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瑞,美國康乃爾大學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系教授,選取2000年為一個樣本，做出如下估算——該年中國大陸生物學家的數量、政府資助的生物學實驗室數量、以及在此領域發表的論文總數，與美國同類數據比較，結果大致相近；但是，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發表的具有國際水準且較高影響力的論文，卻不到美國學者的4%。

　　現實情況是，中國學者的絕大多數論文發表在國內雜誌上，只有極少數發表在具有高影響力的國際雜誌上。

　　科學家的“人頭稅”

　　“給你錢，就得在一定時間內出成果”，這是中國科學界的一種習慣心理和做法。

　　“我們現在就面臨這個問題。”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研究員羅躍嘉說。他研究的是人的意識問題，屬於基礎科學。

　　羅躍嘉正在進行的一個項目申請到的基金是500萬元，10個課題組在3個方向上做，要求是必須在3年內完成3篇論文。現在他們已經發表了3篇論文，其中一篇發表在《美國科學月報》上，但實際上這些論文是由於有先前延續下來的工作基礎，因此完硏xxx冉纖忱��?

　　最近羅的小組又爭取到1000萬元基金，要在2到3年內完成課題，成員們都覺得時間非常緊迫。“實際上，真正要得到有價值的成果，需要長時間地積累。”羅躍嘉說。

　　中國國家天文台的著名天文學家李競對此感慨頗多——科研室一年完成多少任務量都有具體數目；每個研究人員一年必須完成多少篇文章，也是有要求的，“我得拼命完成指標，整天為發表文章着急。”

　　李競把這形容為科學家的“人頭稅”，“科學人頭稅”的直接後果是，大家都競相去做馬上能出成果的項目，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論文拆成好幾篇發表。

　　“這種行為在各種學報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競說。在天文領域內，有相當多的題目是旱澇保收的，天上有那麼多星星，觀察一個就能出成果，但這種成果水平是有的，卻遠遠談不上高質量，離創新就更遠了。很多科學家就這樣把精力和時間投入到這類平庸的、重複性的工作中去。

　　科學為什麼如此浮誇

　　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介紹，在SARS肆虐期間，一些科學家曾經誇口自己能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研製出疫苗或藥物。這完全有悖科學規律，但他們不這麼做，可能就爭取不到研究經費。

　　“基金的申請、評級、評職稱，都要跟論文發表數量、‘出成果’的速度掛鈎，還要跟各種獎勵掛鈎，”中科院院士、中國“虛擬人”研究的學術帶頭人鍾世鎮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這種政策導向使相當一部分年輕的學者有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現在到處都在搶基金、搶評獎、搶學術團體的名譽地位。但其實一個科學家一輩子有一兩個有方向的、規律性的科研成果就很不錯了。”鍾世鎮還認為，科學浮躁之風盛行，一些新聞媒體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以自己研究的領域為例：數字化虛擬人，就是用計算機技術來研究人，現在這個項目還是剛剛開始研究，但是新聞煤體頻繁炒作後，如同工作已經完成了一樣。新聞發布會上，不少媒體一報道就是5個“國際上的領先。

　　“不顧客觀實際的評價，自己拔高自己，媒體也幫着拔高，這都不是好現象——但他們這樣做，卻可以幫助自己獲取基金。”

　　這種爭功奪利的做法，還滋生了另一種現象：學術團體各立山頭，缺乏合作，造成科研人力、物力的重複性浪費。

　　諾貝爾獎不是安排出來的

　　科學需要規劃研究的大方向，但過於細緻的“規劃”和“安排”，是急功近利的另一種表現。

　　“國內喜歡組織大項目，對基金的運用管理非常仔細，你要說出你的基本路線、實驗方法、研究步驟等等。”羅躍嘉對此提出異議：“這種做法，我個人認為還是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和科學規律不一致。”

　　“上世紀末，國家安排了當時認為是精英、能出成果的一批人，叫做‘二十一世紀人才’，政策優惠、基金優惠、物質優惠，但是不是這些人都變成了學科帶頭人呢？我不敢說是全盤失敗，但我認識不少人，當年曾是其中一員，現在卻沒有什麼作為。”李競說，以人為的政策傾斜催生世界水平的成果，這種手段已經用了幾十年了，現在應該坐下來檢討。

　　相比之下，國外也有“規劃”，但只是確定研究的大方向；更注重的是科學家個人的發揮。

　　“他們只要覺得你有能力就把錢給你，怎麼做是科學家個人的事情。”羅躍嘉說。而科學史上的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於科學家在個人興趣方面的研究。

　　“科學，不是你要我做什麼我就能做得出來，你不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不出來。諾貝爾獎就不是規劃出來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遺憾地說，中國的科學家還缺乏科學的自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