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不能由成本會計師開辦，也不能辦成一個緊跟變化的市場型商業性企業。這不僅對大學自身是一種危害，對於我們力求為之服務的社會，則危害更深。－－亨利·羅索夫斯基前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

如果有一天，我們通過方正集團想起北京大學，通過同方電腦記住清華大學，中國將會變得怎樣？不管是1998年北大100年紀念，還是2001年清華90年校慶，校方與公眾津津樂道的是方正在香港的上市與紫光的收益增長。媒體更願意報道北大、清華這兩個名字如何在資本市場上呼風喚雨，如何創造了180億的市場價值，卻對大學真正價值避而不談。

就像我們忘記了陳章良大學教授的身份，而完全視其為懂生物技術的企業家。　與此同時，柏克萊的部分學生正在抗議校方在1998年與瑞士製藥巨子Novartis公司簽署的一項協議。Novartis提供給柏克萊大學植物與微生物系2500萬美元研究基金；作為加報，公司優先享有該系三分之一的發明專利權，並且占有研究委員會5個席位中的2個，參與決定資金如何分配。抗議的學生認為，這項協議無恥地將大學出賣給商業利益，侵犯了大學基本的自由研究原則。　

1964年，當柏克萊21歲的學生馬里奧·薩維奧譴責“大學正在變成一家工廠，成為美國工業界的服務者”時，響應者眾。但今天，薩維奧所譴責的事實已變成瀰漫在美國高等教育界的主流氣氛，大學不僅為商業公司輸送人才，而且更直接地參與商業行為，匆忙地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實用效益。斯坦福大學與硅谷之間的密切聯繫，成為計算機革命主要的驅動力。該大學早在1990年就設立了“研究鼓勵基金”，以幫助教授學術概念轉化成實用產品。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亦設立內部風險基金。即使極度推崇傳統學術的芝加哥大學也成立了一家非贏利性公司，幫助以教員學術成就為基礎的新公司的創建。今日的美國，與大學有關的公司每年共創造340億美元的財富，提供28萬個就業職位。

對於大學過度捲入商業化的浪潮，支持者與反對者同樣理直氣壯。前者認定在知識發現成為經濟發展原動力的時代，大學必將由邊緣走向社會中心。美國強烈的實用主義傳統，也使大學從來就不忘為社會提供服務。一些教育者認為，美國大學在19世紀末的急速擴張與工業界的成長，正是相互影響的典型。大學為工業界輸送了大量懂得農業技術、化學技術的實用人才。

反對者更多地援引歐洲傳統。追求知識本身是歐洲大學不變的傳統。不管是巴黎大學、海德堡大學，還是牛津、劍橋，它們或者會捲入政治鬥爭、或者為國家所用，但它們在教育中始終反對實用主義，而致力於培養修養良好的紳士，強調智力與知識是最終目的。大學絕不能屈服於社會壓力，它是我們理想社會的實驗室，是庸俗社會潮流的批判者，是新思想的發源地，是人類最崇高的人文情懷與好奇心的滋養地……德國人洪堡與英國紅衣主教紐曼永遠無法相信，大學的存在竟是為了增加商業利益。

對於美國大學的管理者來講，他們或許知道人文主義者的大學理想，但他們必須面對聯邦政府逐年減少的教育撥款。柏克萊負責人格登·羅瑟說，Novartis公司這筆資金的四分之一將用於其它系的建設。現在的三座科學大樓分別建於20年代、30年代與40年代，沒有錢，他無法使大學的研究設施現代化，無法維持一流的研究水準。

越來越洶湧的商業化浪潮，暗示了我們的大學正在面臨又一次重大變革。中世紀對於神學人員的需求，促成了大學的發端。教會的優越感讓大學變成了象牙塔：18世紀，啟蒙運動帶來的精神覺醒，使經濟堡改造的柏林大學成為現代大學的範例，傑出的人才在此研究世界，發展知識。

那麼今天呢？就像丹尼爾·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所說的，大學不可避　地成為社會的核心力量，成為經濟運轉的軸心。不管是斯坦福大學還是柏克萊或者中國的北大與清華，他們都不可能迴避日益商業化的社會，而且僅僅用“墮落”來形容這次變革也過於粗暴。當哈佛大學在1908年培養出第一屆MBA時，當哥倫比亞大學在1912年設立新聞學院時，批評者都認定長春藤不應該培養如此實用型的人才，他們錯了。在90年代，牛津大學拒絕設立工商管理學院的舉措，更多源於官僚機制與過分保守的態度，而非有力地抗拒商業社會。

然而，沒有原則的擁抱商業化比牛津大學那樣拒絕更加可恥。不管是接受商業公司的捐贈，還是自己創辦公司，大學的管理者與教師都必須明了，這是他們並不得已的舉措。他們需要金錢維持大學的研究、教學，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某種崇高的理想，是培養更完整的人格，是追逐更寬廣的視線，這是洪堡的理想，也是紐曼的理想。

但是，不管是斯坦福還是清華、北大，它們正在遺忘這種理想。斯坦福的教師們持有大量新生公司的股票，熱情地加入創辦公司的行列，他們的學生忙於賺錢而非學習。圍繞在北大、清華周圍的形形色色的公司也同樣證明，賺錢已經變成了大學的主要目的。同時，我們也看到，那些沒有直接價值的空前的漠視。柏克萊自然資源學院的助理院長唐納德·達斯坦批評說，企業的損款只會被用在有商業價值的研究上，而關於環保等研究卻沒有得到支持。

1998年，喬治梅森大學1700名學生與180名藝術科學學院教授共同起草了請願書，以抗議學校越來越不重視本科生的教學工作，越來越強調教育的實用技能。他們寫道：“在日益技術化的今天，教導學生如何超越技術化是至關重要的。”在中國的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人文科學遭受的冷遇更加顯著。一位計算機系研究生的補畫是2000元，而一位中文系學生則只有300元。計算機系與生物系的件比物理系、數學系好得多。也就是說，不管是創辦北大方正還是清華同方，其最初的目的是為財政緊張的校方提供支持。但很顯然，這種目的已經讓位於如何賺更多的錢帶來收益的科系。　

清華大學的重要性是否與聯想集團並無分別？大學教育是否可以用美元或是人民幣來衡量？這是我們都樂於承認生活的目的在於短期致富，那麼我們盡可以繼續為北大、清華在商業上的成功歡呼，也應該繼續縮減藝術與人文的投入，招收更多的計算機與生物系學生。但是，倘若我們認為，大學應該提供一些我們的社會缺乏的品質，比如理想主義，比如批判精神，比如欣賞莫扎特的音樂與塞尚畫作的興趣……那麼，我們就必須加倍警惕目前大學的商業化傾向。在一個人人都抱怨社會不公與迷惘的時代，我們希望大學能夠作出表率，它是我們社會的價值坐標。大學必須培養出溫文爾雅、心態健康、想推進社會變革的好公民，而不是急功近利之徒。同時，大學也必須研究那些看起來完全沒有用的東西。沒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我們的計算機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

是什麼讓我們記住了北大與清華？是蔡元培與胡適之，是北大在封閉時代引入的自由思想，是梅貽琦與陳寅恪、楊振寧，他們堅守大學的獨立品格、探索未知的領域。我們回憶起老北大的逍遙作風與水木清華的靈秀，進入這樣的大學，意味着年輕的靈魂有機會接觸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擁有最自由的空間。

幾十年後，倘若我們的孩子回憶起的只是北大方正與清華同方的年產值怎麼辦？況且沒有基礎科學的支持，這種產值也是短期的。這個問題需要我們的大學與社會共同反思。前者必須重新樹立起自己的教育理想、科學理想、藝術理想；而後者應該意識到，我們應該更闊綽地投資於教育，不要讓大學總是陷入貧困之中。大學的貧困，意味着我們未來的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