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德學人與北大清華

葉　雋　　

摘　　要:北大、清華作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風格迥異的兩大
重鎮,難以繞過。探討近代留德學人由於留學德國、求取新知
而與北大、清華所產生的千絲萬縷聯繫,對於梳理近代中外學
術關係、追溯學術淵源,自然有其特別的意義。

無論是早期曾作為北大精神和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奠立者的蔡
元培,還是後來提倡“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開創中國新
史學的陳寅恪,直到30年代在艱苦的西南聯大時代的“中國現
代最傑出抒情詩人”的馮至、留德10年研習梵文的季羨林,此
外如曾短期出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先後執掌清華、中大(中央
大學)的羅家倫,提倡音樂救國的王光祈,美學家宗白華,哲學家
賀麟、熊偉等,他們都或為北大人,或與北大有着千絲萬縷的聯
系。

陳平原先生強調之所以“關注北大,從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學,
到近年撰寫現代中國學術史,再到逐漸逼近作業現代知識生產
基地的大學制度。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這互相
制約的三角關係,是我目前最為關注的課題。老北大因其一身
三任,不只糾葛複雜,而且影響深遠,特別適合作為我的研究個
案。”這裡套用一句,從北大視角切入對留德學人進行研究,也
非常適合探討其與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之關係。

蔡元培慨然應允出任北大校長,是因為“以整理故都之學府,引
為吾人共同之責任”,在北大居此職十年,而造福中國之學術莫
大。陳寅恪雖以清華國學研究院之導師而知名,但其與北大也
頗有淵源,尤其是在抗戰軍興北大、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大,
陳氏亦曾任教。至於馮至、季羨林更是長期任北大教授。馮
至是先學生,後先生;季羨林則是由清華到北大,清華求學,北大
從教。至於本文沒有重點研究的留德學人也不乏與北大有關
系者,如傅斯年、羅家倫、王光祈等人,都是五四時期作為北大
學生叱咤風雲的人物。

再說清華,清華雖然早期以留美預備學校而知名,但究竟是中國
大學史上兩大學統之一,而探討其當初大學之淵源及其與中國
現代學術建立之關係,無疑有助於理清留德學人與中國現代學
術之關係。四個重點個案中,陳寅恪是清華教授、季羨林是清
華學生,蔡元培於清華亦不少貢獻,馮至因為有西南聯大期間的
淵源,所以也不能說是和清華毫無關係。至於其他留德學人與
清華關係密切者尤其不少,如曾任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的羅家
倫,如戰國策派代表人物的陳銓,如任教西南聯大的陳序經等
等。

現代以來,清華對於德國更是有着多種的吸引力,人文社會科學
之外,自然工程科學扮演了猶為重要之角色。即便到今日,清華
在某種意義仍然保持了這樣的傳統,屈指一算,清華在任的校長
中竟有一多半是留德歸來的,如現任校長王大中、如副校長余
壽文、胡東成。這裡並不是說校長就能代表什麼,但至少這是
一種數字上的意義。

我認為這種研究也非常有意思。即留學史———學術
史———大學史構成一個奇特的三角,實際上是由學術為中介
或媒體嫁接了中西學術之源泉———大學之間的交流和整
合。本文所感興趣、要研究的,也就是其間的這種微妙關係。
所以着眼點雖然是留德學人個體,關注的卻是由此連接的整個
東西方大學發展的歷程,和異文明接受影響之事實。當然在為
數眾多的留德學人中,不可能大家都回來,更不可能大家都從事
學術,或是留在學校,即便留在這象牙塔內,又如何是北大、清華
所能容納?

其實,這一批知識分子都可以說是精英人物,他們的學問能力,是
第一流的,有學者這樣評論:民國初年中國知識分子,親眼目睹了
歐洲在一次大戰過後的滿目瘡痍,以及戰後各國的整建與復員
所做的努力,再想起遠在萬里以外的苦難祖國,正遭逢國內外變
局的摧殘!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氣干雲的情操,要“究天人之
際”、要“通古今之變”、要“成一家之言”的吶喊響徹雲
霄。當時,在歐陸時常往來的一批浮雲遊子,包括了傅斯年、陳
寅恪、俞大維、羅家倫、毛子水、趙元任……等,這些人日後
學成歸來,大多數都成了中國現代史里具有舉足輕重力量的
“優異分子”。

這裡所列舉的名字,除了趙元任只是短期在德國待過以外,其他
無不是留學德國的。而這些人後來確實也成為了中國的各界
精英。其實在我看來,談留德學人對中國現代學術建立的貢獻,
尤其必須要談他們與北大清華的關係。因為“對於現代中國
學術而言,大學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甚至說“將中國學術由
販賣導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之所以對蔡元培如此推
崇,當然在於他所執掌的是北大,因為這“與當時北大在全國學
術界的地位有很大關係”。北大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地位
不容置疑,清華也是不同凡響,與北大由欽定京師大學堂演化來
不同的是,清華一開始就帶上濃重的“西學”色彩,馮友蘭說清
華“由遊美學務處發展到現在,其發展過程反映了中國近代學
術的發展過程,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清華校史不僅
有一校的意義,而且是反映中國近代學術逐漸走向獨立的歷
史。”可以說,北大清華作為中國大學發展的兩座高峰,在中國
現代學術建立過程中意義重大,因為學術正是藉助於大學的制
度和體系得以生存、傳播和發展,故此不可不深究留德學人是
如何通過北大、清華之兩名校,而在中國現代學術建立過程中
有所作為的。

夏中義撰《清華薪火的百年明滅———謁王瑤書》,即提出了
清華精神承傳的問題,他提問說“於百年風雨中明滅不定、微
若殘燭的的‘清華薪火’,是否在陳寅恪身後二十年
(1969-1988),又有幸在先生身上得以還魂而轉世呢?”而在談
到王瑤先生“是在‘明白了’以後離去的,他還是幸運的”時
候,夏氏有這樣一段總結:……先生大概是在冥冥中悟得世紀初
的“清華薪火”,經百年明滅,至世紀末總算未在自己手中中斷
香火,才油然而生慰藉的。作為“清華薪火”第三代傳人,先生
實是“二傳手”,能在生前目睹弟子陳平原以“接應二傳”姿
勢擎過火種,其欣慰當不言而喻;儘管陳並非清華園人,儘管當今
清華中文系亦雄風難再,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清華薪
火”為標誌的現代人文學術傳統(學統)已代有傳人,且可傳到
下世紀了。”

夏氏此論,細處或可商議,但就談以“清華薪火”為喻的中國現
代學術精神而言,實在很有見地。他所列舉的“清華薪火”的
三代人物,由陳寅恪到王瑤到陳平原,雖然經歷殊異,而精神則
一。遙想陳氏當年,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言而為
中國現代學術奠精神、立心魄,燃起“清華薪火”,雖然三代之
傳已至北大,不正說明北大清華,正如治學之“東海西海,心理攸
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而我們再回想蔡元培所奠立的北大精
神,不也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強調“高
深學術”、主張“學術獨立”嗎?正如我在前文所指出“蔡元
培與陳寅恪作為中國現代學術之開創者中人,其於學術獨立之
理念甚為相近乃至一致,只不過是闡述與運作的策略不同罷
了。”楊東平是這樣說的:

1917年,蔡元培長北京大學,奠定了北京大學兼容並蓄,學術獨
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確立了大學之為大的基本準則和文化精
神。從那時起,學術獨立,或曰學術自由的思想日漸彰顯,成為中
國大學占主流地位的理念。1929年,陳寅悟為王國維紀念碑撰
寫的銘文就表達了這種心聲:“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
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蔡元培所開創的北大精神,與陳寅恪所燃起的清華薪火,最後都
匯聚為中國現代學術之真精神,其實不論是北大精神、還是清
華精神,作為現代大學精神,其根本並不矛盾,所謂“大學是容納
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勵人們不是功利地而是為了理性
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種氣氛使哲學懷疑不至於被道德風尚和
占上風的勢力嚇倒。”而這種由留德學人率先回國開創的精
神或點燃的薪火,又有眾多的留德學人參與接力的中國現代學
術精神,其實與他們留學德國的特殊經歷、與德國之大學頗有
關聯,而探索前賢風雨異邦的歷程,探詢德國大學之制度形成、
精神構建亦是很有意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