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大陸很多父母將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國外上中小學，將二、三十年前台灣華人在海外發起的“小留學生”運動推向新的高潮。據說國人如此不惜血本，除了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為父母不忍心看到孩子經歷自己當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那樣殘酷的高考廝殺。而且，國人不僅相信國外沒有高考，而且還自信國內隨便找個三流的學生都能到美國或歐洲的中學裡去當尖子，並在畢業後順理成章地進入一流大學。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北京大學生的表妹去了美國不到一年就在她的中學裡名列全班第一，而以前在北京時，她的成績全班倒數第三。這位意在必得的中國大學生認為“美國人也就在電影跟音樂方面比咱們強一點，但要說到科技方面根本就不是中國人的對手。”

�牐犖覜]有在歐洲生活過，不敢對那裡的教育體制妄加評論。但說美國沒有高考，那實在是一種不幸的誤解。而產生誤解的根源往往在於很多人對美國的高校知其一而不及其餘。

�牐牶褪澜缟洗蠖鄶蹈咝ｓw制一樣，早期的美國大學基本是精英教育。比如哈佛，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基本上只從新英格蘭地區的幾所私立貴族寄宿高中錄取學生。耶魯也是如此。這些私立貴族寄宿高中的學生幾乎全部來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他們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認智力水平高於一般平民子弟。哈佛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允許學生帶着僕人上學。當時哈佛雖然有少量的獎學金，但對於一般學生來說，獎學金根本不是一種榮譽，而是貧困的標誌。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院長尼古拉·勒曼在他的《大考》（The Big Tes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一書中認為，耶魯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都不能算是一所國際知名的研究型大學；五十年代的耶魯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所“大型寄宿學校”。這些貴族私立大學的學生學習雖然還算努力，但他們從來不必擔心將來的前途，因為他們尚未畢業時有人就已經為他們在曼哈頓中城他們父母或家族的投資公司或法律事務所中留好了位置。

�牐犿槺阋惶幔�有人至今難以理解為什麼美國這樣一個講究公平的社會，到現在名校還能堂而皇之地優先錄取校友子弟。其實這個傳統的形成與貴族私立大學早年的歷史是一脈相承的。試想，假如沒有那些富裕而又忠誠的校友們在過去幾百年來慷慨解囊，今天的哈佛等私立名校怎能做到富可敵國？同時，假如這些學校沒有從一開始就認準了在將來能慷慨解囊的主兒，那麼他們很可能哪一天碰到經濟危機，無法生存，便被政府給“招安”了，成為公立大學！

�牐犚虼耍�至少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私立名校的大門不是向男性、白人和清教徒以外的任何少數民族或婦女敞開的。說來難以置信，哈佛在二十世紀以前基本沒有猶太學生，更不要說黑人或亞裔，而哥倫比亞大學一直到 1983 年才實行男女同校！哈佛校長柯南特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考慮招收新英格蘭地區以外平民家庭子弟。他讓當時還在哈佛學院擔任助理院長的亨利·喬安賽去調查為推薦一種有效的鑑別人才的方法，然後由學校出錢資助這些優秀的平民子弟上哈佛。這在當時可算是一場革命。喬安賽接受了柯南特交給的任務後，將目光投向當時心理學領域的最新成果：智力測驗。他被一些關於人類智力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智商測驗（IQ）的神奇功能所折服，全心全意地認為這種對於人類智能的科學研究將對未來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今後的人類社會將不再依據世襲的血統來決定自己的領袖；人類將通過智力測驗來選擇精英，從而真正地實現柏拉圖“哲人國王”統治社會的理想！

�牐爢贪操愲m然自己不是心理學家或智力測驗方面的專家，但他對於高等教育在現代社會所具有的功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他的老闆柯南特一樣，他並不相信每人都具有擔當社會領袖的才能；相反，在他們心目中，“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畢竟只是少數人。但誰是這些“少數人”呢？或者說，這些“少數人”如何產生呢？雖然美國從來就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但是經過三百年的發展，新英格蘭地區事實上已經形成類似歐洲貴族的小社會，而私立大學如哈佛耶魯則成為從這些小社會中選拔和培養未來社會領袖的搖籃。柯南特不是一個革命家，亦無意於打破既定的社會秩序。但是，他對美國未來社會的設想則遠遠超越了他所置身其中的新英格蘭上流社會。

�牐牻涍^一番艱難的理論探索，柯南特終於在開國元老傑佛遜寫給另一位元老亞當斯的信中為他醞釀已久的改革找到理論依據。在這封信中，傑佛遜提出“自然貴族”的概念。這樣的貴族產生的條件是美德和才能，而不是以財富和出身為依據的所“人為貴族”。作為維吉尼亞大學的創辦人，傑佛遜向維吉尼亞州議會建議，要在社會上建立一種人才的搜索機制，將"人才"或"自然貴族"從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里挑選出來，由維吉尼亞大學來進行培養，以此來徹底摧毀那個根據財富和出身來挑選政府和社會領袖的制度。但是，傑佛遜的思想是過於超前了；他的建議從未引起同時代人足夠的重視。直到１２５年後，這一現代社會人才選拔的思想才算找到真正的知音，而且是一位有能力將它付諸實施的知音。

�牐牪浑y想象，柯南特在得到喬安賽關於運用智力測驗來甄別人才的報告後，該是多麼地欣喜與激動。在這以後的十多年裡，柯南特和喬安賽倆人聯手，將美國當代心理測量領域層出不窮的理論成果推向實踐。他們從心理測量專家手中接“學術才能測驗”（ＳＡＴ）這一考試工具，先用於獎學金的選拔，然後推廣到私立名校的錄取。二戰之後，美國大學急劇擴張，ＳＡＴ終於成為大多數學校認可的最具權威的水平測試工具。１９４７年，教育測試服務社（ＥＴＳ）成立，喬安賽成為這個日後影響深遠的組織的第一位總裁。

�牐牼驮诮逃郎y試服務社致力於通過ＳＡＴ考試來幫助私立大學甄別學術能力優異的學生的同時，中部艾奧瓦州的另一批學者經過多年研究開發了一種新的學生水平測試工具，並命名“美國大學考試項目”（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簡稱ＡＣＴ）。１９５９年，美國大學考試項目公司（ＡＣＴ）成立，標誌着美國大學"高考"機構雙軌並行的局面正式形成。兩個公司既有競爭，又有分工，給有志於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選擇的餘地。作為考試工具，ＳＡＴ重在測試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意在甄別學生學術能力的高下；ＡＣＴ則偏重測試學生對中學課堂教學內容的掌握，意在幫助學生和學校之間的雙向選擇。ＳＡＴ更多地被私立大學和位於兩岸的具有“貴族”傳統的高校所青睞，而ＡＣＴ則更為公立大學和位於中西部的大學所接受。近年來，大多數學校都樂於接受學生所提交的任何一種考試成績，並運用一個公式對兩種成績進行換算。

�牐犛幸馑嫉氖牵�雖然傑佛遜“自然貴族”的思想被柯南特“古為今用”，成為美國大學“高考”制度的理論基礎，但他的另一個關於高等教育的重要思想，即在美國建立一流的國立大學的理想，並直到今天還是一棟空中樓閣。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貫穿着"兩條路線"的鬥爭：以哈佛、耶魯等新英格蘭地區私立高校為代表的精英教育路線，和靠聯邦授地法案起家的眾多州立大學所代表的大眾教育路線。前者始終以培養牧師和文職官員為宗旨，因而大學在他們看來就是未來社會的領袖的搖籃。皮博笛（Endicott Peabody）是哈佛早年最主要的學生來源之一的格羅登學校（Groton School）的創始人，他為這所私立貴族寄宿高中所選取的校訓就是：“服務便是統治”（cui servire est regnare）。皮博笛認為，格羅登以至哈佛這樣的學校的畢業生，首先必須樹立為社會服務的思想；而為社會服務的過程本身就是學習在將來如何領導社會的過程。小羅斯福總統便是從格羅登到哈佛到美國社會領袖的人物中最傑出的一位。

�牐犆绹�高等教育中大眾路線的濫觴是１８６２年國會通過的所謂“授地法案”。該法案將相當於瑞士那麼大的聯邦國有土地贈與各州，讓他們在上面發展高等教育，特別是農工技術教育。授地法案在美國的實施，標誌着高等教育不再是貴族和富人的特權，也不僅僅是培養牧師和文職官員的場所。艾思拉·康奈爾（Ezra Cornell）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所大學建立之初曾驕傲地宣稱：在康奈爾大學“任何人在這裡都能找到他所想學的任何東西”。（註：康奈爾大學建校之初是一所聯邦授地的州立大學；直到今天康大還保留一部分公立大學的成分。）明尼蘇達大學的首任校長說，他對一切事情，從柏拉圖到霍亂，都有興趣。州立大學的這種實用的、以服務社會為己任的辦學方針，與私立大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牐犆绹�高校真正地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在二戰結束之後。１９４４年國會通過“軍人調整法案”（簡稱 The GI Bill of Rights），使得參戰老兵在戰爭結束後可以進入高校並由國家承擔其教育費用。１９４６到１９４９年間，美國絕大多數高校入學人數成倍增長，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開始進入清教徒傳統的私立名校，出身卑微的學生憑着優異的成績進入一流大學，經歷了戰爭和社會的成年人與高中畢業生一起坐在大學的課堂里。競爭入學開始成為美國大學招生的一個部分。

�牐牸幢闳绱耍�在美國生活的辭典里，“考大學”還不是一個常用詞。雖然人們都知道哈佛耶魯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但這些貴族學校傳統上有自己的所謂"預備高中"（feeder high schools）。比如說，你想讓孩子上哈佛大學或達特茅斯學院，你先得設法將孩子送進位於麻薩諸塞州安多佛或位於新罕布什爾州埃克色特的菲立普學校；你想進讓孩子進普林斯頓大學，先看看自己能不能付得起勞倫斯維爾學校的學費。當時名牌私立大學並沒有招生辦公室。學校只是照着他們的“預備高中”校長提供的一份所謂好學生名單錄取新生。一般認為，1921年達特茅斯學院開始“選擇性錄取”，開名校競爭入學之先河。一直到1951年達特茅斯學院才開始在錄取新生時考慮“學術才能測驗”（ＳＡＴ）成績。

�牐牰�戰以後，政府為退役軍人上大學買單，但很多老兵卻並不領情，寧可找個藍領工作，享受生活的逍遙。更多的老兵則選擇進入州內的公立大學學習一門專業技能，以求畢業後能夠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最讓今人難以想象的是，常青藤大學素以培養未來社會的領袖為宗旨，而這樣的招牌在美國這個平等思想深入人心的社會裡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總之，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私立名牌的光輝仍然只是在東部傳統的所謂上層社會圈子裡閃耀。

�牐犆绹�社會真正進入“高考”時代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之前，每年日本、南韓、台灣等地的孩子赴考場如赴刑場的故事一直是美國人茶餘飯後的笑料。但是，今天美國“高考”之激烈程度，卻讓美國人，特別是傳統上重視教育的白人、亞裔以及中產階級的父母們，再也笑不出來了。於是乎，能送孩子進私立學校的父母為不讓孩子踏進公立學校的大門；只能送得起公立學校的家庭也要保證孩子進當地最好的公立，代價是在房價高於其它地方數倍的所謂“好區”內安家；孩子的 SAT 成績成了衡量為父為母成敗的標尺。最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處處信賴專家的社會裡，唯有高等教育方面的專家不允許有他們的專業術語。要不你怎麼解釋，家有高中生的父母們，不管自己是否上過名牌大學、甚至上過大學，卻鮮有不能將美國三十所左右頂尖大學及其各方面的特點倒背如流的。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社會對"高考"的態度一夜之間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呢？

�牐犉鋵崳�早在五十年代，哈佛的社會學家大衛·瑞士曼在研究大學環境及其對學生和社會的影響時就曾經預言，高等教育將成為一般美國人在經濟上與社會地位上進入上層的重要信道。對於信奉"學而優則仕"已經兩千多年的中國人來說，這點發現實在非常"小兒科"；但對於當時的美國社會來說，瑞士曼的研究居然有點石破天驚的味道，因為之後二十年美國民權運動的發展開始打破多年來種族隔離造成的黑人和其它少數民族社會權利上的不平等狀況；其結果是，不僅少數民族開始進入私立名牌大學，而且高校也開始追求校園的多元化。同時隨着六十年代移民法的修改，過去被拒之門外的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開始大批湧進美國。這些來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沒有靠山，沒有背景，有的只是勤奮的雙手和大腦。對於他們來說，實現美國之夢的唯一途徑是接受高等教育。

�牐牭�是，接受高等教育與實現美國夢畢竟不是一回事。光從數量上看，二十世紀初的1900年，美國大學校園僅有二十三萬學生；1940年這個數字己經達到一百四十萬；１９４６年，二百四十萬；１９６０年，三百二十萬；１９７０年，七百五十萬；２０００年，一千四百萬。所謂物以稀為貴，凡事一普及，再誘人的光環也會蒸發。更重要的是，進入大學雖然打開了一扇通向成功的門，但達到成功的路線錯綜複雜。假如將實現美國夢定位在報酬優厚的工作和豐衣足食的生活，那麼上大學最佳的選擇是到社區學院去拿一個汽車修理或貨車駕駛的文憑，出來以後的薪水遠比初出茅廬的大學教授要高得多。從六十年代起，社區學院經過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發展，今天已經普及到任何年齡、任何背景的人在任何時候都能進入社區學院，選擇接受自己需要的或感興趣的任何人文或職業教育科目。

�牐犎欢�，人，畢竟不只是經濟的動物。康奈爾大學教授羅伯特·弗蘭克和杜克大學教授菲立普·庫克在他們合作的《贏者全贏的社會》（The Winner Take All Society）一書中，對現代社會人的心態作了極為深刻的描述。他們認為，在一個贏者全贏的社會裡，很多人圍繞數目有限的幾個大獎展開激烈的競爭。結果是，少數幸運的勝者滿載而歸，多數不幸的敗者一無所獲。這種市場經濟的規則已經滲透到高等教育領域，使得數目有限的幾個名牌大學成為大眾追逐的目標，仿佛只有名牌學位的獲得者才能左右自己未來的命運。

�牐牳ヌm克和庫克這種“贏者全贏”的理論並非空穴來風。《福布斯》雜誌在1996年對美國800名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進行調查，發現他們年薪的中位數為一百五十萬美元。其中174人在二十所頂尖大學中取得本科學位；如果連研究生學位也算上的話，美國薪水最高的大公司 CEO 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這二十所大學的畢業生。產生 CEO 最多的本科學院分別是：哈佛、康奈爾、普林斯頓和斯坦福。

�牐犛妹绹�作家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早在八十多年前就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現代美國社會對名牌大學的追逐實在是出於一種“對貧困的恐懼和對成功的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