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夢

林曉

我是在用谷歌搜尋去年中國數學界科學院院士的時候偶然的發現了我大學的同學萬衛星也赫然在榜，當然他不是數學界的院士，而是以他在電離層科學的研究中的成就而被選為院士的。萬衛星的當選，讓我百感交集，除了為我人生道路上曾經的同行者獲得如此殊榮而感到興奮和驕傲外，更多的是以他的輝煌來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大學畢業已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我們也曾是尋夢的一代，那些夢想象日出時的五彩雲霞，也象夜空裡的點點繁星，她們是我們三十年來奮鬥的動力和指南，然而不同的是，我自己的夢在幻境中飄渺不定，而萬衛星的夢就象一顆北斗，永遠指着一個方向。於是我自己的人生之路就象物理學中的布朗運動，而他的人生之路就象一片帆船，一直追逐着那盞雖然模糊，卻一直存在着的燈塔，儘管也曾驚濤駭浪，卻終於到達了輝煌的彼岸。

我和萬衛星的同學之緣，始於大學剛剛開始的那段歲月。那一年，作為文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們的人生之夢忽然有了一次飛躍，而在此之前，我自己的最高理想不過是在縣城裡的理髮店找一個剃頭的工作。雖然我是準時來到武漢大學報到的，但更多的同學卻早已捷足先登，特別是家在武漢附近的同學。物理和空間物理兩系四個班在一天前就已排定，並被安排在學生五舍，於是我們這些後來者，就被編成一個特殊的雜牌軍，叫7745班，而宿舍也被分到學生六舍。由於1-4班的專業清晰，而我們的去向未定，更有小道新聞，說要把我們重新分到一個理論物理的專業，這顯然是違背大多數同學報考初衷的。五班的危機感，曾讓這個特殊群體分外的哥們，我的大學四年最要好的同學都在五班。萬衛星雖是湖北人，卻來自距離武漢稍遠的天門縣農村，於是也不幸加入了我們五班的行列。

七七級的時代，大學伊始，成績都是公開的，那是一個毫無隱私可言的時代。考試結果，班上同學的排名立即躍然紙上。這種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開始是還會給名列前茅者一種自豪的感覺，然而漸漸地，卻在同學中形成了一種嫉妒和對立，這就是當今許多家財萬貫的高官不願意公布個人資產的原因。萬衛星和我的成績都在前列，唯一不同的是，他一直都很低調，而我在一次全校的數學競賽一等獎後卻被推到了風波浪里。儘管如此，萬衛星和我仍是非常要好的同學，事實上他們寢室的大多數人都是我的好朋友，這裡包括劉建國，張沛軍，范國新，和時任黨支部書記的易帆。其中張沛軍愛發政治牢騷，劉建國來自農村比較土氣，范國新一板一眼，而易帆呢，因為身居高位，說話嚴謹。唯有萬衛星比較幽默，我特別喜歡他那一口帶着天門口音的普通話。偶爾他也會嘲弄你幾句，不過都是顯然的哥們語調，於是一笑而過。畢業的留言，不少同學都很時尚，給我寫下諸如“把一切獻給黨”，“為國爭光”一類，萬衛星卻很實在，寫了一句“鵬程萬里”。其實我更喜歡這一句，雖然俗一些。

大學畢業後，易帆和萬衛星考上了科學院的武漢物理所。一九八四年我回國探親，在武漢所能見到的同學不多，只有五班的幾位，包括張錦春，朱俊，易帆和萬衛星。他們陪我一起回到母校，我們去了東湖，去了武漢大的老圖書館。當年的圖書館管理員陸老師曾經特別喜歡我們幾個，上大學時對我們都特別優惠，帶我們到地下圖書室見識武大的寶藏，那一次我們和陸老師一起合影留念。易帆和萬衛星那年師從同一個老闆，名叫李鈞，是中科院的院士。易帆和萬衛星就是李鈞帶出的兩個最傑出的弟子，一個是武大的長江學者，一個後來成了科學院院士。這才是真正的所謂名師出高徒，當然也因為這兩個都是可造之才。

我說萬衛星成為科學院院士當之無愧，是因為他是真正地從一窮二白開始的。一九九三年，我參加了馮康教授組織的香山會議，那一次非常湊巧地遇到了也在香山開會的幾位同學，包括范國新，季平和萬衛星。季平愛玩車，開着他廉價買來的俄國的伏爾加，後來我們一起爬香山。會後我去了武漢，萬衛星帶我參觀了他的電離層觀察站，都是一些土法上馬的瓶瓶罐罐，當時我很詫異，問他這玩意也能觀察電離層，但他卻如數家珍似的介紹了每一件儀器。後來我們出去吃午餐，每人花了大約五塊錢吃了簡餐。他說不好意思，我現在很窮，只能這麼招待你了。我很感動，事實上那是我和我的同學吃過的最難忘的一次午餐。那一次我突然想到了小時候讀過的魯迅先生的一篇雜文《一件小事》，覺得在他的面前十分地慚愧和無地自容。

中國科學家的待遇是在一九九八年後有了飛躍，那是在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以後。在那之前，許多重點實驗室優秀的年輕科學家收入微薄，有些不得不脫離實驗室去外企和私企工作，而那樣的話，薪水會有一個飛躍。那是一個真正的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操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時代。在那個時代留下來的中國科學家就像經歷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一樣，是第二次的開國元勛，萬衛星應該就是屬於那一批人中的一員。中國是在政治和軍事面臨全面失敗的情形下才想到了科學家的重要。萬衛星和他的同僚們正是從那時起，無論是待遇上還是事業上，都開始了起飛。

萬衛星的導師李鈞院士去世後，他在武漢物理所的學術地位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了，2000年代的中期，電波和電離層實驗室在武漢物理所有着明顯的優勢，萬衛星也成了所長的熱門候選人之一，也許萬衛星後來的成功還要歸功於他競選的失敗，而失敗的競選者是要面新的當選者在政治上的挑戰的，這也是他為什麼選擇去北京的原因之一。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告訴我，到了北京後，他的研究室在論文的發表上以指數增長，很快就在世界這一領域領先。加上北京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本身就有十幾位院士，也為他自己後來當選為院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年是2012年，許多當年大學的女同學都開始忙於安排退休的事宜，然而對於萬衛星來說，他最輝煌的學術生命才剛剛開始。我開玩笑地對他說，許多人都希望被選中的院士年齡在七十以上，這樣他們也沒有多少時間去建立學術權威，而象你這樣的院士是很可怕的，再過五年年，你就會成為電波和電離層領域的南霸天了。他笑了，說他還是很講究學術自由和民主的，而他至今都還是一個民主黨派。

我和萬衛星也談到饒毅和施一公的落選，萬衛星認為他們落選的主要原因還是國籍問題，我說他們不是宣布放棄美國國籍了嗎？他說但是正式放棄美國國籍還是需要時間和手續的，而有些人在經歷這一過程的中間就猶豫了，加上填寫眾多的表格是還要有中國的身份證號碼，他們一時還難以獲得。於是想起了巴思德的一段名言：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因為它是屬於全人類的財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科學家是屬於國家的。最後一句對於中國尤為適用。

三十年前，萬衛星和我，還有我的同學，都是追夢的一代。三十年後，這些夢中的一些已然成真，卻又以萬衛星的夢的實現最為輝煌。三十年後，海外許多人為他這樣的夢想的實現而吸引，成為海燕的一代，於是我想，萬衛星之所以成功，不正是因為他能在自己所選定的人生道路上堅韌地走下來的緣故嗎？他說他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為他至今都在做着他當年大學時代所學的一切，而象他這樣執着的在當年的同學中已經是鳳毛麟角了。成功是一種偶然，就象楊振寧所說，諾貝爾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也有必然，那就是他沒有被信念以外的功利所誘惑。象他這樣優秀的科學家，當年是有着許多出國的機會的，然而他卻選擇了留下。這裡需要意志，也需要一點麻木，或者這兩個名詞其實是同樣的意思。忽然想到了徐志摩的那首《再別康橋》：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里放歌。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