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堅持黨領導，教育沒希望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2月20日15:52:20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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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開玩笑，說北大不是Peking University，是Parking University——是高檔車的停車場。因為辦那些EMBA等等班，老闆們都去了。所以，在高校裡面，真正的學者完全邊緣化。一個學者，一旦進入行政序列，比如說當了院長、處長了，怎麼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不是找死嗎？
老高按：走出大學校園已經30年了，後來幾次有機會重新生活在校園（當然是中國的校園），但我自覺不是教書育人的材料，擔心誤人子弟，罪莫大焉，都沒有答應。到如今連孩子走出校園也都有若干年頭了，我對中國教育的關切卻一直沒有放下。因為教育，事關中國的軟實力，中國的創新力，中國的核心競爭力，是中國今後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長時間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希望所系；因為自己的很多老師和朋友仍在大學為人師表，很多親友的孩子還在大學裡一屆又一屆地遭受荼毒——每次回國，都能聽到許多匪夷所思的控訴；更不用說，我所尊敬的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先生被無端免職，多年來讓我感到不平，他關於教育的許多真知灼見，時常引起許多關注教育人士的共鳴，中國教育當局卻始終當作耳旁風。 今天讀到中國政法大學的楊玉聖教授的演講《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以及三位學者的評議，雖然比較長，但是很有內容，能夠開拓思路。 中國的教育問題如山，積重難返，他們說的在理嗎、靠譜嗎？指出的要害是否準確，提出的對策是否可行？中國的許多志士仁人對教育提過那麼多中肯的深刻的意見，卻未能制止中國的教育事業在怨聲載道中一路滑坡。楊玉聖等人是否“說了也白說”呢？很可能。不過，不說白不說，白說也要說。 中國大學的困境與出路 楊玉聖、吳峰、楊俊鋒、王寰安，天則經濟研究所 主講人：楊玉聖 評議人：吳峰 楊俊鋒 王寰安 主持人趙農：大家好，今天是我們天則雙周學術論壇第468次。今天我們請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楊玉聖教授。 楊玉聖：我們大家先看一個視頻（央視新聞調查《以求是之名》，柴靜，關於浙江大學李連達院士課題組造假事件）。 剛才這個視頻，是央視在2009年拍的，是浙江大學醫學院的院長、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科學家李連達院士課題組學術造假的問題。因為這個造假案的八篇論文是發表在國際刊物上，所以它在國外的影響比在國內還大，又加上它是關於中藥藥理研究這樣一個非常專門的領域，所以，我們搞人文社會科學的，往往不太關心。可能在這個事件的調查過程中，涉及一些藥學後面的企業的利益糾紛問題，但撇開這些問題，我們單純從事件本身，從央視記者柴靜這個細緻調查，就可以看出內地高校所存在的大學病，基本上都反映出來了。 大家知道，浙江大學是目前國內綜合性大學中最好的大學之一。剛才的視頻裡面有一點不太準確，它說浙江大學“規模最大、學科最全”，這不準確。因為吉林大學規模比它還大，學科比它還全——吉林大學有軍事學科和專業，它合併了一個軍事類的高校，浙江大學不可能有軍事類專業；論規模和人數，吉林大學也比浙大大，現在總人數在8萬人左右。 教育部正在重點投資建設的39所所謂的“985高校”，浙江大學是“2＋7”裡面的7個之一，這也反映了它的特殊位置。央視的調查說明，李連達院士課題組事件不僅僅是說課題造假，而且還反映了大學學術評價一味追求數量化、高校“學術大躍進”，還有署名但不負責任、出了問題拿某個當事人做犧牲品等問題。大家看到，涉案副教授、賀海波博士作為主要作者之一在國外發表的這8篇論文，其主要數據抄的是他原來讀博士生時的導師的，即學生抄老師。在這個新聞調查中，柴靜的提問非常有技巧，能夠讓當事各方自己反駁自己。比如，浙大藥學院黨委書記講的，與藥學院常務副院長講的，就完全不合轍；博士生、碩士生講的，與這些領導講的，也不一樣。另外，上至校長楊衛院士，下至藥學院黨委書記，他們說的話，第一是大、空，第二完全不着調。目前高校的問題，如果通過這個片子，把這些鏡頭切割開分析，都是一個一個問題的癥結。做一個“病理學分析”的話，應該說非常有解剖意義的病例。 關於高校的問題，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這三十多年特別是最近十多年出現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針對這些“大學問題”，在學術界已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關注。比如說，北大的陳平原教授、賀衛方教授、張維迎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的楊東平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的熊炳奇教授，上海華東師大的許紀霖教授，還有香港科技大學的丁學良教授，都寫過一些非常好的評論性的文章，陳平原、張維迎、丁學良三位教授還有專著。一些學界老前輩，特別一些在80年代、90年代做過大學校長的，像武漢大學的老校長劉道玉先生、華中師大的老校長章開沅先生，長期做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現在創辦南方科技大學的朱清時院士，還有我現在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的老校長江平先生，他們都寫過一些非常好的文章。劉道玉先生的著作，更是一版再版。 大家知道，今年政法大學60周年校慶的時候，當時江平先生作為教師代表有個8分鐘的發言。據說校方在商量要不要請江平先生作為教師代表發言的時候，曾有過爭論。校黨委這一塊，主要領導是不贊同江平先生發言的。但是，老師們提出來，江平先生是法大的一個“神”，校友們回來，主要是想聽老校長講講話。如果江先生不能作為教師代表發言的話，很多校友可能就不來了。最後，在校長辦公會議上確定，還是由江平先生代表教師發言。為了發言不至於引起大的問題，據說還讓主管校長跟江平先生事先溝通，其中有些詞是不能講的，比如說民主、自由、法治。這就很有意思，政法大學的校慶典禮，不讓講民主、自由、法治。到了校慶典禮儀式上，江平先生講演的時候，確實沒有講民主、自由、法治，應該說是履行了口頭約定。但是，江先生在講到五分鐘左右的時候，講了如下為時大約兩分鐘左右的這樣一段話：“大學應當是獨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獨立和學生的自由，這是大學的靈魂所在。沒有它，大學就沒有靈魂，大學是學術機構，應當去行政化。去行政化應當首先解決領導體制，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是校長負責制，這是應當允許公開探討的。二十多年前，我們學校已經準備實行校長負責制，後來因為發生了那場政治風波，就改成了現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我們今天應當認真來思考這個問題，究竟在現在的情況下，實行校長負責制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是應該允許來公開來探討的。學術應當有自主權。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事業單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權，只有大學真正實現了去行政化，才能邁向真正的大學人格獨立。大學是學術機構，學術應當自由，自由必須有包容精神，現在學術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寬容得多了。但是在學術研究的課題上，仍然存在着包辦過多，包容不足的現象。這也是需要我們來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學術禁區，才能實現學術自由，也只有打破學術壟斷，才能實現學術自由。”就這麼短短兩分鐘的發言，當時主席台上還坐了一些領導。上午開完校慶會，據說下午教育部領導就把政法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叫去談話了。江先生八分鐘講演的視屏，還有文字稿，當時就有校友整理出來，即時就上傳到網上了，引起一片叫好聲，不過，在各大門戶網站都找不到，全給屏蔽了。這裡面，“敏感”就敏感在大學的領導體制問題。講學術自由沒問題，講人格獨立沒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溫家寶總理都已經反覆地講過了。但是，大學的領導體制問題，也就是是校長負責制還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十多年來，特別是在各大學校慶慶典儀式上，還從未有人公開講過。這反映了什麼問題呢？這說明，在高校，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但這個問題很敏感，私下講可以，公開發表出來，就不允許了。 大家知道，國內有許多高等教育研究機構，各個師範大學，特別幾個重點類的師範大學，都有高等教育研究所，他們的教育學院或教育系有很多人是從事高等教育的，包括北大、清華也設有高等教育研究所。但是，我發現一個現象：真正對目前的“大學問題”討論得比較透徹的，還不是這些從事高等教育學本身研究的，都是在大學裡面從事其他學科教學或研究的。 我本人沒有專門從事過這方面的研究，但我從1988年研究生畢業以後，就一直在大學裡工作，應該說從1981年讀大學、1988年開始工作至今，也算基本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高校的變遷，包括大規模擴招、大規模建設，論文、著作數量的急劇擴展，還有層出不窮的高校學術醜聞。 大家可能聽說過，這些年關於大學教授題材的小說出版了若干。一本是北大的法律碩士張者寫的《桃李》，楊絳先生評價很高，認為這是一部現代版的《圍城》。這本書是最早的一部嚴肅地反映高校學者群體的長篇小說，據說這裡面的角色原型基本上都在北大找得到。另一本關於教授題材發行量最大的一本書，叫《所謂教授》，作者史生榮，是甘肅農業大學的一個老師，是最早用“所謂教授”做小說書名的。這本書的主人公原型據說是西安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也是“985高校”。這裡面有一句名言，後來大家都流傳開了，就是所謂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叫獸”，是其中的一個女孩對她的副校長說的。北京一個很有名的作家邱華棟，也寫了一本，書名就叫《教授》。其中的兩個主要角色，一個是學人文的，一個是學經濟的。邱華棟既是《北京文學》的編輯，又是一個非常有影響的作家，這本書寫得很嚴肅。史生榮還寫過一本《所謂大學》，還有的叫《教授橫飛》，等等。當然不止這些，我手頭收集的大概有十三、四本了。看了這些以教授為題材的小說以後，覺得教授都很不堪；做教授也有些不好意思，難為情。 最近網絡上有一篇12月13日上網、但現在基本都找不到的文章，叫《一朝忽覺驚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副標題叫《衣俊卿小n實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看過，接近12萬字。這篇網絡長文的作者是常艷，人大的博士，山西師大的一位副教授，去年在中央編譯局入站，做博士後。應該說這篇文章，它的副標題叫《中央編譯局言情錄》，寫得很有意思。因為它完全都是真名實姓，時間具體到分，地點具體到房間。如果這一篇網文再稍微加一點東西，演繹一下，20萬字左右，應該是非常非常好的反映當下學術生態的一個長篇小說。13日登出來，基本上到15日前後，就被刪得沒有了，而且打開百度快照都找不到。這篇長文的前兩部分，我覺得相對還有點“公共性”，所以我把它變了一個不那麼色的標題，叫《一個博士後和局長的故事》，分上、下兩篇，轉發於學術評論網。我是15日轉發的，18日下午4：30北京市新聞辦的工作人員就打來電話，就被要求刪掉了。 常艷博士在16日發過一個聲明，說她這是小說，是處在抑鬱狀態的時候寫的，對有關人士造成了傷害，表示道歉。但是，我們看這篇網文的第一部分，她說得非常清楚，她說這不是小說，這就是紀實。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我們姑且不論，但即使是小說，它有時間、地點，有人物，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很多人說，這個故事比莫言講的好多了，莫言的魔幻主義寫作也沒有這個“魔幻”，所以，有的網友說，“莫言不如常艷”。中央編譯局的全稱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是中央研究這一塊的龍頭重鎮，甚至是全世界範圍內獨一無二的一個中心。常艷的小說主角，曾經擔任過黑龍江大學校長，但就是這麼一部“新儒林外史”，連在網上也被遮蔽了。 回到我們的論題。三十多年來，特別是最近十多年，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高校的數量，從學校的數量、規模到招生人數，到授予博士學位的數量、授予博士學位的高校的數量，還有發表論文的數量等等，確實如官方的說法——“跨越式發展”，用我們老百姓的說法，叫“大躍進”。 我查了一些數據，這些數據也不一定準。按照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有資格招生的學校名單，我們現在一共是2492所，其中本科類院校是844所，在這844所裡面有39所是所謂的985工程，是985期間國家重點投資建設的；有個2＋7，2＋7後面還有30所，2指的是北大、清華，這是國家財政部全力投入的，7所大學的錢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額度大；剩下的高校，也是中央和地方投，但額度要小。不管怎樣，985這39所高校，打個比方，就類似於內地高校的“國家隊”。包括這39所在內，在這2492所高校裡面，在985之前還搞了個“211工程”，就是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高校或專業，現在實際上已經突破100所了，據說是109所。除掉這一百多所，那就意味着中國內地還有2300多所高校。在這2300多所高校裡面，有1400所是民辦高校；在這1400所民辦高校裡面，有300所是本科，其他就是職高等等。應該說，高校數量已經很大了。 就高校的總數來講，我們還不如美國。美國現在有4000所左右，我們是2000多所。但是，我們授予博士學位的高校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了：我們現在是330多所，美國是253所。授予博士學位的數量，從2009年開始，也超過美國了。所以，我們現在是世界上生產博士學位的第一大國。截止2010年，我們一共授予博士、碩士、學士學位2100萬。在這裡面，博士是33.5萬，碩士是237.2萬，學士學位是1830萬。不過，我自己對這2100萬有個懷疑，因為不可能湊這麼個整數，我對這個整數是有懷疑。另外，中國現在在民間究竟有多少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獲得者？這是個問題。為什麼統計不出來？因為大家知道這其中有“假的真文憑”、“真的假文憑”，還有越是好的大學辦的越多的課程班、研究生班、博士生班。所以最近的兩次人口普查，普查不出究竟有多少人獲得相應學位的，當然中國人口有多少都查不出來，也是一筆糊塗賬。有一些倒了霉的高官，比如說前些年被槍斃的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先生，事後說他的學位是假的。據說，胡省長的碩士學位“真假混體”：證書，據報道確實是買的，但上面蓋的章真是北大的，你說是真的還是假的？胡長清是出事了，所以我們知道了他的文憑問題，他要不出事的話，就只有天知道了。 還有一個因素，除了普通高校以外，我們還有特有的另外一套系統，就是從中央黨校到各省、市黨校，他們也辦這種研究生課程班。除了國民教育系列的，就是教育部承認的，還有一些他們自己辦的，他們自稱是“地方糧票”，就是在黨政系統升遷的時候，可以承認是研究生學歷。所以，大家看，包括十八大這新一屆領導集體，有很多都有研究生學歷，有很多是中央黨校或者是各省、市黨校畢業的。所以，中國究竟有多少名符其實的，就是經得起教育部查證的學位，可能是個謎。 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是有這樣一個數據：我印象是《光明日報》2003年7月登過一個報道，說教育部有一個學位認證中心，我們現在很多求職的，有的評職稱的，需要到這個中心去認證。其中，有膽量拿着自己的學位、學歷證書去教育部學位認證中心認證的，有24.8％是假的。這就是說，還有很多是沒有去認證的。 我們現在全國高校在籍的學生是2500萬，世界第一。大概2012年的畢業生總數超過600萬。各高校往往宣稱90％左右能就業，但我有一個懷疑，為什麼？我們所謂的就業，是指畢業生在半年之內把檔案關係轉走，包括出國的、自謀職業的、考研的，都算就業。而大家知道，現在考研變成另外一次“准高考”，成為學生改變本科畢業就失業的另外一種渠道，相當於“緩期執行”，死刑的緩刑。所以，真正的高校就業率是多少，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但有一點，所謂的90％就業，肯定是假的，包括這些名校在內，每到畢業季的後半年，都是學生最焦慮的時期，也是那些院長們、處長們、校長們頭疼的時期。就業率的問題也反過來印證了高校教育的問題。 我打一個比方，大家知道，法學是最近十多年非常熱的一個專業。我們現在全國有640所左右的法學院，我們還有5所政法類的大學，還有若幹個政法學院，原來各省的司法幹部培訓學校改的。從2007年開始，按照一級學科劃分，法學類就是指法律專業類的，因為我們中國的法學是大法學，包括政治學、民族學、人類學、黨史、黨建、革命史、國際共運、國際政治都算。我在這裡指的是法律專業，按學科劃分，倒數第一。一個這麼熱門的專業，而且考法學的學生相對來講都是在高考裡面考分偏高的，而且恰恰是我們各行各業都需要學法律這種學科背景的人才，尚且就業率倒數第一，那麼別的就可想而知了。這裡面也反映了“大學問題”，時間關係，我就不展開講了。 我曾經寫過三篇文章，一篇是《大學“去行政化”芻議》，一篇是《高校科研“去GDP化”芻議》，還有一篇是《高校學術評價“去SCI化”評議》，已經發表在2010年度的《社會科學論壇》雜誌。在這裡就不再展開了。我想簡單談幾個問題，引出話題，供大家來討論。 一個是大學異化與大學病。在我看來，大學異化與大學病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大學衙門化。在座的可能也有一些老師在高校任教，即使不在高校任教，我想大家也都是從大學裡走出來的。就我自己的感覺而言，我是80年代初讀大學，80年代中期讀研究生，80年代末工作，到現在這30年，明顯感受到高校規模、招生數量急劇膨脹的同時，大學越來越衙門化。衙門化的標誌就是，教授都成了官員了，官員都成教授或者研究員了。我舉一個例子，在2400多所高校裡面，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可能是最小的，或者最小的之一。就211高校裡面，政法大學肯定是校園最小的，無論是學生人數還是教職工人數，肯定是屬於最小的那個系列。我們現在在編的教授可能有240個左右，但在這240個教授裡面，至少有190個以上是副處長以上的幹部，至於叫處長、副處長，還是院長、副院長，或是書記、副書記，還是校長助理，另當別論。在大學裡，很少再遇到“張老師”、“趙老師”、“李老師”了，都是“張院長”、“趙書記”、“李處長”了。因為中國是喜歡冠以官銜相稱的。同樣的道理，高校那些搞行政的、搞後勤的，都當了管理研究員、政工研究員，這是中國特有的大學現象，因為不好標上是政工研究員或者管理研究員，就一律在名片上印上教授。過去說，“校長一禮堂，處長一操場”。那本來最早是形容北大的，因為北大行政辦公樓原來是西門那個樓，樓不大，前面的操場也小，它的禮堂也很小，北大又大，北大的各個衙門，用他們一個老教授的說法，他們是中共中央有什麼，北大就有什麼。比如說北大有一個政策研究室，別的高校就沒有政策研究室，為什麼北大有呢？因為中共中央有個政策研究室，國務院有個政策研究室，所以北大也要搞個政策研究室。因為它的禮堂很小，操場也很小，所以“處長一操場，校長一禮堂”。但是，各高校的操場現在越來越大，禮堂也越來越大，不過，“處長一操場，校長一禮堂”也確實成了各個高校的共同景觀。 現在一般的高校，還有一些高官到這些名牌大學當院長、當教授，特別在最近10年非常明顯。有一些確實是從高校裡面走出去的，特別民主黨派那些人，當了政協副主席、副委員長，但他們一旦到了在我們國家所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序列之後，他的政治待遇不一樣了，社會地位不一樣了，同時他的角色也發生變化了，但這些人仍然回到學校當了院長。你們知道，包括北大在內，他們的院長都是處級，清華也是，儘管他們的校長、書記是副部級，但這些已經位居副總理以上職位的，還在名牌大學當院長。他們不但兼着院長，還在各個高校帶博士生，其中原來北師大的一個副校長，後來當了民主黨派的主席，成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搞語言學的，大家都知道，當副委員長的時候，同時還在北師大擔任着一個對外漢語教學學院的院長，在北師大、華東師大、浙江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至少這四個單位帶着30多名博士。現在退下來之後，又在北師大成立了一個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不知道這個名字怎樣翻譯成英文，同時還是山東大學的儒學高等研究院的院長。這可能是比較有代表的。 我們說大學行政化、衙門化，出現這種情況就是跟原來學校的定位，跟大學本身，跟學者本身的角色都發生衝突。大家知道，真正的學者就是陳寅恪先生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學科，真正能夠成就自己的學術事業的，往往是有個性的。大家知道，一個學者，哪怕是人文學科，有個性的學者，一旦進入行政序列，比如說當了院長了，當了處長了，怎麼還能夠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不是找死嗎？因為在官場上強調的就是“官高一級壓死人”，強調的是執行力。另外，中國的官場，特別是最近20年，就是文山會海，就是送往迎來，就是吃吃喝喝。大家想，一個人的時間是定數，他怎麼可能又去開會，同時還要做研究？所以，這些年大家看到一個現象，一方面我們的學生招生規模接連翻番，但數量膨脹的同時，大家公認，教育質量滑坡。原因很多，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很多很優秀的教授，被圈到了大學行政體制。而按照當前學校的行政體制、評價體制、考核體制，凡是副處長以上的幹部，所謂的“雙肩挑”，都可以減免一半的教學工作量。這也就意味着，一個學生哪怕在一個名牌大學讀書，讀四年，很可能沒有機會完整地上一個名教授的課，往往這個學者跟另外一位年輕教師或者他的學生，聯合開這門課，他就講他的導言，再講一次課，他就不講了。這樣工作量就減了一半。然後學生再分他一半。這樣不但合格，而且還有可能是優。大學知道，在大學裡面，離開好的師資，怎麼可能把學生培養成才？ 第二個問題是大學商業化。大學商業化與原來教育部倡導的“教育產業化”有關，如果沒有教育部的倡導，各大學不敢那樣放開干。大家看看《參考消息》，看看《新京報》，這都是很嚴肅的報紙，更不要說別的報紙了，越是好的大學，辦的創收班越多。大家知道，我們的大學，從原來的師專、專科院校升格到本科的一般院校，到北大、清華這樣的名牌，都是我們納稅人、都是國家財政辦的大學，應該說這些大學都是國家的一份無形資產，但是這些大學，特別是那些名氣大的大學都把這份無形資產“變現”了。剛才我講了，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文憑獲得者的真實數字，就是因為大學“賣”了文憑。你可以看看，越是北大、清華、人大，辦這種班越多。這樣一來，高校就成為“文憑生產工廠”，學位“注水”。所以，我們的學位不值錢。這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個問題就是大學“養雞場化”。在座的不一定有這樣的生活經驗，但你們知道，我們現在的雞都不是散養的，都是在大棚裡面，24小時開着燈。雞比較傻，它分不清是白天、黑夜，因為有光亮，它就拼命吃食，拼命長，再上激素等等。原來可能要半年雞才能夠成年，現在可能40天就可以了，所以，如果突然打一個雷，就可能嚇死一批小雞，為什麼？它個子長大了，心臟還沒長大。為什麼我們現在吃的雞肉不香了，雞蛋不黃了，就是“養雞場化”的後果。我覺得高校裡面的大學生培養，也基本上是這種情況，放養式，沒人負責，沒人管，特別是很多高校新建了校園之後，老師與學生除了課堂上講課之外，基本上不會見面。過去我們讀書的時候，一不小心可能就碰到自己的老師。你在未明湖轉轉，看到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可能不起眼，他（她）可能就是一個泰斗。現在不可能了，因為老師們都住在校外，越是建了漂亮的新校園的，這種情況越嚴重。過去我們都是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一起上課，現在往往是幾百個人上大課，完全像是餵雞一樣。當然，這與高校規模擴張有關係。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各大學的行政辦公樓往往是最漂亮的——即使不是最漂亮的，裡面裝修也是最豪華的。像北大、清華，他們的辦公樓裝修基本上是四星、五星級的，但很少看到一個大學最近20年蓋新的圖書館。大家知道，在大學裡面，除了老師以外，最重要的一個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材的，就是圖書館。如果老師是有形的，圖書館的圖書就是無形的，但是，現在做不到。 第四個問題就是大學“意識形態化”。大學意識形態化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我們開設的課程，政治課“馬毛鄧三”，現在又搞了一個“馬工程”。很多課程用通編教材，中央投了大量的錢，教育部整合了全國的學者資源來編這些教材。大家知道，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當初曾經向蘇聯學習，組織編了一批統編教材。那個時候基本是以蘇聯的教材為模塊，然後改寫，再加上一些中西交流的、中國有關的，編成第一套教材。那一套教材，應該說編者都還是各個領域的老前輩，都是當時有真才實學的。那個時候也不像現在這麼明確的，比如那時候至少沒有冠上馬克思主義XX。現在不行了，現在都要扣上一個總帽子——“馬工程”。所以，賀衛方教授就調侃，你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你可以說“馬克思主義行政法”，但是你能搞一個“馬克思主義犯罪學”嗎？犯罪學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科，對吧？包括監獄等等，你也不能搞個“馬克思主義監獄學”。但是，我們現在就在搞。 說到底，這就是對大學的一個定位問題。如果在我們目前的黨國體制下，在團校、黨校推行這個，我覺得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因為它本身就是幹這個的，包括中央編譯局，對吧？但是，在大學裡面也要推行這個，可能就有問題。現在大學裡面，學生的學風不好，抄襲、剽竊，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第一學期就要學這些課，學生又不感興趣，老師教得也不感興趣，最後怎麼辦？抄襲。所以，現在“馬毛鄧三”這樣的課程，學生作業95％以上是抄襲的，抄成習慣了，等到大二真正進入專業訓練的時候，不抄已經不行了，就像小偷，偷一次得手後上癮，最後不能洗手不幹了。大學怎樣還原為大學本身，為國家培養公民、儲備人才，而不是意識形態一個緊箍咒？這可能是個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大學異化、大學病？“大學問題”的出現，我個人覺得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黨來辦大學。大家知道，這些年我們對教育部的批評是最多的，而且中國唯獨教育部可以批評，你指着周濟的鼻子罵都沒問題。袁貴仁部長是很厚道的學者，很多人也批評他，因為他當部長。但是，大家要知道，教育部只是一個檯面上的角色，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是中央最高層來決定的，教育部肯定不能說了算。所以，現在有一隻“無影手”操控大學，不放心。過去是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現在不這樣說了，但實質上還是沒有放開，高校體制中唯獨有點鬆動的，就是出版社。過去對於出版社，也是當意識形態的一個園地，現在轉了觀念，搞文化體制改革，就把出版社轉成了企業單位。唯獨就這麼一點變化，別的還沒有。所以，我們看任何一個大學，我在2006年的時候與鳳凰衛視曾子墨有一個對話，還不錯，沒有掐掉，播出來了。我們要建世界一流大學，我說哪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由政黨做一把手，對吧？我們這些年的改革，很多都是向美國學的，但都學的是皮毛，真正的學術自由、大學自主、教授治校並沒有學到。 我們現在的高校叫“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往往異化成黨委書記來負責。為什麼各高校的人際關係很複雜？往往是因為黨委書記與校長這兩個人先斗，最後誰硬氣、誰霸氣，誰說了算。比如說紀寶成先生做校長的時候，人大的黨委書記就沒有什麼權力。原來北師大有一個姓方的校長，他做校長的時候，就牛。後來他做完兩屆校長，因為不能做第三屆，又做書記，還是牛。所以，並不見得黨委書記牛，因校、因人而異，但無論如何，他們中間總有內鬥，最後有一方敗下陣來，掐來掐去。有的甚至同歸於盡。但不管怎樣，在目前這種體制下，黨委書記管幹部，組織部管幹部，人事部門是辦事。所以，我們現在一個大學就是一個政府系統，黨委、團委、行政、工會、婦女、民主黨派，應有盡有。現在任何一個大學，只要是新學年第一次開會，說是要副處長以上參加，那真的是一禮堂，一點都不誇張。因為還有不少人沒有實職，但是處級待遇，也要去開會。在大學裡，在黨和行政占主導地位、操控一切的情況下，教師也好，學生也好，都是配角。本來，學校裡面最重要的是學生，因為有了學生，才有了教師；因為有了學生和教師，才需要有人提供服務。應該說，無論黨還是團還是行政，都是為師生服務的，這應該是正常的分布狀態。但現在呢？正好反過來了，黨第一，行政第二，然後是老師，最後是學生，最重要的被壓在最下面。而學生裡面，最近十多年，通過發展黨團組織、學生會，也讓這些學生過早地進入名利場或官場。有過大學裡的經歷都知道，從團的到學生會的學生，都叫“學生幹部”。你想，從小就養成了官僚習氣，為什麼大家對這些學生幹部印象不好，對團幹部印象不好，與這些問題有關。 我查了一個數據，到2010年的時候，全國2549所高校，有2429所建立了黨組織；全國高校有校級黨委2345個，那就意味着有2345個黨委書記；其中有37個或39個是副部級，還有1000來個是廳級，還有1000來個是副廳級；院系黨委4898個，那就有4898個處級的院系黨委書記。大家知道，我們國家這些年，特別是985計劃提出之後，對高校的財政撥款是很多的，但是，學生和老師並沒有感到自己的福利——比如說教師的收入，比如說學生的獎學金——有明顯的改善，為什麼？很大一塊就被一再擴張的黨、團、行政資源給占了，而這一塊是不是需要呢？在大學，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據一份材料報道：截止到2011年，高校學生黨員超過250萬，我們有2500萬左右的學生，那就是說有10％是黨員，據說超過每年新發展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年盲目地擴招，擴大規模，大躍進。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我們躍進到什麼程度。現在高校的文科教師大概在30萬人左右，每年發表的文章超過30萬篇，出版的所謂著作超過2萬種，這是文科。理科的問題一點都不亞於文科，剛才大家看視頻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文科生對於搞理科的、工科的、醫科的，一向是覺得很神秘，很尊重，但現在看，最近十多年，高校搞理、醫、工、農的問題一點都不比我們差，無非就是那些數據、模型唬人而已。 前兩年報道的一個井岡山學院的兩個講師，在美國的一個叫《晶體物理》的雜誌上發表了78篇論文，事後證明都是假的，都是抄的。黑龍江大學一個教授五年之內在刊物上發表了200多篇文章。據說那個刊物的作者主要是中國大陸的，三年之內發表了15000多篇，一半以上是內地高校教師。大家想一想，有沒有這個必要？剛才視頻裡面講的S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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