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流行專家治國，而且是經濟專家或法律專家治國；治國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這個團隊的成員也不一定個個大學經濟系或法律系出身，他們也可以在長期管理工作中摸清一些治理國家的門道。美國有格林斯潘那一幫人掌控美國經濟，以至於有人說那裡發生了“四權分立”。原蘇聯也有過專家治國，幹得不很好，但那是有原因的。中國治國的主體已經是專家隊伍，特別是經濟專家隊伍，人們已經看到了他們的成績（自然也包括問題），還期待他們幹得更好。

專家治國是好事，或更準確地說，有可能是好事。近些年我有幾次被問道：為什麼某著名文理綜合大學少出高級政府官員，而清華大學卻真像政府高級官員的搖籃？答案雖不能一概而論，但我以為，那所著名大學的畢業生多浪漫主義，而清華大學（以及其他工程類院校）畢業生多務實肯干，大抵是他們仕途迥異的緣由。浪漫主義與任何官僚體系難以協調，一個官員一旦讓它支配思想行為，仕途當然不會順當。生活需要浪漫，甚至思想界需要浪漫主義，但官場與國家治理不需要浪漫主義。極端的浪漫主義如果用來治國，國家就有大麻煩了。想當年，我們最高領導以為一手抓鋼鐵，一手抓糧食，國家就會富強；又以為糧食多了百姓可以每天多吃幾頓飯，真是浪漫得可以。這樣的目標沒有達到，便以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推而廣之，以為需要教育一切人，改造一切人，事情便很可怕了。工程專家的浪漫主義會在工程設計的艱苦勞作中受到抑制，按部就班的精確做事方式使他們難免把社會、把國家的事情也看作一項工程。他們會講規律，講協調，講效果；如果錯了，他們還會改正，就像修改設計圖紙一樣。他們當政，國家這部機器大抵是會運轉起來的，人們也不大會擔心這機器發生飛車之禍。

然而，浪漫主義要不得，機械理性主義也要不得。那個終生都給政治家敲警鐘的哈耶克，早就把機械理性主義批駁得體無完膚了。專家治國就怕犯這個機械理性主義的毛病。機器可以由人控制；汽車行走，火箭升空，乃至基因轉移，都可在人的精準控制之下實現，但社會經濟運行不可以實現由政府的精準控制。政府要管經濟，但能夠管到什麼程度，經濟學家只給出了大略的說法，他們遠沒有拿出可以直接運用的像物理學定理那樣的公式。經濟學家常常要政治家擁有一種信念，一種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可是，擁有這種信念並運用裕如又談何容易！

專家治國要成為好事，離不開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當然是治國專家的智慧稟賦與知識資源。由中國的高考制度所錘鍊，或許又受工程學的陶冶，不論40年代生人，還是50年代生人，其智慧水平大抵是可以靠得住的。我情願相信斯賓諾薩的觀念，無知和愚蠢是一切罪過的根源。有了高的智慧稟賦，就更可能擁有對市場經濟的信念，更可能告別機械理性主義，也更可能隨時戒備浪漫主義。畢竟是治國，而不是事炊，對人提出智慧的要求還是必要的。難道我們能信任連勾股定理也搞不懂的人去治國麼？至於治國的專門知識資源，所幸我們處於一個開放的時代，如果虛心，還是可以學來的。高層財經官員也許不需要了解太過技術性的知識，而只需要對經濟改革長期走勢的某種信念，對掩蓋於美好辭藻下的利益要求的某種判斷力。中國社會有數不清的“治國策劃”志願者，因此年年有數不清的“萬言書”送到了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面對這種信息涌流，治國大員實在需要以自己的遠見卓識來撥開群情議論的迷霧。

第二，國家經濟要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制度基礎。如果美國聯邦儲備局調了再貼現率，財政部動了稅率，商界的反映大抵可以估計，因為那裡實行私人財產制度，企業的利益要靠自己照顧自己。惟其如此方可談論對經濟大勢實行調控。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基礎，專家治國就難辦了。例如中國要提高農民的收入，若減掉稅費，基層幹部的日子沒法過；若不減稅費，農民的日子過不好；若要兼顧兩頭，便要下力氣改制度。近10年裡，如果把農民建房也算上，中國增長最快的應該是房地產業，而且它還在增長。中小城市和農村住房面積的水平已經趕上了中等以上國家的水平，可是我們家門外的公共設施和環境卻實在差得驚人。我們的政府能有辦法調控麼？很難，因為蓋房子是為了占地。房子蓋得越高，占地越牢靠，房子便築成了炮樓。占不了的地，大家便去糟踐它。這是中國人沒有土地財產權的後果，單單靠政府使用經濟參數來調控是沒辦法的。擴大和尊重中國人的財產權，是提升我國中央政府經濟調控能力的根本途徑。

第三，政治操控環境要有利於專家治國。中國需要一種寬容的意識形態氛圍，這有利於專家治國。所謂意識形態，不過是主流社會的一種合法性意識，任何現代國家都離不開它。但中國的意識形態在官方和社會之間缺乏統一性，在很長的時期里，意識形態成為官方掌控的對象，其內容被嚴重教條化，而若干教條又凌駕於一般社會良知和公民道德之上，更與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相牴牾。這種意識形態被一些黨內極端人士作為打擊異己的武器，使專家型治國人士如履薄冰。當然，政治環境遠不止意識形態的狀況。一個小例子是 “個性化車牌”的發放，說停就停了，原因解釋語焉不詳。大的例子是農村土地制度，土地承包製在許多地方變成了官員所有制，農民的利益並沒有得到保護，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但高層決策者還是要堅持“雙層經營體制”不變。據說中國的專家搞不懂這樣的事情是因為他們不懂“政治”。如果中國的公民乃至專家都面對一個搞不懂的“政治”，對這個政治難道不需要檢討麼？政治一定要讓人們搞懂，辦法是賦予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以公開、競爭和平衡的內涵。當然，這樣一個變革對中國任何一個專家或政黨都是沒有親身體驗過的，他國的目標可以參照，但他國的路徑難以模仿，我們顯然需要較長時間的探索才能實現這樣的變革。在這一點上，也許一般的治國專家不足以擔當使命，而需要更具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的領袖來運籌帷幄。我盼望21世紀的中國人心想事成。

現代社會是高度分工的社會，這包括政治領域的分工。一國人民都關心國家大事，連辛勞的出租車司機也關心十六大的人事安排，總歸不是正常的可喜的事情。一個美好的社會一定有許多標誌，其中一個標誌是必須有的，那就是少部分人去做政治，大部分人去“享受”政治，哪怕他們享受到不願意去投票的程度。可是，如果大部分人關心政治，也一定有不得已而為之的理由，只是這種情況的出現對真正有條件做政治的人士很難說是好事。人人都關心政治，政治家自己又怎能坦然地專注政治事務？看起來，我們不僅需要專家治國，更需要專家治國的社會政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