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星

　　最近，看了於仲達一篇署名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的文章，文章以魯訊為參照物，對余杰和摩羅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的方式鞭撻一通，其語氣一點也不客氣。雖然，於仲達指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很大問題，但我覺得不必用辱罵的形式，不知道余杰和摩羅兩位，以及其他知識分子看了有何感想。作為一名旁觀者，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

雖然我也贊同於仲達的一些觀點，但是我有着保留的態度：如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想當救世主，他們拿書本當指南用腦袋做利器，現實中國不是一言一計可以興的，那種道德理想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時代早已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理性、冷靜、務實、經世的時代。” 確實，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都有當救世主的願望，尤其是那些積極參與政治變革或革命的知識子，更是有着“拋頭顱，撒熱血”的革命豪情，其作風一點都不亞於為拯救世人而被釘死在十架上的耶穌基督。可是於仲達評判的不是這一類，而是“象余杰和摩羅那樣整天躲進書齋搞啟蒙，發出空洞的吶喊，不深入地了解中國現實社會的需求，用蒼白的信仰來安慰那些漂浮的靈魂的知識分子”。這也是王曉波說的“知識分子的柔骨病”。

至於，余杰和摩羅是否是那種知識分子，我不太清楚。但是，在網上經常看到余杰和摩羅用激烈的文字刺激一個缺乏理性的強大對象，相信他們也知道曾經在他們身邊的人做同樣的事以後所付出的代價。“摩羅的《恥辱者手記》對奴性的鞭笞、對尊嚴的張揚、對良知的籲求，實在算不上什麼深刻的道理，只是一些常識。”可是在中國，一些基本的常識都被故意地忽略。很多人僅僅是傳播一些基本常識而被定罪，投入非人的世界。雖然一言一計興不了中國，可中國人也不可能常識都不懂就去興國呀！

於仲達認為：“當下最重要是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而不是誤導別人去尋找基督做信仰。人文精神的討論還有些迫切，信仰的討論暴露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弱。”我相信那些信基督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是在追求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否則他們也許去信仰納粹主義，或階級鬥爭理論。就算是誤導別人去尋找基督做信仰，也不會影響他們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至少宗教自由是得到法律保障的。如果他們用權力去規定所有的人都相信基督，那才是違法的。信仰的討論確實暴露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弱，但不談論信仰或者沒有信仰的知識分子未必就不虛弱，也許只是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虛弱而已，如果他們認為那些信教的知識分子是走火入魔而不可理解，說明他們的問題才大呢！

知識分子也是人，人都有虛弱的地方，認知自己的虛弱之後就得謙卑。很多知識分子缺乏的就是某種謙卑，其實，缺乏謙卑的原因也許就是不承認自己的虛弱。謙卑的農民進城會被城裡人欺負，謙卑的知識分子也被人辱罵。我也是追求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因此，我同情被欺負和被辱罵的人，鄙視那些欺負和辱罵人的人。對別人的思想進行批判是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本能、良知和天職，可是辱罵和批判有本質的區別。很多批判只是為了批判而批判，為了詆毀人格而批判，這就是辱罵。我不知道余杰和摩羅，以及其他知識分子如何批判別人，但是，象於仲達的評判方式實在難以接受，如：“兩人的知識和閱歷都太單薄了，兩人是否視個人的自由高於一切？兩人是否懶惰地干吃魯迅的飯？”又如：“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魯迅研究學者很多，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並非去真心去學他的，包括那些曾決心學他的人，因為他們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羅余杰二人。”

余杰和摩羅兩人的知識和閱歷是否太單薄，不是於仲達一個可以下的結論。這樣的話在市井小人的口裡可以經常聽到，可是如果出於知識分子的筆，就實在有損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別人追求自己的自由高於一切，其實是個人的自由，以及個人的價值觀，甚至是私事。你要以魯訊為榜樣去學習，也是個人的自由和私事，何必要求他人去認同你的標準呢？思想批判應該是把對方的觀點，論點和論據，以及思想傾向羅列出來，深入分析之後陳述你的看法，讓其他人來判斷和比較不同的思想以及觀點，批判的前提是尊重他人的不同觀點，批判和尊重並不矛盾，尊重不同的觀點乃是尊重他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表現形式。

我也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有救世主情懷，僅僅是情懷還不夠，還要有真正高貴的個人主義，而真正高貴的個人主義不是出於其他權威、經濟和政治以及信仰的壓力，乃是出於個人的自由精神。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嚴重的通病就是缺乏尊重他人的自由精神和思想觀點，以及不同的價值觀，把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價值觀強加於他人。我在批判的於仲達的時候，實際上也在批判自己，希望其他思想批判者都能保持尊重不同個體思想的態度，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去陳述自己的看法。把互相攻擊和對罵性的批判，變成可以互相學習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