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回中國探親有機會去北京，抽空去母校北外故地重遊。走到校園附近蘇州橋高架公路下只見大幅廣告：“北京外國語大學外交家的搖籃“。進入校園新樓林立，各種公司招牌讓人眼花撩亂，商業氣氛很濃。只有主樓和操場面目依舊。

　　回想60年代初我糊裡糊塗被北外錄取，它幾乎是我最後的選擇頗感意外。當時正是“經濟困難時期”，津浦鐵路要從南京上船過長江，路上缺水少吃，30多個小時到達北京已經是半夜了。各大專院校舉着牌子在北京站廣場迎接新生。到校後吃了第一頓終身難忘，又是最難吃的飯。大食堂燈光很暗，還有一種不知名的氣味，後來習慣了才知道這是水熬白菜梆子的氣味。手中的饅頭?窩頭?黑黑的。(按現在的標準一定列為健康食品)

　　入學不久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來校做報告。全校在大操場上，陳毅身着褪色軍裝講話內容: 要又紅又專，專比紅更重要，不要亂扣“ 白專道路”的帽子。他回憶當初他去法國留學，光搞革命沒學好法語。你們還要了解他國的風俗習慣等等。陳毅講話後學習熱情升高，除外又掀起了學習交誼舞，下午課後高班同學到低年級教跳舞。每星期六晚舞會熱鬧非凡，有跳舞的有來聽音樂的。每年新年晚會院長賀詞，同學們用各種語言互祝“ 新年好”，春姑娘出場開始慶祝新年到來。一直到64年“ 學雷鋒 ”才終止舞會。有一部分舞迷貼大字報要求恢復舞會，另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說 “ 資產階級小姐少爺平時有氣無力，一到舞池生龍活虎跳到半夜。“ 那時學校提出 ”勞逸結合“ 為了減少體力消耗，平時每晚8時息燈。還有同學得了浮腫病。

　　因為天天念洋文，學生言談舉止之間不免“ 洋里洋氣” 。那時有句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比起其他院校的女生，北外女生另有一番風采，那時聞名的有“ 5朵金花 ”。學校常放映外文原版電影，一次俄語系放映由普希金的長詩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歌劇“ 葉普根尼歐涅金 ” 。全校愛好音樂的師生擠滿了大飯廳。有一陣宿舍大鬧臭蟲，黨委書記帶領全校滅臭蟲。每星期六下午規定政治學習，有一次一位資本家出身的同學檢查思想說：每當臭蟲咬我，我就想到我父親像臭蟲一樣吸工人的血。他的話讓大家啼笑皆非，記憶猶深。

　　每天去食堂要經過一個池塘，後來把它改成露天游泳池。在建築過程中全校師生分批分時義務勞動，建成後夏天時光游泳池熙熙攘攘，充滿活力。在這經常看到“毛主席的英語老師” ，她身材高挑皮膚白潔，很引人注目。現在在原地只見樓舎林立景色全非。那時冬天在操場上劃一大塊地撒上水就是天然溜冰場。

　　學校分東西二院，東院是本校和一個名存實亡的留蘇預備部，但是還有一批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在此學習，洗腦。他們身着國家發的西服舞會上很容易識別。還有本科女生與他們之中的最後喜結良緣。西院又稱“語言學院”，專門接待國外的留學生來學習中文。那時外國留學生還可以到東院學生宿舍串門。記得有一位中年柬埔賽華僑來我們宿舍幾次，他的音容相貌依稀可記，但從不記得他的姓名。冬天東西二院 的暖氣相差之大：東院在屋裡穿棉衣都不熱，西院的暖氣上差不多可以烤饅頭。西院也開舞會，有時請我們本科男女生去。在舞會中場休息時服務員送來一盤盤小點心，送到我們桌上不到5秒這些點心被我們風捲殘雲般搶光。外國留學生的點心基本是原封不動。

　　突然有一陣來了大批阿爾巴尼亞留學生，據說是從蘇聯撤出的。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分二部分，我們這邊“一大一小爺兒倆”北京——地拉那。他們人多，年輕，有的很帥氣，他們滿學院亂竄，有的還追女生。有一天我與一位漂亮的女生在校園散步，對面走來三位外國留學生，只見6隻眼睛死死盯着我們，幾秒鐘後他們走到面前其中的一位給我的同伴一大鞠躬。好一個紳士風度。終於有一天接到通知：全體女同學到禮堂開會。會議由團委書記主持，他列出一些不好的例子。按現在的觀點涉外戀愛，涉外婚姻並不稀奇，那時可是大罪幾乎等同於叛國。那些犯錯誤的女學生下場如何不得而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團委書記說：你們如遇到騷擾，可以反擊打對方的耳光。至此以後雙方井水不犯河水，不再交往。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北外的伙食，有一次外交部給一批騼肉，不好吃但是總算是吃肉了。後來經濟好轉伙食費￥15/月，還有學生當伙食委員。他們經常和大師傅開會，聽取意見改進伙食。記得早飯的包子特別香餡子是肉末，炸菜，冬菜等。

　　還有中午的油悶茄子又香又糯，四喜丸子的美味。

　　總之當時北外的政治氣氛比較寬鬆，外出勞動也不多，大部分時間能安心讀書。我有幸在北外度過了最後的學生時代，是我生活中難忘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