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聖約翰就培養了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林語堂、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潘序倫、施肇基、王正廷、經叔平……他們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則遠超父輩。

1952年，上海三所著名教會大學：中國資格最老的聖約翰大學，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滬江大學，馬相伯先生創辦的震旦大學，集體“消失”於“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

　　1952年秋，上海。落葉繽紛的季節。聖約翰、震旦、滬江，這三所著名學府走到了盡頭。

　　這三所學府都是教會創辦的。聖約翰是中國資格最老的教會大學，滬江是上海第一所政府立案的教會大學，震旦大學則由愛國神甫馬相伯先生創辦。

　　伴隨着院系調整的鼓點，它們集體“消失”。院系分別併入復旦、交大、同濟、華師大，原址上建起了華東政法學院、第二醫科大學、上海機械學院。

　　與革命運動頗有淵源的復旦大學，則接收了聖約翰、震旦、滬江、浙大、交大、南大、安徽大學、金陵大學等文、理科的有關系科，變得強大起來。

　　轉眼半個世紀過去，教育界感到：蘇聯模式有其歷史作用，但它培養的人才太“專”，缺乏適應能力和創造力，人文精神無從談起。人們開始思考那場院系調整的得失。但除了官方文件以外，資料十分稀缺。

　　消失的大學喚醒了這個城市的記憶。

　　清末民初：教會大學初現中國

　　和北京的燕京、輔仁等名校一樣，上海這幾所大學也是教會創辦的。

　　說起來並不難理解。在美國，從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到芝加哥大學，無一不有教派背景。它們都經歷了漫長而完整的“世俗化過程”。

　　教會在華辦學與傳教幾乎同時開始。100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國人在內地開設學堂“亦無庸立案”。在興辦新學的熱潮中，藉助留學的便利，教會學校開始高速發展，對社會影響日深。據統計，出席第一次國民黨會議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聖約翰大學是中國資格最老的教會大學。1879年美籍猶太人施約瑟在梵王渡(今萬航渡路)創辦上海聖約翰書院，1896年改組成為滬上唯一高等學府。

　　1903年，震旦大學由“毀家興學”的著名教育家、愛國神甫馬相伯先生在盧家灣創建，創立之初學生中沒有一個天主教徒。1905年，馬相伯與耶穌會士的辦學思想產生衝突，馬相伯轉而創辦復旦，震旦由耶穌會全面接管，校址位於現第二醫科大學。

　　震旦大學是天主教背景，聖約翰由聖公會創辦。相比之下，滬江大學的傳教士則來自提倡自由主義的“低派教會”——浸會。

　　1906年，滬江大學校董會選擇了楊樹浦西北岸一塊面積165畝的荒灘地，開始建造校舍；1909年2月，滬江大學正式開學。和聖約翰一樣，滬江大學除了國文外，其他均以英語授課。

　　“這所學校以它‘什麼都缺’惹人注目：學生、教師、宿舍、圖書館和實驗室都缺。”當時，一位滬江大學的傳教士(教師)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響下，大學最初是傳教的副產品，後來卻發展成為有相當規模的產業，但一直是賠錢的。據資料記載，學費占了辦校資金的很大一塊，此外由教會資助，每年的維持費和土地、房子都由教會提供，傳教士(教師)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資。後來中國人的捐助開始增大，但始終沒有占到主體。

　　從清末到北洋政府，教會學校“自顧自”地發展着，不受中國政府制約。它們所發的文憑來自美國，便於學生留學。

　　黃金十年：“私立高校”被認可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頒布《外人在華設立學校認可辦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長鬚為中國人，中國人須占校董會名額半數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

　　滬江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是時年31歲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劉湛恩。1929年3月18日，滬江在國民政府立案，成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會大學。

　　華人校長是“本地化”的應有之義。真正麻煩的是大學“校產”的歸屬。1929年7月，滬江校產的租賃協議簽訂：作為校產擁有人的“美國董事會”以每年一美元的象徵性租金把校產租給“滬江校董會”(管理者)。

　　立案程序並未對高校產生什麼影響，只是統一了教學大綱。20年代初期的學制改革已經將原先的“日式教育”改為“美式教育”；而國民政府的教育體制也是美式。

　　在短暫的和平時期，聖約翰、震旦、滬江的畢業生一批批進入上海社會，為母校贏得了聲譽。僅聖約翰就培養了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林語堂、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潘序倫、施肇基、王正廷、經叔平……他們大多出身富裕家庭，成就則遠超父輩。

　　“這些學校培養了一批自由知識分子，或者說‘自由職業者’。”王立誠如是說。

　　王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專著《美國文化滲透與近代中國教育》中，他指出：江南教會大學的學生世俗化程度頗高，部分原因是高昂的學費。聖約翰曾讓張愛玲負擔不起學費，中途輟學。

　　大學本身也在世俗化。1914年，一位震旦的教師抱怨“課堂上都是異教徒，沒有人禱告”。到1924年震旦學生共392人，其中320人為非教徒；到了1930年代，滬江大學則連神學院都不辦了，一心一意搞職業化教育。

　　王立誠如此描述它們的畢業生：“帶點洋話，知識水平比較高，學到的東西在租界經濟圈裡派得上用場：學醫可以開診所，學商科可以當經理……”

　　這段時間正是“海派文化”的形成期，學校領社會風氣之先：聖約翰校訓“光和真理”，辦的教育“比美國還要美國化”，其商科學的是經濟學理論；滬江注重中國化、學以致用，其商科的專業必修課包括“商業管理”、“商業心理學”、“市場學”、“風險管理”等；此外，滬江化學系聞名全國，還率先創辦了社會學系，夜校也為時人稱道。

　　雖然如此，但在當時，這些“外資私人辦學”的社會影響和學術水平已經難與國立的清華、北大相抗衡。因為辦大學需要大筆投入，只有燕京能與一流國立大學抗衡。

　　淪陷—解放：滬江兩任校長的命運

　　1937年11月，日軍進占上海，滬江的校園被日軍侵占，後雖經交涉，仍不允許復校上課。學校本部只得遷往城中區商學院，與聖約翰、東吳、之江等組成教會聯合大學，繼續開課。

　　劉湛恩堅持宣傳抗日、支援前線、救濟難民，不為日偽當局所動。1938年4月7日，劉在靜安寺路大華路(今南京西路南匯路)候車時被日偽買通暴徒暗殺。殉國殉教，求仁得仁。

　　抗戰勝利之後，滬江大學遷回軍工路原址，迎來了最後一任校長凌憲揚。41歲的凌1927年畢業於滬江大學商科，1929年獲南加州大學工商碩士學位。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建立中央印製廠，負責印製鈔票。

　　在教學上，兼工商管理學系主任的凌力主擴充滬江的傳統強項——商學院，提高淘汰率，以實現其“學術復員”。

　　除了教學工作，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四處討錢養活學校。他向美國援華聯合會、聯合國救濟總署及國民政府伸手“拉贊助”。1947年中，凌憲揚訪美120天走了59個城市，對捐助者作了91次演講。

　　面對通貨膨脹，凌甚至做些投機生意讓捐款得以保值。有一次，他得到7.5萬美元修教工宿舍。經校董會批准，他用這筆還沒有到位的錢從政府那裡囤積了一批平價紙張並高價售出，用售得的錢來造房子。

　　1948年初，米價一日三跳。10月蔣經國改革失敗之後，這位掙扎着辦學的貨幣銀行學專家終於“不知道為了讓教師養家糊口，到底該給他們多少錢”了。

　　一段昏暗的日子之後迎來了解放。面對新政權，凌憲揚分析：“共產黨人可能對我們的課程設置會施加一些控制，但我們想他們不會接管學校。……我們將留在這裡，只要學校還能辦下去。”凌拒絕擔任國民黨的中央銀行發行處處長，拒絕離開上海。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的妻兒都在這裡。在這個時刻他們選擇和我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樂。……只要我對大學還有用，我就會堅守崗位。”

　　1949年5月，楊樹浦剛解放，凌就遭到了校園裡“革命群眾”的噓聲，無奈辭職回家。滬江大學從此沒有校長，只有校務委員會。

　　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進入了高校。凌憲揚於4月被捕，1960年死於獄中。

　　大道無行：高等教育“一邊倒”

　　新中國的教育被分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改革開放三個階段。“十七年”是新中國教育的原型。

　　1950年10月，教育部接辦“鬧情緒”的私立輔仁大學。

　　在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運動中，已經逝世的陶行知被點名批判，陶的“生活教育社”隨即停止活動，民間辦學至此中斷。

　　在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看來，1952年是個“多事之秋”：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等許多學科被取消；學分制改為學年制；採用蘇聯教學大綱……還有，招生和就業的兩個口子被“扎”起來了，“自由知識分子”已無立錐之地。

　　“院系調整”之後，全國的綜合性大學由55所調整為14所；私立大學全部被改為公立。聖約翰、震旦、滬江的負責人都對解散各自的大學表示了熱情支持。

　　1992年，高校再次調整。與1952年不同的是：變“條塊分割”為“條塊結合”，變“專業化”為“綜合化”。學分制等被丟棄的做法被重新拾起。

　　半個世紀過去，莘莘學子已成垂垂老者。

　　2003年，震旦校友舉行了母校“建校一百周年慶祝大會”。在西藏南路青年會賓館，聖約翰、滬江的校友會仍在活動，每年校慶都有大小不等的聚會。滬江校友會還和機械學院合作，重新辦起了夜校。

　　記憶中的影像日漸模糊。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外灘畫報 　　李楊／報道　小武／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