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學院4月30日消息披露，曾於2011年12月落選中科院院士的清華大學施一公教授當選2013年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此前的4月25日，他曾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外籍院士。

於是全職任教中國清華大學的施一公能當選美國外籍院士，卻為何偏偏落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相當大的興趣。

5月2日，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家自然基金委主管，中國科學報社主辦的科學網在頭條位置以《美科學院：施一公入選院士是因科學成就》為題轉載了新京報的報道《清華教授施一公當選美國兩院院士》。

報道說，2010年，兩位海歸科學家：施一公和他的好朋友、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在《科學》雜誌（Science）上聯合撰文，批評中國的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和科研文化問題。他們在文章中指出，儘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的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經費分配體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

他們認為，目前正是中國打破研究經費管理中各種潛規則、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時機，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起點是所有新的研究經費必須基於學術優劣分配，而不再依賴私人關係。但中國科技部隨即則回應稱，“這不符合事實”。

他們的批評引發了廣泛關注，而在去年中科院院士增選時，雖然施一公進入了預選名單，但沒能最終當選。同樣未能入選而聲明放棄申請中科院院士的饒毅，為施一公的落選而鳴不平。

但施一公就此事接受採訪時表示，在自己回國的目標中，從來沒有當院士這一條，他覺得一個學者如果把當院士作為終極目標，未免太狹隘了。“我回清華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做科研。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個重要環節。”

（清華教授施一公）

新京報並連線美國國家科學院採訪提問：美國國家科學院看重施一公在哪些方面的成就？

高爾文·莫莉（美國國家科學院新聞辦公室高級媒體官員）：很抱歉，這方面的信息要等到明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年度會議上才會公布。2014年4月26日-29日美國國家科學院在華盛頓召開年會，新入選的成員的入會儀式有可能是明年4月26日舉行，該年會的議程目前還沒有最終敲定，但是新成員當選的理由，年會上會公布。

新京報：美國國家科學院選擇外籍院士的標準和程序是什麼樣的？

高爾文·莫莉：新成員入選美國科學院，是為了表彰他們的傑出貢獻和持續的原創研究成果。由於新入選的成員是通過選舉產生的，所以不存在成員申請入會的過程和程序。此外，只有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正式成員才可以提交正式提名。提名遞交後會對被提名人進行廣泛和仔細審查。每年增選美國籍院士不超過84人，外籍院士不超過21人。

新京報：施一公是一位比較年輕的學者，美國國家科學院在選擇外籍院士時，會不會考慮年齡因素？

高爾文·莫莉：任何成員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都是因為他們的科學成就，所以年齡問題不是考慮因素之一。

新京報：施一公之前落選中科院院士，但成為了美國雙料院士，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

高爾文·莫莉：這個問題你需要去問中國科學院。

根據中國青年報北京3月22日電，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記者採訪代表委員中的部分中科院院士，也曾探究2011年中國院士評選中饒毅和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落選的真正原因。

中國青年報說2011年的中科院院士評選可能是近年來最受外界關注的一次，饒毅和施一公兩個學界明星的雙雙摺戟，引發了輿論對院士評選的熱議。兩人為何落選至今仍眾議紛紛，有持“國籍說”的，也有持“回國時間太短說”的，還有持“私人恩怨說”的。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圖/東方IC）

對於饒毅和施一公的學術水準，接受採訪的兩會院士都作出了正面評價，認為符合院士的標準。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稱：“我首先肯定，他們兩個都是非常好的科學家，就我個人而言，他們的科學水平是毫無疑問的。”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孟安明院士也說，對兩人的水平，“學術上沒有什麼可爭論的”。

某知名大學教授、中科院生科醫學部不願具名的A院士坦陳在院士選舉中給兩人都投了贊成票，“（他們）學術水平沒問題，國內的科學家也都認可”。

此前，美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也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饒毅是國際一流的科學家。他甚至表示，“其學術水平不僅遠在同領域的第二輪候選人之上，也高於部分院士”。

對於饒毅和施一公先後出局的原因，接受採訪的院士們認為第一因素仍是國籍問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院士章程”均明文規定，院士候選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

孟安明院士說，饒毅在教育部那裡是出了線的（饒毅屬於由歸口初選部門教育部推舉的院士候選人），他也參加過教育部投票，“但是事實上當時存在一點問題——他們的國籍，在推薦的截止期還沒有弄明白，雖然他申請放棄美國國籍，但是申請放棄，美國國務院那邊要正式通知，同意你放棄（才算數）”。

朱作言院士也說國籍問題“可能也有些影響”，“他們的中國國籍還在（辦理）過程當中。如果一年以前就完成了手續的話，我估計情況會好得多”。

（饒毅在實驗室工作。資料圖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2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委會秘書長曹效業回應，兩人落選院士與“國籍”無關。曹效業說施一公和饒毅的國籍沒有問題，並稱公安部給過一個函，說明從某年某月某日起，兩人具有中國國籍，但相關手續還沒有辦完，中科院學部主席團經過討論後，認定他們擁有中國國籍。

A院士說，雖然有部委出函說他們正在解決國籍問題，“第一輪大家還比較理解，認為他們正在辦手續，也許等到證實以後，國籍問題就應該已經解決了，所以第一輪投票過後施一公上去了。施一公上去的時候也是非常危險的，饒毅排在下面，就卡住了”，沒有進入第二輪。

A院士說，到了後面，大家對國籍這個問題還是有看法。“嚴格來說，沒有解決就沒有選舉資格。施一公到了下一輪，等到投票的時候大家一討論，國籍問題最終還是沒有解決”。

但據了解，施一公到第二輪投票時已經出示美國國務院國籍取消通知。

饒毅的博文指出，近十幾年來，生科醫學部還曾將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選為院士、且迄今仍有不止一位院士未放棄外國國籍。

饒毅還說在院士候選表上，他本人出示的是公安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證明”，上面有公安部鋼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八條規定，“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獲得批準的，即取得中國國籍”，“這說明復籍證明是唯一能夠證明入籍日期的法律承認的文件”。

除了國籍問題，在國內呆的時間太短、貢獻太少也被當做兩人落選的因素。

此前，中科院院士、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說，饒毅和施一公剛從國外回來不久，“能對中國科學做多大貢獻呢？關鍵在這一點”。
確實，《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也載明：“對於長期不在國內工作的院士候選人，在堅持院士標準的同時，還應特別考慮其對國家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事業發展所作的貢獻”。

饒毅2007年9月從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的崗位上全職回國，施一公2008年2月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的崗位上全職回國。

在饒毅落選後，施一公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個人認為饒毅的學術水平非常高。他不是高產型的科學家，但他的每篇學術論文分量都很重。”

（以下圖片主角均為施一公）

記者檢索到的數據顯示，饒毅2005年就帶中國國內研究生發表中國25年來第一篇《細胞》論文，2007年以後在《自然》及其子刊上發表文章4篇。

但有院士認為，在國外工作的人在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比在國內工作的人相對來講要容易一點，國內由於學術不端事件頻發等問題，導致國際影響大的雜誌對中國內地學者的論文評判標準更嚴，發表起來更難。“如果這樣的話，以後大家都不在國內好好做，跑到國外去，國外的條件好、氛圍好，我都去做好了再回來申請（院士），他這樣合不合適呢？”

還有院士說，學術水準如何，也不能完全靠論文數量，“全世界發表論文的人那麼多”。

孟安明認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還要強調對中國科學做了多少貢獻。“比如說，他在國內幹了十年或二十年，我們不說他發表了高水平論文，他有可能培養了高水平的學生。而且，他入選了，水平相對來講應該是比較好的。”從兩人回國時間看，“可能有的人覺得時間比較短。就是說對中國的直接貢獻，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A院士也透露，確實有些院士有想法，“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回國沒做多少事情，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他們回國以後不是踏踏實實地做事情，反而占用的資源太多”。“真正踏踏實實地為中國科技改變面貌的是一批比他們回來更早的人，當時並沒有跟國家提出多少要求的人，中國科技出現現在的局面不是他們兩個做了多少（工作）。”

此前，王曉東院士認為，饒毅對於中國科學發展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他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從1996年起，饒毅就協助推動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建立、合作建立和共同主持中科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協作建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種參與，不僅海外無人企及，國內也極少。

另有院士對兩人在學術之外的活動有微詞。

引起反響最大的是2010年饒毅和施一公聯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評論，說“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但在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中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協和醫科大學副校長曾益新院士認為“他們不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關注國家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發表過許多的意見和建議，對於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的觀點激發了大家的反思和討論，這無疑對中國的科學事業是有利的。”

但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卻有院士指責饒毅走“憤青”路線，稱他“高調”，“發幾篇文章好像就能解決中國的科技問題？他說的那些根本是不切實際的”。

對於回國時間短、貢獻少的說法，饒毅的博文不以為然：“不僅以前當選有時間短的，就是這次（生科醫學部）的第一名，回國（的時間）並不比我們長多少，而肯定比我在國內做事情的時間少很多，且他在美國不過剛剛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

饒毅博文指出，生科醫學部2011年度當選者，與往常一樣，多數做基礎研究，以科研論文為代表性成果。“施一公全職在國內發表的優秀論文遠多於中國任何科學家”，“有人提出不能以論文取人，而論文數量和質量遠不如他的人，並無論文以外的貢獻，卻當選院士”。

中國青年報另有報道說，饒毅和施一公落選中科院院士，引發輿論對院士評選制度的反思，是不是評選機制產生了問題。

中科院院士評選，所依據的文件是院士章程，具體操作則依據《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以下簡稱《院士增選細則》）。這些文件顯示，成為候選人後，院士評選大致可分為三輪：第一輪，產生初步候選人；第二輪，產生正式候選人；第三輪，投票選舉出院士。

饒毅“倒”在第一輪，也就是初步候選人名單公布的時候，他就出局了。

初步候選人的產生過程是，各學部常委會將本學部院士按專業劃分為若干評審組（每個評審組應不少於15人），同時將本學部的有效候選人亦按相應學科分組。接下來，先由評審組的院士對本評審組的有效候選人進行評審打分，然後，學部辦公室將評審組打分結果和初步候選人選票寄送到本學部院士。院士對本學部的全部有效候選人進行評審打分後將選票寄回到本學部辦公室。各學部常委會以評審打分結果確定初步候選人。

施一公則“倒”在後面一輪。通訊評審後，會議評審開始，產生正式候選人。會議評審的程序是，各學部常委會組織召開本學部評審會議，對初步候選人逐一進行評審。全體與會院士進行無記名投票，按得票數多少為序產生本學部正式候選人。

根據規定，最後，學部常委會組織本學部院士對本學部的正式候選人進行無記名投票選舉。獲得三分之二以上選票的候選人，按照本學部的增選名額，根據獲得贊成票數多少為序依次入選，成為新科院士。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副主任朱作言院士認為這一選舉制度“是相當完善的”。

他說，中國的院士選舉還有公示制度，這一點沒有哪個國家能比。“一些國外的院士到中國來，談到院士選舉的問題，他們都覺得中國的院士選舉相當嚴格”。“但是否某一點需要改進，我不談這個事”。

要求匿名的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生科醫學部A院士也說：“院士選舉是我知道的中國所做的所有事情裡面，可能最民主、最完善的。如果攻擊它的話，我覺得大家真是找錯目標了。”

饒毅也認為，科學院的制度設計和程序並非問題所在，“我覺得科學院院士的選舉，大體範圍內還是比較公正的”，“我同意程序沒有問題”。

朱作言院士認為，雖然院士選舉是個非常民主的過程，但民主就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人的意見就反映了這一時期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個看法對還是不對，那是兩回事”。“民主只是大多數人的意志，這個意志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有些是最優，有些是次優”。

但是也有院士對評選機制提出疑問，曾多次主持科研體制改革調研的中科院生科醫學部王志珍院士就是其中一分子。

有院士提到，中國院士的公開評選雖顯得透明，但也為候選人活動造勢甚至送禮拉票留下了空間。孟安明和朱作言院士都承認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他們又說“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做法會取得相反的結果”。

A院士稱，院士候選人送禮，“很多是變相的，比如說送茅台酒、好煙、保健品等，有的時候如果說覺得這個（候選）人他還比較能獲得認可的話，可能會有一點作用”。

如果候選人跟有投票權的院士完全不熟悉，他可能就會通過各種渠道讓院士去了解他，“肯定是每個想當選的人都會有這個做法，比如請他做個學術報告”。“因為好多院士跟候選人不是同行，很難判斷學術水準，如果關係拉得比較近，他做的工作講得也更清楚些，這種情況下，才能得到選票。不是簡單地說是買賣關係，我覺得這種情況是極少的，而且不太可能的”。

此前，饒毅就稱，現在很多國內生物學教授都不去聽生物學報告，但看到有院士作學術報告就去聽。A院士說，這是灰色地帶，“你說絕對不可以也不是，你說他沒有不道德的地方也不對，他是在拉攏感情”。

饒毅認為，拉攏感情是缺乏自尊。

另一問題在於，由於新學科的發展，院士對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不熟悉也容易導致問題，一些做得很出色的候選人可能因此被淘汰。如A院士就提及有些候選人所在領域可能讓大多數院士感到陌生。

美國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何毓琦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同行院士評審在美國院士評選中非常關鍵。由學部任命的同行評審委員會由30～50名院士組成，“所有新當選的院士都會受到鼓勵，加入同行委員會，服務至少3年，以保證委員會始終保持新鮮的想法和思想。同行委員會中會有兩到三位院士對每位候選人的學術領域和學術水平非常了解，能夠公開站出來為他講話”。

何毓琦認為：“在中國，學部根據院士投票結果對候選人進行排序和淘汰，這是一種非常機械化的淘汰制，可能會導致非常有價值的候選人被不公正地淘汰，沒有解釋也無權追索。”

資料顯示，美國科學院院士選舉完全是秘密進行的。候選人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整個過程就像諾貝爾獎評選一樣，接到電話才知道結果。

附1：經得起推敲的理想主義者施一公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010-12-28 錢煒

“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讓自己內心最深處得到安寧與滿足。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我今年43歲，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施一公，43歲，結構生物學家。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2007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華大學教授。2009年，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獲2010年賽克勒國際生物物理學獎。

作為中國實施“千人計劃”引進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資格也有能力站在國際水準的高度對中國的科研體制提出批評。他和饒毅今年聯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辭唿吁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體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

“我們在《科學》上寫這篇文章的唯一出發點就是希望中國科技界居安思危，改進體制和機制。”施一公不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從“挾洋自重”之類的角度去揣度他們。

一面在《科學》雜誌上公開指出中國科研體制的弊病，一面在這些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連續發表有分量的學術論文……

當鎂光燈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時，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並不像一些“學術明星”那樣光說不練，他在為公共事務鼓與唿的同時，從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興成為科學界有爭議的人物”

今年將施一公推上了風口浪尖的，是《科學》上那篇只有676個英文單詞的短文。這篇題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國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饒毅聯名發表。

此舉並非出於書生意氣或沽名釣譽。就在文章發表的當天，9月3日，他還與饒毅、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陳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學網的組織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專家學者開一個小範圍的研討會，討論人才引進的問題。這個會議還特意邀請了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參加，希望他們能將意見和建議帶回去。

施一公和饒毅發表在《科學》上的文章指出，儘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和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

有人質疑文章里為什麼只談缺點，避而不談中國已經取得的科技成就。對此，施一公解釋說，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許寫這麼長，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為中國實施“千人計劃”引進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席職位回到清華時，就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此後，他並沒有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由於在不同場合對中國的科研體制提出意見和建議，他的名字常見於各大媒體，名氣也更響亮。

這一趨勢在此次事件後達到了頂點。他和饒毅的聯名文章刊登後，立即被國內各大媒體轉載，在科技界也掀起波瀾。網上民調顯示:95%以上的網民認為科技體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幾十、上百個電話、短信和郵件，從大學校長到普通研究員，甚至還有在沙漠裡勘探石油的地質人員，他們都支持我們的觀點。”

儘管如此，施一公和饒毅還是承受到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有人指責他們“挾洋自重”，也有人說他們“自私、要奪權”。對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國近三年，親眼目睹、經歷了科技界的眾多於科技創新不利的潛規則，從心裡深處感到焦急。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唯一出發點就是希望中國科技界居安思危，改進體制和機制。”他表示，很不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從“挾洋自重”之類的角度去揣度他們。

當大家都在擔心施一公會不會因此而“倒霉”時，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關部委的多次邀請，請他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問題做諮詢或論證，“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長萬鋼邀請了包括他在內的一批科學界人士，就科研體制問題舉行座談，“會上氣氛很熱烈、融洽”。

然而，其後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體發表了一份正式回應，稱此文“與事實不符”，並指施、饒二人“承擔了我國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領域的科研項目，國家通過多個渠道對他們在科研經費和條件保障上給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饒毅不會再對此事做公開回應。”施一公強調說，他們的本意特別不希望將矛頭指向某一個政府部門，因為這是整個科研大環境的問題，不單單是哪一個部委或官員的問題。

“我很高興成為國內科學界‘有爭議’的人物。以我個人受些委屈，來喚起更多人對這件事的關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說。

“科研本身就是不斷糾錯的過程”

儘管回國後施一公把相當一部分時間花在科學界的公共事務上，但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本職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時候，施一公也保證用60%的時間來“泡實驗室”。按照他的說法，“每天早晨六點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趕在孩子們睡覺前給他們講故事，然後再回實驗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時。”

超負荷的運轉，給施一公帶來了學術上的豐收。2009年，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科學》上發表了首個對轉運蛋白晶體結構的研究。但此後不久，美國布蘭戴斯大學Christopher Miller的實驗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個類似蛋白的晶體結構，其結果與施一公小組的有所不同。於是，網上有人就此對施一公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和質疑。事情甚至驚動了國內科技界的一些着名專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組再次在《自然》上發表論文，進一步闡述了該轉運蛋白的底物識別和轉運機理，並糾正了之前他們自身以及美國研究小組的偏差。

說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於我們的分辨率偏低，數據質量有限，所以在允許出錯的範圍內，出現了一些偏差。而美國那個研究小組儘管用了比我們更高的分辨率，也還是照樣出錯。再者，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現、糾正過去錯誤的過程，這與學術造假有本質不同。越是前沿的創新研究，越容易出現偏差。這種學術爭論恰恰是科學發展最重要的原動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來炒作，這是中國現階段發展的一個怪現象。”

由於施一公領導的研究組在膜蛋白結構與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連續取得重大進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屆科協年會上，他與另外兩名科學家一道被授予“求是傑出科學家獎”。

“讓自己內心最深處得到安寧與滿足”

今年“兩會”開幕前，在總理與教育界的座談會上，施一公作了17分鐘的發言。“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如果沒有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全方位成為世界強國。而目前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的一個顯着差別是：國外的行政是服務於學術的，教授發言權很大；但在國內，行政對學術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與“高校自主權下放”這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最終這兩句話出現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人才培養是施一公的一大夙願。他早在回國時就說過，回來最想做的事，就是教書育人。他的這個院長也當得與別人不大一樣——只負責人才引進與人事制度改革，別的統統不管。

“過去三年，我參與面試了80多位申請者，最後有40多位海歸全職回來建立他們的獨立實驗室。這些人的到來，改變了我們的學科布局，增強了清華在這一領域的實力。同時，與國際接軌，實行終身教職制度。”對此，施一公解釋說，具體的操作辦法是等這些人員回國滿6年之後，將他們的工作成績交由國外的同行專家評議，以避免國內的潛規則，如果通過，即獲得終身教職。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帶的實驗室培育了一批優秀的博士生。他們將成為今後國際結構生物學界的中流砥柱。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學生們怎樣在《科學》雜誌上發文章，而是教他們怎樣做研究課題，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培養。”

回國三年來，儘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艱辛，言談間施一公也有流露。於是記者不禁問：“您在回國前，難道不知道國內的情況麼？”

“當然知道！”他回答得很乾脆，“但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讓自己內心最深處得到安寧與滿足。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從科技體制到大學建設，各方面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我今年43歲，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附2：中國的科研文化

作者：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院長 施一公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院長 饒毅

來源：科學時報 2010-09-03

科學時報編者按：施一公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院長，饒毅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院長。近日，兩位科學家聯合撰文，討論目前中國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他們在文章中指出，儘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沒有對中國的科學和研究起到應有的強大的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他們認為，目前正是中國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種潛規則、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時機，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起點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須基於學術優劣分配，而不再依賴私人關係。

此文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學》雜誌上以社論形式發表。

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過了中國最樂觀的科學家們的預期。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而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這些問題部分歸結於體制，部分歸結於文化。

儘管對於一些比如由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資助的小型研究經費來說，科學優劣可能仍然是能否獲得經費的關鍵因素，但是，對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巨型項目來說，科學優劣的相關性就小多了，這些項目的經費從幾千萬元到幾億元人民幣。對後者而言，關鍵問題在於每年針對特定研究領域和項目頒發的申請指南。表面上，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畫“國家重大需求”；然而，項目的申請指南卻常常被具體而狹隘地描述，人們基本上可以毫無懸念地意識到這些“需求”並非國家真正所需；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員任命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編寫年度申請指南。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並與他們合作。所謂“專家意見”不過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

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僅壓抑了創新，也讓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係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中國大多數研究人員常嘲諷這種有缺陷的基金分配體制。然而，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卻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認為除了接受這些慣例之外別無選擇。這種潛規則文化甚至滲透到那些剛從海外回國學者的意識中：他們很快適應局部環境，並傳承和發揚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國，相當比率的研究人員花了過多精力拉關係，卻沒有足夠時間參加學術會議、討論學術問題、作研究或培養學生（甚至不乏將學生當做廉價勞力）。很多人因為太忙而在原單位不見其蹤影。有些人本身已成為這種問題的一部分：他們更多地是基於關係，而非學術優劣來評審經費申請者。

無須陳述科學研究和經費管理中的倫理規章，因為絕大多數中國研究界的權勢人物都在工業化國家接受過教育。然而，全面改變這一體制並非易事。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選擇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變的人們則持“等待和觀望”的態度，而不願承擔改革可能失敗的風險。

儘管路途障礙重重，科學政策制定者和一線科學家們都已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目前科研文化中的問題。它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藉助於研究經費增長的態勢和日益強烈的打破有害成規的意願，現在正是中國建設健康科研文化的時刻。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起點是基於學術優劣，而不是靠關係，來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種新文化能夠而且應該成為一種新系統的頂梁柱，它將培育而不再浪費中國的創新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