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中國的學術腐敗是世界罕見的

　　(一) 國際學術界真的象中國學術界這麼髒嗎？

　　對中國某些人學術界人士來說，他們搞學術腐敗的最大擋箭牌就是：腐敗現象在國際學術界也存在，所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外國人能搞，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搞？按道理講，這個邏輯本身並沒有什麼錯，錯的是這個邏輯的使用：他們只把這個邏輯用在了腐敗現象上，至於外國人的優點，如潔身自好，如勤奮努力，如奉公守法，以及人家大把大把地拿諾貝爾獎，這些中國人是不會使用這個邏輯的。這樣一來，其結果就是，只要外國人能幹的壞事，中國人都有權利去干，而面對外國人幹的好事，他們卻裝聾作啞，假裝看不見。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就是"不學好"。這也是中國學術界墮落的一個顯著的標誌。

　　問題是，國際學術界真的象中國學術界這麼髒嗎？讓我們來仔細看一看吧。

　　首先，在個體學術行為腐敗層面，鄒承魯先生總結了中國學術界內目前盛行的七類現象，其中只有第三類(偽造成果，纂改數據)和第四類(剽竊)在國外學術界時有發生，其它的，幾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說，"偽造學歷、工作經歷、論文"這類現象在歐美學術界幾乎就不存在。這倒不一定是他們不想干，而是沒有這麼幹的可行性。在歐美，學術圈子就那麼大，求職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2-3人來推薦，而絕大多數歐美人士寫推薦信，都是比較實事求是。僅此一條，那些心懷不軌之徒，即使想偽造學歷也沒有可乘之機。就算有人能夠得逞，一旦事發，也就前功盡棄。兩年前，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的橄欖球主教練喬治·歐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聖母大學，但由於他的簡歷中虛構的在新罕布什爾大學校隊打球以及在1972年從紐約大學得到碩士學歷的事情被人發現，結果上任僅五天就被迫辭職。在辭職聲明中，這位教練說："由於多年前的自私無知，我使聖母大學，他的校友和球迷濛受了恥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實際上，蒙受恥辱的更是他個人。不僅如此，這個有三十多年教齡的名教練還丟掉了工作。一個體育教練偽造學歷就會得到如此的下場，可想而知，在學術界偽造學歷實際等於玩火。

　　中國學術界第二類學術行為腐敗現象是抹煞別人成果，自我吹噓。誰都明白，這類把戲能夠得逞，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第一，吹牛人的狂妄和無恥，第二，聽眾的無知或愚昧。應該說，在歐美學術界，狂人不少，但無恥之徒不多。而既狂妄又無恥的人則更為稀少。即使是這些既狂妄又無恥的人，他們面對的卻是專業知識非常紮實的學者。吹牛皮，誰買你的賬呢？至於"為商業廣告做不符實際的宣傳"和"一稿兩投"，完全違背一個學者的基本道德，不用誰去規定，絕大多數學者都會自覺抵制。少數無恥之徒，根本就找不到市場。"搭車"署名現象倒是有，但頗為少見。可以說，在歐美學術界，問題最嚴重的腐敗現象(他們叫"學術犯罪")就是偽造數據和抄襲剽竊。這些，留在下面詳細介紹。

　　其次，再看看集團學術權力腐敗。歐美學術界與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前者為純學術機構，不謀求物質利益。中國的學術界則不然，他既要求名，還要謀利。比如，北大清華都建有自己的公司，而這些公司的主要利潤都來自股票市場和房地產業，而不是來自本校教師的科技研發。[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三)：北大商人(1)；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四)：北大商人(2)]。上述這個差別造成了一個這樣的效果：歐美學術界將自己的名譽和信譽看得與自己的生命等同，因為他們追求的學術成就就是建立在信譽的基礎之上的。而中國的學術界則不然，雖然名利他都想要，但如果他控制了權力，他就把利放在第一位，什麼名譽，什麼信譽，他都可以犧牲。這就是在中國學術界腐敗分子受到保護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歐美學術界，很少看到學者搶奪行政職位的現象，這是因為，第一，行政權力在那裡幾乎不能夠作為謀取私立的途徑；第二，行政官員的選拔都已經制度化了，象中國學術界那些骯髒陰暗的勾當，在那裡根本就行不通。當然，歐美學術界並不是白壁無瑕。八十年代，哈佛大學醫學院爆發"達西醜聞"，而哈佛大學就涉嫌掩蓋事實真相，它的所作所為受到了同行的猛烈批評。(下詳)。

　　第三，讓我們看看歐美學術界是如何對待學術原則的。前面提到，所謂學術原則就是對真理的強烈追求和信仰。在歐美學術界，他們最崇尚的一個原則就是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什麼是學術自由呢？根據"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1940年學術自由與終身教職的原則聲明》，學術自由就是從事研究和教學的自由。為了保護這個自由，"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最終在1940年迫使美國的大學建立了所謂的"終身教職"制度(Tenure System）。(舸昕：漫步美國大學)。

　　實際上，"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就是一個行業工會，而它們搞的這個"終身教職"制度，如果說在六十多年前還有必要的話，到了21世紀的今天則根本就沒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因此，這個制度近年來在美國社會受到了極為猛烈的抨擊。因此，如果要在歐美學術界尋找制度上的腐敗，"終身教職"制度首當其衝。(舸昕：漫步美國大學)。但奇怪的是，這個制度卻是中國的大學極力要效仿的。

　　無論如何，學術自由也好，終身教職也好，它們所反映的是大學教授在大學中地位的提高和上升。換句話說，美國的大學由行政當局治校，慢慢地向教授治校轉變，儘管這個轉變還沒有徹底完成。雖然目前尚且無法斷定行政治校與教授治校的優劣，但由從事學術活動的主體來自治，至少聽上去比較合理。當然，教授治校的一個前提就是，他們有自治的能力，並且他們能夠把公眾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最早由教授自治的大學是托馬斯·傑弗遜創建的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但這所學校在教授自治了幾十年之後，也不得不在20世紀初放棄這個傳統。(舸昕：漫步美國大學)。同樣，在20世紀初，由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壓制學術自由，一些大學教授在紐約市建立了"社會研究新學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學校由教授自治。但這個狀態維持了僅兩年，"社會研究新學校"就不得不聘請校長。(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現在，美國的大學可以看成是由行政當局與教授共治，教授的"權力"更偏重於學術方面。共治的好處就是能夠互相監督，互相控制，使絕對的權力變成了相對的權力。1954年，美國杜克大學董事會決定要授予美國副總統尼克松榮譽博士學位，可是杜克大學的教授對尼克松在五十年代初參與極右派的反共狂潮記憶猶新，就是不通過這個議案，結果尼克松這個杜克法學院的校友一生都沒有得到這個榮譽學位。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歐美大學很難製造那麼多菜教授，那麼多水博士，更不會出現那麼多爛校長。

　　目前有人主張在中國通過實行教授治校來治理腐敗，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因為即使真的能夠實行教授治校，靠中國目前的這些教授，主要是些學閥和學霸，只能夠把學校越治越糟，而不是越來越好。

　　(二) 國際學術界腐敗案例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中國學術界具有"不學好"的本性，喜好學習外國人幹的壞事，而不努力學習人家好的東西，並且他們傾向於拿國外的髒東西來當成自己的護身符，所以，我原本不想寫這一部分，免得給這幫敗類提供精神食糧。但轉念一想，有比較才有鑑別。把外國人最骯髒的東西亮一亮，再拿它們與中國的髒東西比一比，不就更能說明中國的學術腐敗是世界罕見的麼？退一萬步說，即使是中國的腐敗分子真的能夠從國外的糞便中找出幾顆豆子吃，難道他們還能成仙得道不成？於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1 哈佛大學：達西醜聞(主要參考文獻：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約翰·達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學醫學院一個附屬醫院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他的導師尤金·布勞恩瓦爾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學教授、也是美國科學院當時心臟科學的唯一院士。在八十年代以前，由布勞恩瓦爾德指導過的130多名研究人員中，已經有40多人在美國的大學裡獲得了正教授和系主任的職位，而達西則被布勞恩瓦爾德認為是這一百多人中最優秀的。在1978-1981年間，達西作為主要作者，已經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其中絕大部分是論文摘要)。1981年春，布勞恩瓦爾德為達西爭取到了哈佛醫學院助理教授的職位。

　　就在達西準備上任之際，他的三個同事發現了他偽造試驗數據的證據。哈佛大學馬上收回了給他的聘書，但允許他繼續在布勞恩瓦爾德的實驗室工作。五個月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發現達西提供的試驗數據與其他人的數據有極大的出入，達西醜聞這才走出了哈佛大學。最終，達西發表的17篇論文、53篇摘要被撤銷。NIH禁止達西在十年內申請或參加NIH的科研項目。

　　不過，達西醜聞的名氣之大主要還是因為哈佛大學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出現了過失。達西從事的研究項目來自NIH，達西作假是在1981年5月被發現的，可是哈佛大學在NIH發現數據離譜之後，也就是半年之後，才正式通知NIH。在此之後，哈佛大學自己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八名成員中，有五名是哈佛的教授，儘管主任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擔任。這個調查委員會在兩個月內只開了兩次會，沒有與任何檢舉人面談，就在1982年1月下結論說，達西作假僅限於已經發現的那幾例。可是在1982年年底，由NIH組織的調查卻表明，達西的論文幾乎篇篇有假，他的作假歷史可以上溯到他的本科時代。NIH的調查報告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哈佛大學處理達西事件不當。

　　哈佛大學很可能是從這個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訓。1988年，哈佛大學教授、暴力心理學權威弗拉茲爾(Shervert Frazier)涉嫌剽竊。哈佛大學果斷地迫使這名教授退休。

　　評論：達西事件是最早受到美國政府全面系統地調查的科學作假案件之一，其影響非常大。美國學術界目前處理此類學術腐敗案的一些習慣規則，如由外界主持調查，就是根據這個案例的最終結果形成的。如果用這個案件與中國科學院的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案相比較，人們不難發現，中國科學院連最基本的、表面的調查都不肯做，更不用說什麼深入調查了。其實，就個體學術行為腐敗來說，偽造試驗數據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禍根，其危害何止是抄襲剽竊的百倍千倍。也就是因為如此，那些當權的根本不敢去查：一旦這個蓋子被揭開，暴露出來的就是一個無底的黑洞。

　　2 麻省理工學院：巴爾第摩事件(主要參考文獻：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巴爾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國生物醫學界的傳奇性人物。他26歲獲得博士學位，36歲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37歲獲得諾貝爾獎，52歲時(1990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學任校長。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可以說，他是世界生物學界的權威，是美國學術界的領袖。但在1991年，巴爾第摩被迫辭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之職，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以"巴爾第摩事件"的主角而聞名國際學術界。

　　那麼，"巴爾第摩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巴爾第摩的一位同事在發表一篇論文時，由於使用了巴爾第摩實驗室的數據，因此也把他的名字署上了。後來有人揭發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有假。此事驚動了美國國會，它的一個委員會並且舉行特別聽證會，要調查這個事件。本來，有問題的那部分內容不是來自巴爾第摩的實驗室，因此這個作假案與巴爾第摩沒有太大的關係。但少年得志的巴爾第摩卻在關鍵時刻發表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公開信，說美國"一小部分外界人士要利用這個小小不言、正常的科學爭執作為催化劑，另立新法來管制美國的科學。"這封信惹惱了美國國會和公眾，這個事件也就從此被打上了"巴爾第摩事件"的烙印。

　　整個"巴爾第摩事件"的內容非常繁雜，加州理工學院的歷史教授Daniel J. Kevles曾寫有一本厚達400多頁的專著，名字就叫《巴爾第摩事件》(The Baltimore Case)。長話短說，NIH和國會的調查最後都得出結論說，巴爾第摩的那位同事確實造假，那個人也受到了與達西相似的處分。而巴爾第摩也被迫辭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的職位。不過，在1996年，巴爾第摩的那位同事上訴成功，NIH撤銷了五年前的結論，並取消了對她的制裁。巴爾第摩現在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

　　評論：學術界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所以理應受到社會，包括政府的制約。"巴爾第摩事件"之所以成為"巴爾第摩事件"，實際就是科學家的自高自大，結果引起了公憤。美國聯邦眾議員丁吉爾在駁斥巴爾第摩的那封公開信時就說，"你說國會不懂科學上的事情，卻要插手科學，可是科學家在要求國會撥款時從來就不曾懷疑國會對你們的要求到底懂不懂。"不過，巴爾第摩自高自大自有他的本錢，而中國學閥學霸的自高自大則是一點本錢都沒有。巴爾第摩最終為他的失誤付出了代價，可中國的院士們卻沒有一人為自己的腐敗行為損失一根毫毛。

　　3 斯坦福大學："間接費用"醜聞(主要參考文獻：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1990年，就在"巴爾第摩事件"的硝煙在波士頓上空瀰漫之際，在美國的西海岸爆發出了更大的學術醜聞：有"西部的哈佛"之稱的斯坦福大學被聯邦政府的一個會計揭發，說他們利用所謂的"間接費用"欺騙聯邦政府的錢財。據這位會計估計，斯坦福大學在八十年代從聯邦政府多索取了2-4億美元。

　　什麼是"間接費用"呢？"間接費用"是政府在發放科研經費時給予研究者所在單位的費用，用於房屋、水電、文秘等開支。一般來說，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間接費用率占科研經費的40-60%，超過上限，要簽訂"諒解備忘錄"。在整個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學與聯邦政府簽訂了90多個這樣的備忘錄，涉及金額二億多美元，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總共才簽訂了20個"諒解備忘錄"。不僅如此，斯坦福大學拿到聯邦政府報賬的項目包括該校校長臥室的裝修，他的婚禮招待會，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華遊艇的折舊費。

　　1991年3月，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調查斯坦福大學的這個案件。美國的新聞媒體也一擁而上，連篇累牘地報道此事。最後，斯坦福大學校長辭職，斯坦福大學向聯邦政府退還了100萬元間接費用，外加120萬美元罰款，儘管它拒絕承認自己犯法。

　　評論：斯坦福大學的"間接費用"醜聞是典型的集團腐敗，但斯坦福大學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斯坦福大學後來專門請來公關專家來改善自己在美國社會的形象，外加其他費用，這個醜聞使斯坦福大學"直接損失"了3700萬美元。這個醜聞很自然地使人聯想到中國的北大清華：這兩所大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不惜使用說謊和欺騙的手段，打着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幌子，向中國政府索取巨款。我之所以把北大清華欺詐案放到了學術界系統腐敗這個層次，主要是因為他們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整體行為，並且打着"學術"的幌子。而斯坦福大學只代表了自己。其實，北大清華的校長們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搞欺騙，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會為這個欺騙負道義和法律責任。

　　4 貝爾實驗室：舍恩事件(主要參考文獻：Anonymous. Scandal Rocks Scientific Community; Service, R. F. Bell Labs Fires Star Physicist Found Guilty of Forging Data；Service：More of Bell Labs Physicist's Papers Retracted)

　　從2001年起，國際物理學界出現了一顆閃亮的明星，他就是貝爾實驗室的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短短的兩年間，他發表了90餘篇論文，絕大多數是在國際權威雜誌上，如《科學》和《自然》。有一段時間，舍恩每八天就發表一篇論文。他被譽為愛因斯坦第二，被視為諾貝爾獎的當然得主。不過，在2002年的9月，舍恩建立的這座科學大廈頃刻間土崩瓦解，他發表的論文被所刊載的雜誌整批整批地撤銷。僅在11月份，《科學》雜誌就一次撤銷了舍恩的八篇論文。

　　舍恩是德國人，事發時只有32歲。他的倒台，實際是早晚的事情。2002年春天，有人發現舍恩的試驗結果根本就重複不出來，而普林斯頓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分別發現舍恩的三篇互不相關的論文卻含有完全相同的圖表。貝爾實驗室馬上開始了對舍恩的調查。儘管舍恩把原始記錄徹底地銷毀了，調查組還是得出了結論：他的試驗結果多數是偽造的或經過篡改。貝爾實驗室在調查結束後馬上把他解僱，而德國的一個世界著名的研究機構，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撤銷了給他的聘書。貝爾實驗室的董事長歐西發表聲明說，我們為這一科學不端行為發生在貝爾實驗室而感到深切地悲痛。在它77年的歷史中，這是第一次。

　　評論：舍恩事件是21世紀以來世界上最大的科學作弊案，受到影響的不僅是他個人，並且包括在世界學術界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科學》和《自然》雜誌。科學界的權威都能夠被一個"小青年"胡弄得團團轉，可想而知，在科學研究中偽造數據、弄虛作假的危害有多麼嚴重。據說，國內有些大學錢多得花不完，於是懸出以下賞格：在《科學》和《自然》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獎金一百萬人民幣。不知道這個懸賞是在鼓勵學者呢，還是在刺激騙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讓中國學術界的騙子在世界上曝光，花個一百萬人民幣，值！

　　5 印度庫曼大學：校長剽竊案(主要參考文獻：Maylie, D. Physics prof's article found plagiarized; Raj, G. Plagiarism scandal brewing; Pande, S. Academic Scandal Rocks Kumaon University)

　　2002年春天，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卡拉什收到了一個匿名電子郵件，郵件的內容是告訴她印度庫曼大學(Kumaon University)的校長拉吉普(Balwant Singh Rajput)剽竊了她199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而與拉吉普一同剽竊的一個學生還要因為這篇剽竊的論文獲得一項國際獎項。卡拉什在最初沒想對此採取什麼行動，但她後來聽說庫曼大學物理系主任被突然解僱，她決定插手。因為她認為這位主任是由於調查這樁剽竊案而丟掉工作的。

　　卡拉什在這年10月起草了一封給印度總統的信件，該信有七名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其中三名是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在這封信中，卡拉什寫到："一代極有天賦的印度物理學家已經得到國際物理學界的廣泛認可，並且為印度物理學帶來了極大的榮譽。如果印度科學的這個崇高的聲譽被少數幾個剽竊者所敗壞，那真是太可惜了。"雖然這封信沒有能夠直接到達印度總統的手中，但通過互聯網絡和權威學術刊物的報道，印度總統得知了這個事情，他於是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經過兩個月的調查，這個委員會認定拉吉普剽竊案成立。2003年2月，拉吉普被印度政府撤了庫曼大學校長的職務。

　　評論：庫曼大學剽竊案與東南大學校長顧冠群剽竊案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主角都是大學校長，操刀剽竊的都是他們的學生，最後兩個大學校長都把責任推給了自己的學生。但這兩個案子的最大不同點是結局：印度的剽竊校長被解僱，而中國的剽竊校長則紋絲不動。中國政府在等什麼呢？難道在等洋人教授寫控告信？難道還需要諾貝爾獎得主的簽名？顧冠群案不處理，中國科學的聲譽，如果還有的話，就一定會敗壞在這些學術小偷的手中。

　　6 遲到的懲罰(主要參考文獻：Starr, D. Revisiting a 1930s Scandal, AACR to Rename a Prize；Hagmann, M. Researcher Rebuked for 20-Year-Old Misdeed.)

　　康乃琉斯·羅茲(Cornelius Rhoads，1898-1959)是美國著名癌症專家。在癌症研究領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個青年科學家大獎，Cornelius P. Rhoads Memorial Award，具有極高的地位。2003年，主持這個獎項的美國癌症研究學會(AACR)決定把康乃琉斯·羅茲的名字從這項有二十多年歷史的大獎中去掉，理由是他不再適於充當青年科學家的楷模。為什麼呢？

　　原來，在2002年，波多黎各大學的一位生物學教授偶然發現了康乃琉斯·羅茲在三十年代寫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羅茲咒罵波多黎各人是世界上最髒、最懶、最下流、最好偷盜的民族。"這個島嶼需要的不是公共衛生事業，而是滔天的海浪或能夠把這個種族徹底滅絕的災難。"羅茲在這封信中還說，"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來使這個滅絕進程向前推進：我殺了八個人，並且把癌細胞植入了另外幾個人的身體。"雖然美國癌症研究學會組織的調查沒有發現羅茲殺人或轉移癌細胞的證據，但它得出的結論是，這封信本身就足夠把他的名字從這項大獎中剔除。AACR接受了這個建議。

　　1999年，德國馬克思·普朗克學會(The Max Planck Society)主席發出了一項正式"譴責"(censure)，被譴責的對象是著名生物學家、馬克思·普朗克醫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主任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urg)。原來，西伯格在20多年前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參與了人類生長激素基因的克隆。1998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與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就這項發明專利打起了官司，西伯格在法庭作證時說，他在1978年加入這家公司時，把這個基因的克隆也從加州大學帶了過去。而且，他們後來在Nature上發表論文時，還偽造了這個克隆的來歷。

　　這篇證詞一經公布，馬克思·普朗克學會的主席馬上組織了調查。後來，由於那家生物技術公司向加州大學交納了兩億美元賠款，這個官司在庭外和解，馬克思·普朗克學會的調查才終止。最後的處理決定是針對西伯格坦白的在發表論文時偽造數據，而不是"偷竊"基因克隆，因為在當時，加州大學尚沒有這方面的明確規定。西伯格後來決定把自己從專利賠償中所得的數百萬美元捐獻給慈善機構。

　　評論：從上面這兩個例子來看，國際學術界中，儘管存在一些問題，但由於它的自我調控機制比較好，所以最終總能夠伸張正義，剷除邪惡。也就是說，國際學術界存在一個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進化機制。這個機制在中國目前的學術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說，中國學術界是在向壞的方向發展，並且是在加速發展。從另一方面講，羅茲的醜惡面目在他死去四十多年後終於暴露於世，他也受到了相應的懲罰。而中國那些踩着工農大眾的腦袋往上爬的學者是否也能夠被死後鞭屍呢？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九 結論：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行文至此，本該是筆者下結論的時候了。但我倒要先問一問中國學術界的那些人大代表，那些大學校長，以及中國科協的那個什麼委員會：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到底是被誇大了還是縮小了？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是被社會污染了，還是它正在污染着社會？你們自己說一說，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企望這些人會良心發現，承認中國學術腐敗的現實。本文所舉的事例，他們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別人還要多，還要詳細。他們之所以閉着眼睛說瞎話，是因為他們的立場，他們的利益：學術腐敗的嚴重性如果讓政府和社會知道，他們這些人，或者說他們這個"階級"，在這個"社會轉型期"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得到的好處就可能會煙消雲散。所以，即使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也要大聲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也就是說，這些人的立場是和整個社會對立的，他們的利益是和中國公眾相違的。

　　不過，這些學術腐敗"低估派"的呼籲倒是件好事，它至少把學術腐敗問題擺到了檯面上，人們可以自由地討論這個問題。最可惡的是那些悶頭搞學術腐敗的傢伙：任憑你怎麼批，怎麼罵，只要他的職不被撤，只要他可以繼續搞腐敗，他都不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這也就是中國目前學術界的一大特點─"笑貧不笑娼"：不管你的學術水平多麼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養如何敗壞，只要你有權，只要你能搞到錢，你就是中國學術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兒和大師。

　　那麼，到底應該如何定性中國的學術腐敗呢？應該說，這是一場規模空前、史無前例、世界罕見的社會腐敗。說它是規模空前的，是因為在中國的學術界，在幾乎所有的單位，所有的領域，所有的層次，人們都很難找到一塊"淨土"：腐敗現象在隨時隨地地發生，人們已經對這些現象習以為常了。一位記者在調查顧冠群抄襲案時，就對學術界"內部一些人士見慣不驚的態度"感到吃驚。(馬莉英：東大校長捲入剽竊風波續：有關人士接受專訪)。說中國的學術腐敗是史無前例的，世界罕見的，是因為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縱觀人類歷史，如此全方位、大規模、深層次的學術腐敗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除了現在的中國。

　　大學誕生於十二世紀的歐洲，而現代科學誕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在中國，現代學術界，也就是以西方現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教育、研究領域，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但在過去的大約十年裡，中國的學者卻把這個代表人類文明的大廈中的"中國館"糟蹋成了污穢遍地、邪惡橫行的權學、錢學交易市場。我不禁要問：他們哪來的這麼大本事？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也許有人會問：是否可能給中國的學術腐敗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銘銘抄襲事件，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說："王銘銘抄襲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員提醒：一流大學建設謹防3大誤區）。2003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鄒承魯先生在回答中央電視台記者的問題，"(學術)腐敗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普遍到什麼樣的程度，有沒有百分比？"時說："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學界的話，有10%也許有。"(中央電視台：鄒承魯：痛擊科學腐敗)。應該說，這個10%的比例只是對腐敗人數的估計，也只是一個估計的下限，因為它僅包括了學術行為腐敗，而沒有包括高層次的學術腐敗。其實，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國的院士隊伍中，有上百人是腐敗院士；中國每年上萬的新科博士，有數千是腐敗博士；中國的幾十萬教授大軍中，有幾萬人是腐敗教授；中國每年幾千億元人民幣的科學研究開發和高等教育經費，有數百億元被學術腐敗給吞噬掉了。

　　事實上，學術腐敗分子吞噬的不僅是國家的財富。他們還在腐蝕這個民族的文化基礎，敗壞社會的道德風氣，毀掉中國的"科教興國"之夢。學術腐敗對中國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壞一代青年的良知，使這個腐敗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梁勇：莫讓學術腐敗的風氣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後面必有一批"竊學生")。從這一點來說，學術腐敗的危害性比吏治腐敗和經濟腐敗都要大。實際上，學術腐敗是吏治腐敗、經濟腐敗勢力的宣傳部、後勤部、培訓部，他們為社會上的腐敗勢力造輿論聲勢，給他們提供精神給養，為他們培養後續人材。學術腐敗是中國社會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會的腐敗分成兩種，一種是"土崩"，一種是"魚爛"。土崩是從外面開始，一層一層地崩坍，而魚爛則是從裡面開始，一直向外爛。可以說，中國的學術界目前就處在魚爛狀態：它就象一具金縷玉衣包裹着的腐屍，從外面看金碧輝煌，但它散發的臭氣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它腐敗的程度。

　　中國學術界目前的狀況不禁使人聯想到中國科舉制度崩潰的前夕。當時也是士風日下，舉人遍地。翰林回鄉，根本就沒有了往昔的榮耀，富商大賈一改往日對他們的巴結奉承，相反，對他們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狀元劉春霖在奪魁之後到各地拜訪高官，俗稱"打秋風"，飽受冷遇。(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這與現今的博士、教授貶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參加中國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時的所見所聞是這樣的：頭場拆魁星、二場捉槍手、三場偷號燈。"士子之無行至此，科舉雖欲不廢，不可得也。"(鍾毓龍《科場回憶錄》，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這又與現在的大學考場多麼相似！

　　歷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國廢除科舉制度的一百周年。那麼，菜教授滿街走，水博士到處流，竊學生遍校園的現象，是否預示着中國學術界的腐敗勢力盛極而衰、行將滅亡呢？就在猴年的鐘聲即將敲響之際，傳來了上海"某名牌大學"的九名博士生集體炒導師魷魚的消息。(姜澎：不甘長作編外"雇員"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導師)。這新年的鐘聲，是否是中國學術腐敗勢力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