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是所有與經濟有關的理論的一個核心詞彙，卻也是人們通常沒有或甚至不在乎去解釋清楚的一個概念。但是，人們對於財富的理解不但影響着人們對於經濟的理論認識，而且會直接影響到現實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不但是因為財富的分配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指標（因而對於財富的不同理解會直接影響人們對於社會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判斷與述求，以及對於自己的利益的爭取與保護），而且還直接關繫到人們如何去積極地創造社會與個人的財富。

就象其它很多被哲學家或其他專業人員專業化了名詞一樣，財富一詞的任何專業性的意涵都有着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基礎。在前面的引言中我曾提到，與我們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最密切相關的經濟好壞的含義恐怕應該是資源的可支配性，而這種可支配性又直接與資源的可獲取性相關。與之相應地，日常生活中人們通常用所擁有的物質資源或金錢來表示財富的多少。對於個人或家庭來說，這種用物質資源或金錢衡量財富的方法確實符合人們心目中對於財富概念的基本認識，不存在什麼問題；但是對於社會來說，這種簡單的衡量就存在着一些基本的缺陷。這不但是因為被作為流通貨幣的金錢本身並非純天然物種，而是人工製造的產品，更是因為它的社會價值與它的材料價值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別。因此，當一個富家弟子可以用他們家銀行賬號里的數目來向未婚妻誇耀自己的財富時，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元首卻不能用自己國家印鈔票的速度來誇耀自己國家的富有。

所以，金錢的數量所具有的財富的價值對於個人與社會來說的意義是不同的，這種不同的意義是理解現代社會的財富及經濟意義的一個關鍵。遺憾的是今天的經濟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雖然深知金錢對於個體和社會來說的不同意義，卻未能對這種差別背後的經濟哲學意義表現出充分的理解。2008年也就是最近的一次所謂金融海嘯爆發的那一年，以與哈耶克齊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Ludwig von Mises命名的Ludwig von Mises學院的網站上還貼出了該學院的創始人之一已故的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哲學家Henry Hazlitt在上世紀中葉寫的一篇題為“流通速度[1]”的文章。文中通過對Irving Fisher於1911年提出的貨幣量化理論[2]的批判得出結論說貨幣的流通速度只是市場經濟的結果而不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影響。從今天的世界經濟實踐看來這一結論的錯誤實際上是相當明顯的，不過這與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反對經濟的宏觀操控的思維是非常一致的。由於這篇文章的論述及其影響本身涉及到一些基本邏輯思維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以及被對哲學普遍冷感的社會大眾所忽視了的哲學思維對於關繫到他們的切身利益的社會經濟的影響，我打算專門寫一篇文章來對之進行評論。我這裡提出這個例子是因為這篇文章及其作者在今天主流世界的經濟學理論中所具有的代表性，而他的錯誤本身表明了人們對於金錢的財富意義的認識上的欠缺。這種欠缺並非是自由主義學者們所專有的，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者們也同樣沒有表現出對這裡的哲學意義的深刻理解。這種欠缺主要還不是體現在理論論述上而是在這些專家們所主導的世界經濟的決策以及所導致的經濟現狀中。以目前美國的QE來說，雖然是對量化理論的實踐，並體現了美元與一般貨幣的價值不同之處，但是很顯然那上萬億刀的金錢花得並非很有效，這一低效的背後也有着相應的哲學原因。這都是另話，在這裡舉出來都是為了說明金錢與財富的意義之重要。

實際上，如本導論的前言與第一章中所說明的，金錢的一個基本的社會功能是在利益的驅動下通過流通來調動社會的人力和物力的資源從而產生社會的變化（對於黑迷們來說，這是運用黑格爾的becoming概念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正面的以及負面的變化（取決於金錢的運用本身）。對於金錢的財富意義的認同既是金錢具有上述功能的前提也是金錢的上述功能發揮的結果。人們首先要認同金錢所具有的財富價值，才會同意用物質或服務來與金錢進行交換，從而使得金錢的流通得以實現，而由於金錢在流通過程可以為金錢的擁有者換來物質及人力的資源，所以便強化了金錢所具有的財富價值。

這種對於金錢的價值作為流通的前提和結果的認識並非毫無意義的同義反覆，因為正是這種雙重關係決定了在市場經濟中金錢的社會價值的形成的動態的歷史建構過程，而這種建構包含了社會宏觀層次與個體微觀層次的兩個並行的建構過程。從社會宏觀來說，金錢（或具體的貨幣）的價值的社會認同性取決於它的社會功能。但是，即便人們都認同了金錢的財富價值，一旦金錢失去了原有的調動物質及人力資源的能力，它的價值就會降低。這種動態特性本身就使得金錢的價值與無形的社會經濟潛力發生了關係。這也是世界各國從當初所謂的金本位轉為FIAT貨幣的原因。實際上由於重金屬本身的價值也是一種社會的認同，所以即便貨幣的價值與某種重金屬掛鈎，真正決定它的實際價值的還是它可以用來調動物質和人力資源的能力而不是背後的那個重金屬的市值，儘管重金屬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值本身可以為局部貨幣價值起到某種程度的調解作用。

從個體微觀的層次來說，金錢的社會價值表明了社會對於個體及其社會背景（如家庭）所經歷的歷史過程的承認。今天的一位富翁既不需要擁有成群的牛羊和遍地的廠房，更不需要身體力行地去每天掙的他的財富，他銀行賬號的數目或所擁有的其它形式的金融資產，不論是他自己掙來的，還是其它的合法途徑得來的，都是他的財富，這本身是人們對於個人及其背景的歷史經歷的承認。雖然在現代社會人們這種對於財富的歷史合理性的承認需要受到法律的保障，這種承認本身實際上還超出了法律的認可：只要沒有被法律否認，人們所擁有的金錢的歷史的合理性通常都會得到承認，甚至被法律否認了的擁有的合理性（如犯罪集團所擁有的金錢）也同樣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承認。

很顯然，金錢價值的上述兩個層次上的建構過程是彼此關聯的而不是相互獨立的。那個微觀層次的個體建構範圍本身也是相對的，可以是一個個人的財富積累過程，也可以是一個家庭，一個公司，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財富（諸如美元之類的所謂硬通貨）的積累。金錢的價值的這種與社會經濟潛力直接相關的宏觀與微觀的建構特徵使得它所具有的能量可以遠遠超過局部的物質資源與人力資源的潛力。自然資源貧乏的日本國民可以享受自然資源豐富的很多非洲國家的國民所無法享受的物質資源，西方某大老闆的金錢可以輕易地調動某經濟落後國家的礦產及當地的人力資源來為自己服務，這些本身都表明了這種通過歷史的過程建構起來的反映了世界性的經濟潛力的金錢的價值。

一提到西方列強與落後國家的關係，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經濟力量背後的軍事力量。其實，軍事力量本身不是獨立的，它與經濟力量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如本導論第一章指出的那樣，經濟體系是一個開放的體系，而所謂的政治體系是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對經濟的發展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的狀態也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和制約，而作為政治力量的一部分的軍事的力量雖然有它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卻也不可能完全與經濟脫鈎。另一方面，經濟也並不總是與軍事直接掛鈎，而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中直接起作用的更多的是在歷史中建構起來的由金錢來表示的財富的意義。

當然，雖然在現代世界性的市場經濟里金錢所具有的財富價值可以遠超出局部具有的實際物質和人力資源，金錢的財富意義也不可能完全與現實中的物質與人力資源無關。這是因為如前所述，物質和人力的資源的調動是經濟的基本意義，離開了這個基本的意義金錢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另外，在市場經濟中，不但一個人本身所擁有的物質與人力資源可以被出售用來交換金錢，而且它們也是用來創造更多的財富（利潤）的資本。

對於具有思維情感的人類來說，即便是最原始的財富的意義也具有了相對性，因為不同的財富在不同的人的手裡的價值可能不同。但是，複雜的社會結構，尤其是以貨幣為計量和流通手段的複雜的經濟體系的建立，大大增加了財富的相對意義。比如，今天美國的一個最底層的小時計時藍領工人的每月所領到的工資的總額換算成很多小國家的貨幣的數額的話恐怕要超出那裡的小康的月收入的很多倍。但是，如果因此而象很多對經濟的相對意義缺乏了解的人常喜歡進行的對比那樣地認為紐約的一個小時計時藍領工人比其它國家的小康還富有的話，那就是笑話了。這不但是因為按照局部物價來折算的話，紐約當地的最底層的小時計時工所能享受的水平恐怕根本無法同一些經濟水平相對落後地區的小康的實際物質生活水平相比，而且因為紐約的最底層的小時計時工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要花費在生活必須品（如住房，飲食，交通等）上，因而收入的積蓄相當有限，而且因為那種他可以拿着紐約的收入去過經濟水平相對落後地區的生活的假設本身是不成立的---他不但無法承受昂貴的旅費而且到了那裡也將坐吃山空---所以他們之間的財富的價值就根本無法用所擁有的金錢的絕對值來衡量，而是要以所能獲得的物質與服務的質與量來進行衡量。

其實，決定財富的相對性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們的需要（利益）所具有的結構特徵。在自然科學中，當我們把一個理想點展開為一個線或面的時候，我們就說所研究的自然問題具有了局部的結構，對於這樣的結構的考察往往會帶來與建立在點的模型之上的近似理論非常不同的結論。同樣，要想對於社會問題，尤其是偏離了理想的絕對狀態的相對性有所認識，我們就有必要對於最基本的相關結構有所了解。與人的財富的相對性相關的就是人的需要的基本結構。前面我已經提到了基本的生存消費使得紐約的最底層的藍領計時工的生活水平無法與經濟水平相對落後地區的小康的生活水平相比，而昂貴的旅費和到新地方的安家費又使得在紐約掙錢到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地區生活的假設很難成立。

但是，也有人會說由於紐約的整體基礎建設與日常科技比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地區發達，因此即便是相對貧困的人的生活質量也高於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地區的有錢人。這種說法雖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的合理性本身也受到人們的基本需要（利益）的結構的限制。也可能在經濟水平相對落後地區的一個小康出門要乘坐擁擠的巴士或破舊的的士或自己駕車行走在顛簸的土路上，而紐約的底層人士出門可以使用發達的地鐵系統和乘坐舒適的巴士；但是，這隻反映了人們的需要結構中的某個方面，而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比如，那個出門需要行走在顛簸的土路上的小康可能衣食無憂，而紐約的窮人卻可能要為了糊口而掙扎；那個生活在雜亂環境中的小康的孩子可能會享受很好的私人教育和生活環境，而紐約的窮人家庭的孩子卻可能因為父母終日操勞而缺少家庭的教育；那個生活在雜亂環境中的小康由於其相對於當地人的資產的豐厚，可能很容易得到開創企業的原始資本，從而很快通過自己的相對財富建立起的企業的盈利而積累起比紐約的富人都不差的絕對財富來，而紐約的窮人的這種機遇相對於經濟水平相對落後的小康來說可能就要小得多。

從上面一段的討論中我們也可看出，財富的相對意義不僅僅局限於簡單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利益）的結構上，更體現在相對競爭的意義上。人們一般都知道，生活中與自己發生競爭的往往首先不是遠方的對手，而是身邊的同事或朋友。雖然公司的對手可能會減少公司的利益，但是身邊的張三才是會直接影響李四的獎金與升職的威脅。儘管各種社會文化會要求大家與周圍的人彼此團結而不是彼此爭鬥，但是在現實的利益面前，誰都會對於實際利益的得失非常敏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3]就是這個意思。現代化的諮詢手段與團隊作業方式並沒有減弱人們彼此之間的競爭，恰恰是通過日益發達的多維文化不斷地喚醒人們的競爭意識。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不但對於社會經濟生活與競爭中的相對機制缺乏了解，甚至常常要通過各種一廂情願的方式對這些相對性機制進行欲蓋彌彰的掩飾，這樣的做法只有更加加劇由於經濟的相對性所帶來的負面的效應。

當然，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困擾着人們的是周圍的競爭，在一個開放性的社會中，同行業或不同行業之間的競爭，不同社會等級和階級之間的競爭實際上也直接影響着人們的日常生活水平。尤其是當1%的人占有90%的財富時，如果經濟學家們還不把實際的相對經濟結構納入到他們的經濟模型中，而以所謂的平均收入來作為社會經濟的指標的時候，那樣的經濟理論將隨着平均收入本身而失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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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相對論導論---第四章 自私的經濟和無私的公德
• 經濟相對論導論---第三章 經濟中的對立面
• 經濟相對論導論 --- 第二章 經濟好壞的相對性
• 經濟相對論導論---第一章 利益和流通---經濟動力學最基本的
• 經濟相對論導論---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