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大學期間為還債舉辦的社會實踐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1月05日16:11:56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1979年初秋,我們13校學生社團辦跨校刊物《這一代》時,經武漢大學校領導簽字,從當年學生科研經費中,借給了我們兩千元。兩年過去,畢業班最後一個學期了,老師找來了:你們還欠學校兩千塊大洋呢!這筆“巨款”怎麼還?不知是誰,提議辦一個“象徵性收費”的“高考寫作講習班”
老高按:這幾天,因為紀念畢業30年而編出的同學回憶錄《我們這一代》,也因為經濟系校友庹震成了全國大新聞的主角,於是,當年在讀書期間許多往事被勾了起來,縈繞於腦海。有一件事,似可以在這裡說一說,那算是一次大吵大嗡的社會實踐,也算是一次小打小鬧的市場行為——當然都只是“初級階段”,畢竟是在那個乍暖還寒時節啊。不過,回想起來,我們這些學生當時頗有些“初生牛犢不畏虎”,也不知天高地厚的創新精神。 下面這篇文章,是我被選入同學回憶錄的三篇半文章中的那半篇——與同窗張樺合寫的。 高考寫作講習班瑣憶 張樺、高伐林,選自《我們這一代》 舉辦高考寫作講習班,可以算我們大學第四年下學期除了寫畢業論文之外,最大的一件事。 這件事的起因,卻讓人哭笑不得:為了讓陳晉同學能夠如期畢業。 原來,1979年初秋,我們13校學生社團辦跨校刊物《這一代》時,經武漢大學校領導簽字,從當年的學生科研經費中,借給了我們兩千元。借據,是《這一代》創刊號編輯組成員陳晉簽的名。 兩千元放在今天,簡直不夠塞牙縫的,連陳晉現在應邀出外演講一場所收下演講費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在30年前,卻是一筆“巨款”。當然,說是“巨款”,《這一代》刊物若真順利發行了,還給學校也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刊物沒有如願正常發行,13校中好幾所學校將分給他們發行的雜誌全都銷毀了,我們最後收回來的錢,剛剛能夠填補紙張、印刷開銷。兩年多後,參與其事的同學,包括陳晉在內,都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鬧了那麼大一場風波,誰還會惦記着這兩千元! 但是有人惦記着呢。到畢業班最後一個學期了,老師找來了。你們還欠學校兩千塊大洋呢! ——什麼?哦!《這一代》的兩千元。那不是“學生科研經費”嗎?科研經費撥了還往回要? ——列在“學生科研經費”項目下是不假,但是白紙黑字寫得清楚:借條!你們是中文系學生呀,“借”是什麼意思? ——我們都是還沒畢業的窮學生,哪裡能拿得出兩千元? ——你們要畢業了,上哪兒找你們去!拿不出,那,誰簽的字我們就找誰,還清了再給他畢業證。 這一軍,把我們將住了。陳晉更傻掉了:你們這些老奸巨滑的學兄,當時怎麼就讓我簽這個字呢!這不是坑我嘛! 當然絕不能坑陳晉。於是年級召開了“緊急會議”,張樺記得,黨支部書記、支委、班長,校、系學生會骨幹,還有我們《這一代》幾個前編輯,大約十來個人,來商量這個撓頭問題。 一文錢逼死英雄漢。我們不是“英雄漢”,所以也不會被兩千元逼死。 會上是誰率先提議辦一個“象徵性收費”的“高考寫作講習班”?我倆都記不清了,這麼高明的主意,我倆是想不出來的。但是這個主意一經提出,大家從各個方面越想越覺得“高,實在是高”(《地道戰》台詞)! 那個年月,社會上有大量的青年迫切地想提高自身素質,更想高考拿到高分,跨進大學校門,我們開班講如何寫高考作文,市場絕對是大大的有的; 我們已經是畢業班,課程基本學完,即將走向社會,備課、講課的時間是有的;讓渴望參加高考的少男少女聽了受用的寫作知識和經驗嘛,也是有的! 不知道後來黨支部向系黨委是怎麼匯報的,肯定能夠將意義說得頭頭是道:這將是我們第一屆恢復高考、跨進校門的大學生們回饋社會、服務人民的機會,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貢獻我們的心血和汗水;這也將全面檢驗和鍛煉我們的思想素養、寫作知識和表達能力,將展示在全民族投入新長征的洪流中,我們武漢大學、及中文系、及77級的整體形象,同時也是給下面年級緊盯着我們的學弟學妹開創一條投入社會實踐的新路……諸如此類。 這不是我倆瞎編——後來,校系兩級領導批准中文系77級的活動方案、全年級舉行大會,黨支部書記同學動員、布置任務時,這些可不都說到了!再後來,果然78級同學“前有車,後有轍”,也搞了寫作講習班,還當作大事寫進了他們年級的回憶錄文集《老八舍往事》(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據說,講習班成了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的“傳統保留節目”——也就是“傳統生財之道”吧,直到八幾級都還在辦呢。而開創之功,歸於77級。 與辦《這一代》一樣,這次又是“全民”參加。我倆記得,全年級每個同學都分到了任務。有講課組(張樺名之為“講師團”——“講師”?還“團”?!高伐林不信當時會有這樣堂皇的稱呼);有後勤組,落實教室(包括照明、擴音設備)、教具、作文本、接待學員等等;有作文批改組,當時要求就是對每個學員交上的作文,都必須批改,指出優缺點,這是教學的重要一環;還有宣傳組——當時還沒有“市場開發”這樣的名目,但宣傳組就是幹這個的,張樺記得,這個組就是他和張安東兩人,一宿沒睡,畫了50張講習班大海報,第二天同學們分組出動,貼到了武漢三鎮的公共汽車站、輪渡碼頭等等熱鬧場所。 海報上最關鍵的,絕不能忘掉的信息是:費用。所以一定還設有財務組。一個學員交多少錢?我們手頭沒有賬目,張樺記憶中是每人20元。這個數字準確嗎?放在現在,20元真只能算象徵性收費,但在30年前,是一個青年工人的小半月工資呢。 高伐林被指定為講員之一。印象中,講課組開始定了12人,後來又加了3人。由我們年級的輔導員鄭傳寅老師講第一課,他開頭炮的題目,據李聰輝同學的當年日記,是“從高考看語文學習”,他強調了寫作在四個現代化事業中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鄭老師講這一課,講給學員聽倒是次要的,更重要的用意是講給我們這些學生講員聽,給我們做示範,我們全體講員都去聽課、觀摩。 高伐林分到的講題,是講作文“審題立意”,是學生講員中的第一講。後面的講員,有葉鵬,於可訓,王家新,張立偉,陳晉,方曉紅,陳文新……現在多是博導級的教授和研究員了,陣容很是壯觀,分別講文章結構、語言運用、修改的注意事項,以及各種文體的特點和要領:記敘文、論說文、說明文,等等。 報名者十分踴躍,大大超過我們的預計。但到底有多少人,實在記不得了。只記得,能容一百來人的大教室肯定坐不下,必須得開兩個班,我們講員也就必須講兩次,每次講兩節課。那時也沒想搞什麼“啟發式教學”,讓我們講,就是滿堂灌,講到最後,口乾舌燥,聲嘶力竭,學員倒都挺感動,覺得我們真誠賣力。 有一次高伐林講課時,有十好幾個學員在開講20分鐘後才急匆匆來到教室(是因為天氣不好,還是因為公交車遇阻?)。高伐林講完兩節課之後宣布:其他同學可以走了,剛才遲到的同學請留下來,我給你們補講你們前面沒有聽到的內容。全教室的同學一愣,然後響起熱烈的掌聲,倒讓高伐林覺得不好意思了。至今想起來還覺得溫暖。 收下學費,首先當然將兩千元還給學校,將陳晉簽字的借條拿回來撕掉——陳晉後來身居高位,成為研究中共領袖的專家,《周恩來》《鄧小平》《大國崛起》等電視專題片的總撰稿,總算沒有毀在我們的手裡! 收下的學費還有好幾千元,校系有關部門為支持我們勤工儉學,免收教室、水電費用。這幾千元除掉一些筆呀紙呀的開銷,就是淨賺了。年級和班領導們定出給不同崗位的補助標準,高伐林記得:講員講一次,給10元補助;張樺記得:批改作文,每一篇給1毛5——竟然不是個整數?最後給全年級同學每人發了實物紀念品:一本大相冊,一個印了“畢業留念”字樣的茶缸。高考講習班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社會上那麼多青年的學習熱情十分高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整個社會充盈着的是積極向上的民氣,年輕人對知識如饑似渴。而報名者越多,我們越戒慎戒懼——這些弟弟妹妹這麼信任我們武大中文系77級大學生,我們絕不能講砸了鍋。我們講員之間互相切磋,互相挑刺,水平即或有限,但態度是絕對認真的,不僅要講得準確,還務求讓學員聽了頂飽、解渴。到底對他們後來參加高考有沒有實效就不知道了,只知道,12課講完,在學員中口碑不錯,當時我們這些講員都收到不少學員的信,有的是課後遞上講堂,有的則是從郵局寄來,多是感謝、讚揚之辭,甚至還有表白愛慕之心的。 許多學員學完了意猶未足,要求我們繼續開課。於是趁熱打鐵,接着又辦了一個“提高班”,又開了五、六講。這次,是先定了講員之後,由講員自己報題目,然後講課組集體討論確定。高伐林記得自己在這個“提高班”的講題,是如何將心理學的一些原則運用於寫作。 提高班就沒有那麼多學員了,只是一個班,但也有好幾十人。收費多少,我們也沒有印象了。 必須提到的是,各級領導對我們中文系77級的高考講習班,都扶持、鼓勵有加。系主任、系團委書記、一些老師也陸續來聽講,聽後對我們進行一些指點。有一次連劉道玉校長也來了,坐在學員中聽完了一節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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