇的意志，持久的習慣和信念在個人意識中的綜合統一。"(何懷宏：《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簡單點兒說，所謂"良心"就是一個人內心"正確的"價值判斷及其外在表現。光有內心的判斷而沒有行動，不能夠稱得上"有良心"。而"學術良心"，根據我的理解，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它是學者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而做出的價值判斷；第二，它是學者根據自己的判斷而採取的行動。

　　應該說，從事學術腐敗就是學者喪失了學術良心的表現。不過，對於那些腐敗分子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介於犯罪和道德敗壞之間，良心統統沒有了，還談什麼學術良心。這些人雖然身還沒有敗，但名卻早已經裂了，他們除了在有生之年享受點兒榮華富貴之外，在死後，是註定要被打入另冊的。所以，這裡要討論的，不是這些顯性的學術腐敗，而是那些隱性的，打着"學術"招牌的腐敗。

　　2003年，一個頗有"創造性"的出版社策劃了一個"美國著名電影公司花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的彌天大謊。而這個大謊之所以能夠撒的那麼完滿，那麼驚天動地，卻是因為有一大批學者捧臭腳。這些學者並不是一些滿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國權威學府的權威人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白燁；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一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孟繁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頤武；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寧；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葉舒憲。據透露，這部"末流言情小說"(曹長青語)竟然被這些權威們吹捧為"全球化語境中的摩登寫作"、"21世紀的新的中國開始嘗試給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境界"、"她是獨樹一幟的，因而也是無可替代的"。(童大煥：學者們也被"策劃"了？棗評"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大騙局)。難道是這些學者吃錯了藥？抑或是喝昏了頭？都不是。實際上，這些學者的領隊白燁研究員既參與了貝拉小說的策劃和出版，然後又蒙着學者的面具來吹捧她。這就象是那些販賣核酸營養品的人，一邊買假藥，一邊以專家的身份來宣傳這個假藥多麼有效。這些學者哪裡是什麼喪失了學術良心，他們是把學術良心給賣了：他們一手賣商品，一手賣良心。

　　也是在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周瑞金的博士生導師突然間名聲大噪，其原因就是他在評審一位朋友的博士學位論文時，行使了"否決權"。媒體稱他"堅守自己的學術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學位論文說'不'"。(劉萬永：我為什麼行使"否決權")。本來，評審學位論文就是判定一篇論文的質量，看它是否達到了某個學科通行的水準。所以，在正常情況下，評判的結論只能夠有兩個，即"及格"和"不及格"。可是，目前中國的學術界，敢於對學位論文打出"不及格"分數的論文評審人已經成了珍稀動物，所以一旦被人發現，就成了新聞。具有學術良心的博導成了希罕物，難怪中國的水博士泛濫成災。

　　所以說，在目前的中國學術界，學術良心被賤價拍賣了，而具有學術良心的學者就成了緊俏物質。那麼，根據物以希為貴的市場規律，具有學術良心的學者應該是春風得意了吧？否！周瑞金先生具有學術良心，但他自己說，這個良心讓他把"自己放在火爐上烤了"。這個火爐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學術界！它如同一座焚屍爐，要焚毀所有的血肉和良心！

　　不知道是中國人民的幸運還是不幸，除了周瑞金博導，我們還能夠在中國的兩個最有名的學府，北大和清華，找到他的同類。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20年來從事魯迅研究，被譽為"北大的良心"。他稱自己"20年來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講魯迅'，並且試圖'接着往下說'，以便把民族、家庭與個人的'世紀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錢理群：能寫與不能寫的)。1999年，錢理群在一篇談訪錄中指出，"我覺得一九四九年以來許多大的失誤是比較容易彌補的，但有兩個大的失誤是很難解決的。一個大的失誤就是人口問題……其次就是教育問題。"(孔慶東、摩羅、余杰編選：《審視中學語文教育》)。據說，就是因為這麼一句話，錢先生差點被北大趕出了校門。整個北大"驅錢"事件均是口耳相傳，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但北大的學生倒是在網上發起了一個"保衛北大"的活動，不知與錢先生能夠繼續留在北大是否有關。

　　中國學術界戕伐學術良心的真憑實據來自清華大學。2003年3月，清華大學教師秦暉到北大講演"中國農民問題"。主持人在黑板上介紹秦暉是"清華大學教授，博導"，但秦先生到講台後，用黑板擦把"博導"兩個字輕輕地擦掉了。原來，清華大學早在兩三年前就禁止他帶博士研究生了。實際上，秦先生曾被北大拒之門外。1995年，清華大學歷史系聘秦暉為教授。1998年，秦暉與清華大學續簽了三年合同，但到2000年3月，清華大學單方面將合同撕毀，迫使秦暉重簽一份合同，合同有效期是那一年的7月。在那之後，秦先生實際上就算下崗了。據說，秦暉先生目前是清華大學文學院聘請的"院級教授"，其待遇相當於副教授。(志林：學術爭鳴為何屢屢捲入政治漩渦？)。

　　秦暉犯了清華大學的什麼律條，被給予這樣的處分？是他的學問不深，水平不高？秦暉可以說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農民問題專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過與他親身接觸經歷的人，無不為他的誠懇，他的誠實，他的謙虛，他的清貧所感動。一所大學，對一個學者還能有什麼其他要求呢？有。中國的學術界還要求他沒有學術良心。秦暉的主要社會改革主張就是"改革要'公正'，'分家'要公平"。這既惹惱了他所說的"大家長"，也遭到了那些急於瓜分國有資產的精英們的痛恨。這就是秦暉在中國學術界的尷尬處境。

　　在清華，因為堅持學術良心而受到懲罰的並不只是秦暉一個人。清華水利系老教授黃萬里為了中國的水利事業操了一輩子閒心，但卻被清華剝奪了幾十年的教書權利。(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與秦暉和黃萬里這兩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鮮明對照的是清華的另外兩名教授：一個是兩院院士、被中國學術界尊為"泰山北斗"的張光斗，另一個是自以為自己是個人物的清華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希光。張光斗在五十年代黃河三門峽工程上馬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怎麼說都不算光彩，與黃萬里先生的堅決反對有天壤之之別。(黃觀鴻：黃萬里生前控告張光斗在黃河與長江問題上謊言惑眾)。可就在去年，張光斗在中央電視台對全國人民說，他曾反對三門峽工程上馬。(張凱華：張光斗抨擊設計錯 渭河災起三門峽)。五十年前靠犧牲學術良心來撈取了半世榮華富貴，到了臨死關頭卻又要抓一顆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裡塞，中國的學者怎麼會這麼不要臉？與行將就木的張光斗相比，清華的博導李希光則正處壯年。這位一張開嘴巴就讓公眾噴飯的傳播專家，為中國人民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要求國家立法，不許人民在互聯網上自由傳播自己的思想。(趙凌："李希光事件"前後)。正是因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臉的事，李希光才能夠成為清華園裡的大紅人。

　　在中國的學術界，不能講良心，不論是學術良心，還是社會良心。否則，連飯都吃不上！

　　6 團結就是力量：組織起來搞腐敗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團結就是力量"。學術腐敗份子們深知此言不虛，於是紛紛成幫結夥地搞起了腐敗。

　　據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經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100倍，產量算錯了60多倍"。(曾偉：科學家要避免誤導公眾政府)。這哪裡是在搞學術，簡直就是在明目張胆地騙錢。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工商界，詐騙未遂的案犯也會被判入獄。可是，中國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槍不入的馬甲，騙成了就賺了，騙不成就算了。這個案子至今沒有下文，中國的公眾至今不知道這幾個騙子院士到底是誰，他們受到了什麼樣的制裁。中國從什麼時候起對騙子變得如此地寬容？

　　其實，這個流產的40億元欺詐案還不是數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陸之際，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給政府寫公開信，要求政府"構築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可這22人中，有20人的專業與預防醫學毫不沾邊。[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續)]。誰都知道，在自然科學界，學科已經高度專業化，一個人的學術水平的高低只適用於他自己所在專業，超出他的本專業，他的學識很可能連普通人都不如。這就是所謂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這個道理，身為科學院副院長的陳竺院士當然不會不懂。那麼，他把一幫不懂專業的院士拉到一起來幹什麼呢？他是在搞人多勢眾，以便趁非典之亂達到竊取、壟斷國家的科研資源的目的。(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國難當頭，中國的院士卻要趁火打劫，真是喪心病狂到了極點！

　　集團腐敗並不僅限於自然科學界。就在去年，喧囂一時的"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們看到八名北大清華的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共同參與了這個騙局的策劃。(童大煥：學者們也被"策劃"了？棗評"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大騙局)。同樣在去年，驚天動地的劉涌死刑案，我們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學家"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紅果：北大教授為劉涌改判叫好 遭到網友"責難")。(下詳)。

　　是的，幹這些缺德的事，他們也心虛，他們也害怕，所以他們要成幫結夥地干，既給自己壯膽，也要威嚇他人。團結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們總是能夠找到大批可以團結的同類！

　　七 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是前無古人的

　　按照中國學術界當權派的說法，學術腐敗是"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風氣在大學校園、科研機關的反映"。也就是說，學術腐敗的污染源來自社會，是這個"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會把學術界這塊淨土給弄髒了。事情果真是這樣嗎？

　　早在九百多年前，蘇軾就曾說道："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蘇軾：范增論)。1668年，意大利醫生雷迪(Francesco Redi)證明，肉上的蛆來自肉中的蠅卵。到了19世紀，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說"，證明發酵來自微生物。也就是說，肉湯中沒有微生物，它是不會自發地變味的。因此，"淨土"說既不符合科學，也根本就沒有事實來佐證。追尋中國學術腐敗的根源，人們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視學術界本身：學術界中沒有蛆蟲，沒有細菌，外界怎麼能夠把腐敗"反映"進去？

　　1 "學士"和"術士"

　　學術界是由人組成的，而這些人被統稱為"知識分子"。一般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士"。而實際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時代的醫、巫、史、優。正所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司馬遷：報任安書)。當時，士雖然身為貴族，但卻是貴族中最低等的，列於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後。東周時期，朝綱不振，天下大亂，士的傳統地位喪失，於是逐漸從貴族的隊伍中游離出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也就是利用腦力來謀生的人群。當時的士，可以分為兩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動就是著書立說，招生授徒，建立學派，也就是以搞"學問"為主，他們可以算做"學"士。"學"士們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為繁榮的"百家爭鳴"局面。但是，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再經過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學"士很快就消亡了，他們的殘餘成了靠"尋章摘句"維生的"老雕蟲"(李賀：《南園》)。

　　春秋戰國時的另外一些士幹什麼呢？當門客，做說客，搞縱橫捭闔，搞挑撥離間，搞雞鳴狗盜，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於某個大貴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識"來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寵愛。戰國時的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個人都有門客上千人。這些人，主子得勢，他們奉迎巴結，主子失勢，他們就改換門庭。秦朝統一中國之後，他們的主子雖然變成了一個，但讀書做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觀念卻越來越根深蒂固。讀書，並不是為了搞學術，而是搏取功名利祿的手段和捷徑。這些人，也就是所謂的"術"士，是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也是目前中國學術界人士的正源。由於"術"士很多來自俳優，因此他們的一個"遺傳"特點非常明顯：在主子面前，他們是奴才，是戲子；而主子不在的時候，他們又裝主子。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象西方學者那樣的獨立性。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國知識分子比喻為"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2 中國歷史上的學術腐敗

　　其實，"術"士的行徑在最初雖然讓人不齒，但經過長期的進化並且逐漸吸收"學"士們的思想和道德，他們最終還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的。"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也就是說，"術"士經過修身、施愛，在取予間見道德，在榮辱間顯勇氣，最後揚名立萬，才能夠成為君子。明朝時，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阮大鋮。阮大鋮才華蓋世，所寫傳奇被後人讚譽為"盡善盡美"，"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這個阮大鋮，又是士林中的敗類典型：他投靠閹黨權奸魏忠賢，官至兵部尚書，崇禎皇帝曾將他貶斥。後來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對手東林黨及其後身復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戲曲《桃花扇》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貶損阮大鋮，稱頌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寧死不與阮大鋮合流。由此可見，士林在當時羨慕的並不僅僅是高官厚祿和才華蓋世。他們還有自己的正義感。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專門繼承前輩的糟粕，而擯棄他們的精華呢？

　　從另一方面看，歷史上中國學術界的大規模腐敗莫過於科場舞弊。有清一代，科場案頻頻發生，著名的就有順治十四年的順天鄉試案和江南鄉試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鄉試案、乾隆十七年的順天鄉試案、咸豐八年的順天鄉試案，等等。而清王朝對科場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級，在這幾個大案中，共處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貢院舉行的鄉試中，主考官收受賄賂，閱卷人通伙作弊，實際上是把舉人的功名賣了出去。事情泄露後，江南舉子群情激憤，把"貢院"二字改寫成"賣完"，並且把財神爺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廟裡。康熙聞訊，立即派員到江南查案。幾經周折，最後撤了兩江總督的職，而參與科場舞弊的案犯一律斬首。咸豐年間，"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場舞弊罪狀，依載垣、端華所擬，主考官大學士柏葰坐家人掉換中卷批條，處斬。同考官浦安坐聽從李鶴齡賄屬，羅鴻繹行賄得中，均處斬。" (《清史稿·文宗本紀》)。堂堂正一品大學士主考官只是因為調換"中卷批條"、考官因為受賄、考生由於行賄，同時被砍掉了腦袋。是不是太狠了點兒？不過，不這麼整治，科場舞弊之風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論清王朝整肅科場的目的是什麼，其客觀效果卻都是保證了考場的乾淨，考試的公正。

　　反過來看看中國現代的科場舞弊案。參與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學招生黑幕的要員受到法律制裁了麼？沒有。不僅法律的鍘刀沒有落到他們的脖子上，連黨紀和政紀的鞭子都沒有抽到他們的身上。人類歷史前進了二百多年，中國的文明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勝優敗

　　應該說，在"五四運動"之後的幾十年間，由於留學歐美和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那時的學術界頗有一番欣欣向榮的氣象。儘管也曾有過錢鍾書筆下的三閭大學和方鴻漸之流，但中國近百年來的一些學術大師多數誕生於那個時期，這卻是無法否認的。1949年之後，中國雖然沒有出現幾個學術大師，但學術界人士大多都還能夠秉承前代的衣缽，專心於學術，潔身自愛。可是，為什麼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他們突然間從謙謙君子一下子變成了小偷強盜了呢？筆者曾這麼分析：著名學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個"S"總結了自己的後半生：Surrender，xxxx，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這四個"S"與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相對應："投降"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屈服"發生在反右運動；在反右與文革之間，是苟活階段；而經過文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絕種了。但實際上，在經過第四個"S"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渣滓中借屍還魂，進入了第五個"S"：Shameless (死不要臉)。[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三)：矇騙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實，在第四和第五個S之間，還隔着一個被稱為"科學的春天"的八十年代。為什麼學術腐敗現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發，並且能夠一直延續到21世紀？由於學術界的主體是人，所以必須從人員的組成和結構這個線索來進行分析。

　　在過去的五十多年間，中國沒有出現學術大師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政治統帥一切的環境下，真正的學者不敢搞學術研究；第二，在反右運動中，大批有思想、有才華的學者被趕出了學術界。也就是這兩個原因，造成了中國學術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輩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雖然被稱為"科學的春天"，但也同時是中國學術界最為貧窮的時期，所謂"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操殺豬刀的"種種現象就出現在那段時間。當時，中國的學術界發生了兩次人員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大批學子到國外留學，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學者下海和從政。客觀地講，當時能夠留學國外的青年都是學術界中的皎皎者，遠非近年來從新東方語言學校大門走出來的新留學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從政的學術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學術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說，八十年代的兩輪篩選實際上等於中國學術界發生了全面的逆向選擇，至少在智力上說是如此。慢慢地，隨着文革前的學者全面退休，中國學術界的實權從平庸之輩的手中轉移到了那些被"篩選"下來的碌碌無為之輩的手中。他們掌權之際，也恰逢"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之時。金錢象潮水般湧入學術界，對於搞不了學術的這些人來說，搞腐敗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儘管從九十年代末起，當年出國留學的人士開始大批回國，但他們其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無法進入中國的學術界：茅坑已經被不會拉屎的人占住了。而在少數能夠進入學術界的留學人士中，卻夾雜着一些騙子和惡棍，如陳曉寧和朱大海。(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學術界目前正在進行着八十年代以來的第三次逆向淘汰。

　　從思想根源來分析，目前中國的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是在文革期間受到的中小學教育。也就是說，他們在青少年時代沒有受到什么正規的教育。這從陳竺等人給中國政府關於"構築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的公開信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院士根本就不具備高中畢業的語文水平。(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如果從"教育是對人的異化"這個角度來說，這未曾不是好事：沒經過正規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說、敢幹，想象力強，不受道德約束等特點。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們的才智和膽識很可能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令他們對人類的科學和文化做出一番貢獻。可實際上，中國的學術界當時卻是處於一種真空、無序、甚至紊亂的狀態，學術界的當權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他們利用自己的絕對權力和無邊膽量，造就了中國學術界空前的大腐敗。

　　4 勞工神聖？

　　在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之中，有些人從事學術活動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就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張子語錄》)。明朝年間東林學派首領顧憲成曾說："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明史·列傳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說，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不論是從事學術研究也好，還是當官也好，其最終目的是要為百姓造福。這，應該看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遺憾的是，這個優良傳統在今天也失傳了。

　　近年來，雖然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但伴隨而來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最主要的社會問題就是貧富不均，兩極分化。這一現象的出現當然與現行政策有關，但一些經濟學學者在其中推波助瀾的作用卻怎麼估計都不過分。比如，以北大經濟學教授厲以寧為代表的一群人，無視中國有數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民眾這個現實，恬不知恥地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標誌是有第二套住房"這麼個理論。根據這個理論，衡量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與失敗的標準不是有多少中國人民能夠過上衣食無虞、風雨無慮、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沒有自己的別墅汽車。對這些人來說，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幣過年的農民(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那些靠救濟金維持生計的下崗職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國的公民。豈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他們連人都算不上，因為按照厲以寧的說法，"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那些窮得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人，怎麼會是"巨大的財富"呢？是誰的財富？在"經濟學家"網站上，有這麼一條橫幅："凱恩斯說，政客大抵都是經濟學家的思想的奴隸。因此，治國、平天下這些小事就讓政治家們干去吧，你的任務僅僅是在'經濟學家'網站當好奴隸主。"(見www.jjxj.com.cn)。明白了嗎？連政客都是他們的奴隸，那麼那些農民和下崗工人更不在話下了。奴隸是奴隸主們的財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不再是勞動人民了，而是這些混帳經濟學家！

　　就是這幫經濟學家，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大張旗鼓地提出了"經濟學是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這麼個口號。實際上，世界上除了倫理學，哪門科學是講良心、講道德的呢？講良心、講道德的應該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那麼，這幫傢伙提出這麼個口號，豈不是在說毫無意義的屁話嗎？他們的目的何在呢？說穿了，他們是在用"經濟學是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這個幌子為自己不講道德和不講良心做鋪襯，然後好去明目張胆地干"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壞事。他們都幹了什麼壞事？這夥人幹的最大壞事就是鼓吹"教育產業化"，結果把一個在人類近代歷史上通行的公益事業在中國轉變成了一個吃人的產業。他們幹的其它壞事還包括：鼓吹擴大兩極分化，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厲以寧語)；他們還要瓜分國有資產，搞"新公有制"(厲以寧："新公有制"是大勢所趨)。據一位某省黨報的主編在酒後透露，在中國，最賺錢的買賣有兩個：一是倒賣國有資產，一是辦報紙──比它們還賺錢的買賣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來如此。怪不得這些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們不願意干"治國、平天下這些小事"，他們要干修身(養肥自己)、齊家(發家致富)這些大事。這些人的精明之處就在於：先把幹壞事合法化，然後再干。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奸賊也沒有他們精明。

　　在現在的中國大地上，"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教授學者除了那些"主流"經濟學家，還有一些"主流"法律學家。2003年8月15日，瀋陽黑社會頭子劉涌死刑案被遼寧省最高法院改判為死緩。據報道，改判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刑法學專家陳興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學家"的一份《瀋陽劉涌涉黑案專家論證意見書》。消息傳出，輿論大嘩。(蒲紅果：北大教授為劉涌改判叫好 遭到網友"責難")。最後，中國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動介入此案，再次把劉涌定為死罪。問題是，這些法律專家的觀點為什麼與公眾的觀點相差這麼遙遠？據說，陳興良教授認為遼寧最高法院改判劉涌死刑為死緩是為了保障人權，因為"根據有關證據，在劉涌案件中有刑訊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這真是天大的笑話。陳教授難道是從月球上來的嗎？刑訊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嗎？是只限於劉涌一案媽？孫志剛被警察無辜地活活打死，陳教授怎麼沒有寫什麼意見書呢？你們的的屁股怎麼總是坐在有錢人的炕頭上呢？有人指出，陳興良等人受犯人之託擬定那個"意見書"，是"打着程序公正的旗號，破壞程序正義。"(佚名：劉涌案，中國法學界的恥辱還是光榮？)。真是一語中的。

　　為了替自己的行徑找藉口，陳興良還寫了一份近萬字的辯護書，再次高談什麼人權之類的論調，同時還說中國的法官水平比中國的法學教授低下，民憤不能夠代替法律，等等。(陳興良：關於"劉涌案"之刑事司法論壇)。這和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腔調幾乎完全一樣：主流經濟學家要當政客的奴隸主，主流法學家要當法官的太上皇。你們乾脆把這個國家直接接管過去算了，還這麼羞羞答答地幹什麼？其實，這些"主流學者"既不是什麼奴隸主，也不是什麼太上皇。他們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們是春秋戰國時代那些俳優"術"士的直系後代。他們的主人名叫"權貴"。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過"勞工神聖"的口號："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不要羨慕那領干餉的顧問諮議！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平安的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80多年後，就在蔡先生掌過舵的北大，卻出現了這麼多敗類學者。勞工神聖？對這幫人來說，簡直就象是痴人說夢。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學術界墮落了何止80年！它簡直是跳回了滿清王朝！

　　寫到這裡，我是否可以說，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學術界的當權派是否還有臉繼續唱什麼"淨土"的高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