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十世紀的生物學

就在進化學說日益完善的同一時期，生物學中的全新領域也湧現了出來，其中特別
重要的是動物行為學（動物行為的比較研究），生態學和分子生物學。

動物行為學和生態學

經過達爾文（1871），Whitmann（1898）及O·Heinroth（1910）的開拓工作（但
大多都被忽視了）之後，行為學的真正發展應歸功於K．洛蘭茨（1927及以後）與其後
的NikoTinbergen。雖然以前的動物心理學家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行為近期原因的研
究上，而且一般是用一種動物作試驗研究其學習過程，但行為學家則集中研究遺傳程序
與隨後的經驗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最成功的是研究物種特異性的行為（species－
specificbehaviors），特別是求偶行為，這種行為大部分是由封閉程序控制的。洛蘭
茨與Von Holst以及洛蘭茨與Schneirla及Lehrman關於遺傳對行為的影響程度的爭論在
某些方面看來是18世紀Rei－marus與Condillac之間的爭論以及19世紀Altum與Brehm之
間爭論的重演。本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行為學領域內部的論戰現在已成為過去的歷史。
行為學家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麼分歧，分歧主要在於着重點不同。
行為學研究目前主要按兩個方面擴展。一方面它和神經生理學、感覺生理學融合，
另一方面它和生態學結合：在某種動物的生境（生活環境）中從自然選擇意義出發研究
物種特異性行為。另外，很多行為含有信號的交換，這在同種動物的個體之間最常見。
這種信號和信息的科學（符號學，Semiotics）以及通訊在物種的社會結構中的作用也
是目前行為學研究中最活躍的一部分。
20世紀一般也被認為是生態學誕生的時代。自60年代以後研究環境問題的重要性確
實從來沒有感到如此迫切，然而生態學思想則可回溯到遠古（Gasken，1967）。它在布
豐及林奈的著作中表現得很鮮明，在18及19世紀的著名探險家（如Forster父子及亨伯
特等）的旅行風物誌中占有重要地位。因為這些人的最終目的已不再是收集與描述物種
而是探索生物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亨伯特被人稱為植物生態地理學之父，
但是後來他的興趣幾乎完全轉到地球物理方面。達爾文的許多議論與考慮很適於寫成生
態學教科書。“生態學”這個詞是海克爾於1866年作為關於“自然界的家務”的科學而
提出的。Semper寫出了第一本普通生態學。在隨後的年代各個研究“生物的生活條件”
或不同種類生物“集群”的研究小組之間很少聯繫。Morbius（1877）出版了他的關於
牡蠣塘（oyster－bank）的經典著作。Hensen與其他人專心研究海洋生態。有些人熱衷
於研究植物生態，另一些人則研究淡水生物學（主要是生態學方面）。
生態學長期停留在靜態與描述方面，成千篇的文章都是討論在某一地區內的物種的
數量及其個體。某些學者競相提出在這領域中使用的各種詞彙，有一些非常古怪可笑，
甚至挖掘植物的鏟子（Spade）也被重新命名為“geotome”。
由於三種事態的發展使生態學重新取得了勢頭。一是Lotka－Volterra對由於捕食
者-獵物關係研究種群數量的周期性變化以及涉及更廣泛的生長、衰退、周期性種群數
量變化方面所作的計算。二是特別強調競爭，從而建立了競爭性排斥原則和Gause的實
驗驗證。後來在David Lack與Robert MacArthur的領導下研究種的競爭關係成為生態學
的一個重要分支。它是生態學與進化生物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因為競爭關係不僅決定物
種的有無，物種的相對頻率以及總的物種多樣性，而且決定這些物種在進化過程中的適
應變化。三是注意了能量流動問題，特別是淡水與海洋生物的能量流動。至於根據電子
計算機制訂模型對了解生態系統中的相互作用究竟作出了多大貢獻一直還有爭議。
由於很多生態因素最終具有行為特徵，例如反抗捕食，攝食戰術，生境選擇，生境
識別，對環境評價等等，甚至可以說，至少就動物而言，大部分生態學研究目前都和行
為問題有關。而且植物生態學和動物生態學的一切研究最終都涉及到自然選擇。

分子生物學的崛起

隨着對生理過程和發育過程的分析研究日益詳盡和愈加複雜，人們越發認為這些過
程有很多最終可以還原為生物性分子的作用。原先對這些生物性分子的研究局限於化學
和生物化學領域。生物化學發端於19世紀，但起初它和有機化學並沒有明顯界限，生物
化學研究一般都在化學研究機構進行。早期的生物化學確實和生物學關係不大，僅僅是
從生物有機體提取的化合物的化學，最多也不過是和生物學過程有關的重要化合物的化
學。直到現在還有一些生物化學仍然具有這種性質。分子生物學除了源於生物化學這一
途徑外，另一源流則來自生理學，（Florkin，1972ff；Fruton，1972，Leicester，
1974）。
生物化學的某些成就對生物學家來說特別重要。其中之一是一步一步地闡明了一些
代謝途徑，例如三羧酸循環以及最終論證了這一代謝途徑的每個步驟都是由一個特定的
基因所控制。這類研究工作已不再單純屬於生物化學範疇而是習慣地也更合理地稱之為
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學所研究的真正是分子的生物學，包括分子的修飾變化，分子的
相互作用，甚至分子的進化歷史。
另一項重要的事態發展是認識到膠體化學的某些假定或設想是不切實際的，而很多
重要的生物性物質是由高分子（量）的聚合物組成。20年代和Staudinger的名字密切聯
繫着的這一事態發展，後來大大地促進了人們對膠原蛋白質，肌肉蛋白的了解，特別重
要的是對DNA，RNA的了解。聚合後的有機分子具有晶體的某些性質，它們複雜的三維結
構可以用X-射線晶體分析法加以說明（Bragg，Perutz，Wilkins）。通過這些研究清楚
地表明高分子的三維結構，即其形態，是它們的功能的基礎。雖然大多數生物性高分子
最終是由有限數量的同樣原子，主要是碳，氫、氧、硫、磷、氮原子聚合而成，但是都
具有極其特殊的、有時是完全獨特的性質。對這些高分子三維結構的研究大大有利於對
其性質的認識。
分子生物學家已經弄清了千百種生物性物質的結構及其有關代謝途徑，然而他們的
研究很少有像闡明了遺傳物質的化學本質那樣激動人心。早在1869年米歇爾就已發現大
部分細胞核物質含有核酸。隨後（十九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有人認為核素（即核酸）
就是遺傳物質，然而這種假說後來並沒有被普遍接受（參閱第十九章　）。一直等到1944
年艾弗里（Avery）及其同事論證了肺炎球菌的轉化因子是DNA之後，有關的研究方向才
發生了轉變。雖然不少生物學家立即充分認識到艾弗里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但是他們
並不具備深入研究這一具有極大魔力的分子的技術手段和技術訣竅。問題很清楚，這個
看來很簡單的分子（當時認為和蛋白質比較起來是簡單的）怎麼會在受精卵的細胞核中
攜帶着控製發育過程的全部信息？只有知道了DNA的確切結構才能開始探究它是怎樣執
行其獨特功能的。為了解決DNA分子結構的問題當時在很多研究所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
賽，英國劍橋卡文迪什研究所的華生和克里格於1953年脫穎而出取得了勝利。應當指出
的是，如果他們兩個人沒有成功，則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後別的人也會解決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聽說過雙螺旋的故事，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充分地了解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
DNA並不直接參與有機體的發育或生理功能活動，而只是提供一套指令（遺傳程序），
這套指令被譯成相應的蛋白質。DNA是一幅藍圖，在身體的每個細胞中==全相同，並通
過受精作用一代傳給一代。DNA分子的關鍵組成部分是四個鹼基對（總是一個嘌呤鹼和
一個嘧啶鹼）。由三個鹼基對構成的序列（三聯體）確定翻譯成哪一種氨基酸，而由三
聯體組成的序列則決定形成哪一種肽。DNA的三聯體譯成氨基酸是1961年DNA雙螺旋結構
以及遺傳密碼的發現是生物學中一項非常重要的突破。它徹底澄清了生物學中一些最含
糊不清的問題並提出—些明確的新問題，其中有的就是目前生物學研究的前沿。它闡明
了生物有機體為什麼和任何無生命物質根本不同。在非生物界中絕對沒有遺傳程序，而
生物界的遺傳程序卻貯存有30億年歷史的信息。同時這一純粹唯物主義的解釋也闡明了
活力論者一再聲稱無法用化學和物理學解釋的許多現象。確實這仍然是一種物理學家的
解釋，但較之前幾個世紀的籠統機械論的解釋卻又是深奧複雜精細入微得多。
與分子生物學純粹化學性的發展的同時還有另一種性質的事態在發展。30年代電子
顯微鏡的發明使人們對細胞結構有了完全新的認識。19世紀學者稱之為原生質並認為是
生命的基本物質的東西被發現原來是具有各種不同功能的細胞器組成的極其複雜的系統。
其中大多數是作為特殊高分子的“生活環境”的（生物）膜系統。分子生物學目前已進
入許多急待開發的新領域，其中有一些在醫學上相當重要，這裡不能—一詳細介紹。

2　生物學史上的主要時代

歷史編纂學中的傳統方式是劃分時代（時期）。例如西方世界史就被分成三個時代：
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中世紀和現代的分界線通常走在公元1500年左右，更精確地說
是在1447年與1517年之間。人們常說在這個時期中賦予新的西方世界以其特有風格的決
定性事件發生了（或者說決定性動向開始出現了）：發明了活字印刷術（1447年），文
藝復興（一般認為開始於1453年康士坦丁堡陷落時），發現新大陸（1492年），以及宗
教改革（1517年）。即使可以懷疑在中世紀與現代之間提出明確界限的合理性，然而上
述事態卻標誌着急劇的變化。另外，在1447年以前的兩百年中畢竟也發生過許多重要的
事件。
科學史家也同樣試圖在科學歷史上劃定明確的時期。哥伯尼和Vesalius的主要著作
都在1543年出版一事一直被人重視，更重要的是從伽利略（1564—1642）到牛頓（1642
一1727）的那個時期的事態發展被稱為“科學革命”。（Hall，1954）。在這個時期中
物理科學和哲學（培根和笛卡爾）也都有意義重大的進展，然而在生物學中卻並沒有轟
動世界的變化發生。就一個愛挑剔的人來看，維薩紐斯的《人體結構》除了插圖在藝術
上的卓越性而外很難說是一部革命性的專著。它的重要性根本無法和哥伯尼的革命性著
作《天體運行論》相比（Radl，1913：99—107）。
16世紀是一個令人困惑而又矛盾的時期，一個氣質、風格迅速變化的時期。它既經
歷了人道主義的鼎盛年代（以荷蘭的Erasmus的著作為代表），路德的宗教改革
（1517），也見到了激烈的反宗教改革運動（耶蘇教派的建立）和科學革命的興起。區
別於經院哲學流派的、真正的亞里斯多德的重新發現對生物學產生了明顯的影響（表現
在切查皮諾與哈維的著作中）。雖然和機械科學的繁榮無法相比，但16世紀末和17世紀
初生理學和博物學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進展。
一切跡象表明當時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的事態發展毫不一致。在生物學中也無從劃
定明確的意識形態的或觀念上的分期，正如John Greene（1967）在評論Foucault的
《語言與事物》一文中很有見地的指出的那樣。Jacob的《生命的邏輯》（1970）一書
也因襲了Foucault的傳統，但他並沒有採納Fouc－ault的分期。Holmes（1977）後來又
對Jacob的分期提出了質疑。
所有的上述學者都沒有認真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同的學者在生物學歷史
的分期問題上作出的結論竟然如此不一致。是不是因為這些時期完全是想像的從而不同
的學者可以按不同的方式作出武斷的劃分？這種認識看來並不正確。某些歷史學家所確
認的時期的確是真實的。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另一種答案，也就是說這些時期並不是普遍
一律的。不同的國家有不盡相同的時期，不同的科學和生物學的不同學科更是不同，特
別是在功能生物學與進化生物學之間。這兩類生物學的變化之間很少相關性。
生物科學缺乏像物理科學那樣的統一性，其中每門學科各有自己的發軔與興旺年代
紀。直到17世紀左右，我們現在稱之為生物科學的只包括兩個聯繫非常疏鬆的領域，博
物學與醫學。後來在十七、十八世紀博物學才明確地分為動物學與植物學，雖然從事這
方面工作的許多研究人員，包括林奈與拉馬克，常在這兩門學科間自由流動。與此同時，
醫學中的解剖學，生理學，外科與內科日益分離，逐漸形成單獨學科。20世紀蔚為主導
的遺傳學，生物化學，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在1800年以前還根本不存在。這些學科的興
起和暫時挫折的歷史將是本書隨後各章的主要論題。
分類學家，遺傳學家或生理學家對生物學史會有各自的分期，正像德國人，法國人
或英國人對待歷史分期的態度不同那樣。歷史不夠整齊劃-顯然是令人惋惜的，然而這
才是歷史。遺憾的是，這使得歷史學家的任務更為困難，因為他必須同時研究五、六種
不同的當時的“研究傳統”。由於學術分期的問題很容易引起爭論，對它們的認識也只
是新近的事，因而對生物學各個領域還缺乏足夠的分析。
生物學的每一門學科，例如胚胎學，細胞學，生理學或神經病學等都有其各自的停
滯期和迅速發展期。人們有時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物科學歷史上有沒有這樣一個時期，
就像物理科學在科學革命時期那樣經歷了激劇的轉變方向的變化？答案是沒有。生物學
的每門學科確實都有各自新開端的年代：胚胎學，1828；細胞學，1839；進化生物學，
1859；遺傳學，1900。雖然每門學科有各自的周期，然而並沒有範圍廣泛的普遍革命。
即使《物種起源》在1859年出版，但實際上對實驗性生物學並沒有影響。以種群思想代
替本質論在進化生物學中是如此重要，但幾乎在一百年以後才觸及到功能生物學。DNA
結構的闡明（1953）對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產生了強大影響，而對大部分機體生物
學則並無關係。
生物科學中最類似於一次革命的年代大致在1830—1860年，這是生物學史上最震撼
人心的時代（Jacob，1973：178）。就在這一段時期內，由於馮貝爾（K·E·von Baer）
的著作使胚胎學發生了飛躍；由於布朗發現了細胞核以及施旺，許來登及魏爾和的著作
為細胞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在Helmholtz，duBois－Rey－mond，Ludwig，Bernard領
導下新生理學開始成型；Wohler，Liebig等為有機化學奠定了基礎；由於Muller，
Leuckart，Siebold，Sars的研究工作使無脊椎動物學的基礎得到更新；最重要的則是
達爾文與華萊士提出了關於進化的新學說。上述的各種事態發展並不是一項聯合行動的
一部分，事實上多數是獨立開展的。這些發展主要是由於科學的職業化，顯微鏡的改進
以及化學的迅速進展。然而其中有一些卻是某一天才的出現的直接結果。

3　生物學和哲學

在古希臘時代科學和哲學是不分的。哲學就是當時的科學，特別是從愛奧尼亞哲學
家泰勒斯（Thales）以後更是如此。有一些數學家兼工程學家，如阿塞米德，另有一些
醫生兼生理學家，如希波克拉底以及後來的蓋倫，他們更接近於是真正的科學家。但是
當時的一些著名哲學家，如亞里斯多德，則既是哲學家又是科學家。
到了經院哲學的末期哲學和科學才開始分離。解剖學家如維薩紐斯，物理學家兼天
文學家如伽里略，植物學家兼解剖學家如切查皮諾，以及生理學家如哈維主要都是科學
家，雖然他們之中有些人具有濃厚的亞里斯多德哲學觀點或反對這種哲學觀點。哲學家
也隨之轉變成為愈益“純粹的”哲學家。笛卡爾既是科學家又是哲學家的極少數人之一。
而貝克萊、霍布斯，洛克，休謨則已經是純粹哲學家。康德可能是最後一位對科學（人
類學和宇宙學）作出非凡理論貢獻的哲學家。在他之後則是科學家和數學家對哲學作出
貢獻（赫塞爾，達爾文，赫姆霍爾茲，馬赫，羅素，愛因斯坦，海森堡，洛蘭茨）而不
是相反，由哲學家作出科學貢獻。
十八、十九世紀哲學正處於鼎盛時期。亞里斯多德的堡壘被笛卡爾攻破、接着笛卡
爾的堡壘又被洛克、休謨和康德攻克。奇怪的是，不管他們在其它方面的觀點多麼不同，
這個時期的所有哲學家都在本質論的框架內提出問題。19世紀哲學界出現了一些新動向，
其中孔德的實證主義（Comte's positivism）最為重要，它是科學的哲學。在德國以
Vogt，Buchner，Moleschott為代表的強有力的還原論唯物主義很有影響，如果沒有其
它理由，單是它的過份誇張就促使整體論者，突現論者，甚至活力論者十分活躍。它始
終一貫地對一切形式的二元論和超自然主義的堅決抵制產生了長遠影響。
上述哲學動向在生物學中對生理學和心理生物學產生的影響最大，也就是說對研究
近期原因的學科影響最大。這些哲學與生理學研究之間關係的本質還沒有恰當地進行分
析過。儘管有不少反對意見，但是看來在發現過程中哲學只起很小的作用（如果不是微
不足道的作用的話），而在解釋性假說的形成中，哲學信條與原則所起的作用則很大。
在哲學家中，萊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7）和當時的物理學家哲學家
不同，他特別關心將自然界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他指出藉助於第二手的，物理的原因
來解釋生物界現象是多麼不合實際。雖然他自己的答案（事先建立的和諧與理由充分的
定律）並不是所尋求的解答，但是他所提出的問題卻使隨後幾代的哲學家（包括康德）
大傷腦筋、困惑不已。儘管他具有數學天才，他卻清楚地意識到自然界並不僅僅只能用
（數）量來說明並成為首先認識到性質的重要性的學者之一。在本質論不連續概念占統
治地位的年代，他卻強調連續性。他對“自然界階梯”的興趣（雖然他將之看作是靜態
的）為進化思想鋪平了道路。他對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布豐、狄特羅、毛帕修斯等人的思
想產生了深刻影響，並通過他們影響了拉馬克。他可能是伽利略-牛頓傳統的本質論、
機械論思想的最重要的反抗勢力的代表人物。
進化生物學的哲學基礎遠不如功能生物學的那樣清楚。生命定向性（“高等”、
“低等”）概念可以回溯到亞里斯多德和“自然界階梯”（Lovejoy，1936），然而種
群思想則在哲學（晚期唯名論）中並沒有多少立足之處。關鍵性的對歷史重要性的認識
（與物理定律的無時間性相比較）則確實來自哲學（Vico，Her－der，萊布尼茨）。承
認歷史的重要性就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承認發展過程。對謝林（及自然哲學派），黑格
爾，孔德，馬克思以及斯賓塞來說，發展很重要。發展思想的重要性在Mandelbaum
（1971：42）為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下定義時就講的很好：“歷史主義認為對自
然界現象的正確理解以及對其價值的正確評斷只能通過按它所處的地位及其在發展過程
中所起的作用來考慮”。
這樣就會認為進化學說來源於這種思想，但是並沒有多少證據證明這一點，除了斯
賓塞的進化論而外，斯賓塞的進化論並不是達爾文，華萊士，赫胥黎或海克爾等人的基
本思想。出人意外的是歷史主義似乎從來沒有和進化生物學發生密切關係（也許除人類
學而外）。歷史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是兩種完全不相容的思想。只是到了晚近“歷史性
敘述”的概念才被某些科學哲學家接受。然而在1859年以後很快就發現定律的概念在進
化生物學中（就這一點來說凡是研究由時間左右的過程的科學如宇宙學，氣象學，古生
物學，古氣候學、海洋學都如此）遠不及歷史性敘述的概念有用。
笛卡爾哲學的反對者所提的問題是機械論者從來未曾提出過的。這些問題很尷尬地
表明機械論者的解釋是多麼貧乏。他們不僅提出涉及時間和歷史的問題，而且越來越多
地提到為什麼的問題，也就是探索“終極原因”。到了18世紀末期和19世紀早期，正是
在德國對牛頓的追隨者的機械論觀點（這種觀點只滿足於提出有關近期原因的簡單問題）
發起了決定性的反擊。即使是生物學領域以外的學者，例如Herder，也對之產生了有力
的影響。遺憾的是，這種努力（歌德與康德都曾參與）並沒有湧現出建設性的模式。相
反，這一運動卻被某個奧肯，謝林和卡洛斯（“自然哲學派”）掌握，他們的幻想只會
被專門家嘲笑不已，他們的笨拙解釋在現代讀者看來真是難於卒讀。但是他們的某些基
本興趣和愛好與達爾文的十分相近。由於對“自然哲學派”的極端片面性深惡痛絕，反
對機械論的博物學者轉向於不提出任何問題的簡單描述，因為這種領域是廣闊無限的，
這正如某些有才識的學者很快就指出的那樣，在理智上卻是勞而無功的。
在1800年以後哲學對科學究竟是否作出過貢獻的問題一直有爭議。很自然，哲學家
一般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而科學家正相反，他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毫無疑問，達
爾文研究方案的制訂是受到哲學影響的（Ruse，1979；Hodge，1982）。近幾十年來哲
學顯然已撤退到亞科學（metascience）方面，即研究科學方法論，語意學，語言學，
符號學以及在科學邊緣的其它課題上。

4　現代生物學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文字說明現代生物學的特徵，答案將是什麼？當前生物學給人印
象最深的也許是它的單一化，它的統一。前幾個世紀的著名論戰實際上已經解決。形形
色色的活力論已全部被否定，而且幾代以來已沒有虔誠的信徒。許多互相競爭的進化學
說逐一地被排棄，由一個否定本質論、否定獲得性遺傳，否定直生論和驟變論的綜合進
化論代替。
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已經認識到功能生物學和進化生物學並不是“非此即彼”的，
而且只有確定了近期原因和終極（進化）原因這兩者之後生物學問題才算真正解決。因
此現在有許多分子生物學家在研究進化問題，也有許多進化生物學家研究分子問題。他
們之間的相互了解比二十五年前要廣泛得多。
過去的25年也是生物學最終從物理科學解放出來的年代。現在已普遍承認不僅生物
系統的複雜程度和非生物界的屬於不同的數量級，而且由歷史性進化形成的遺傳程序也
是非生物界所沒有的。程序目的性過程和業已適應的系統，由於這種遺傳程序，才有可
能而這在物理系統中並不存在。
突現過程、即在複雜的等級結構中較高層次出現未曾料到的新性質，在生物系統中
較之非生物系統更加無比重要。突現過程不僅將物理科學與生物科學區分開，而且也把
這兩類科學的策略和解釋模式區分了開來。
關於生物學中目前的主要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還無法回答。因為生物學的每一門學
科都有其末解決的主要問題，即使是像系統學，生物地理學，比較解剖學這樣一些古老
的傳統學科也是如此。而且，目前議論最多也最棘手的都是涉及複雜系統的問題。這些
問題中最簡單的、也是目前分子生物學最注意的是真核生物染色體的結構與功能。為了
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弄清楚各種不同的DNA（如為可溶或不溶蛋白質編碼的DNA，不起作
用的DNA，中度重複和高度重複DNA等等）的功能及其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從化學
上來說所有這些DNA在原則上都相同，但有的形成結構物質，有的具有調節功能，另一
些則被某些分子生物學家認為絲毫不起作用（“寄生性”）。這些可能都是真實的、正
確的，但是對像我這樣的徹底的達爾文主義者來說卻並不是非常具有說服力。我相信整
個複雜的DNA系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研究清楚。
對於更複雜的生理系統的認識進展速度問題我並不很樂觀，例如控制分化的系統以
及神經系統的運轉。如果不將這些複雜系統分解成為其組成部分就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然而在分析過程中毀壞了系統後就很難弄清楚系統中一切相互作用的本質及其控制機制。
要充分認識複雜的生物系統需要很長的時間和耐性，而且只有通過還原論者和突創論者
的聯合努力才能實現。
生物學目前已經是如此廣泛，如此多樣化因而已不再可能完全由一種特殊的方式來
駕御，例如林奈時期的物種描述，達爾文以後時期的種系發生的建立，或二十年代的發
育力學。的確，目前分子生物學特別活躍，然而神經生物學，生態學和行為生物學也正
處在興旺發達時期。即使是比較不活躍的學科也有各自的雜誌刊物（包括新的出版刊
物），組織專題討論，並一直不斷地提出新的問題。而尤其重要的是，儘管從外表上看
來日益分化，生物學在實質上卻較之過去幾百年更加趨於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