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懷考博風波，引起社會對博士生招考制度的討論。作為一個法學家，朱蘇力因為偶然的原因成為事件的中心人物。這是朱先生的不幸。

　　朱蘇力應對社會批評的主要思路是：中國的研究生選拔制度有問題。考博制度必須轉向選拔優秀人才。學者應有選擇人才的權力。如果連這樣的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將來誰還敢面試淘汰學生？什麼是學術自由？就是要包括學者有權選擇人才組織自己的研究隊伍的權力。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兩回事，這就是他為什麼基本認可中國目前的研究生選拔制度的根本理由。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比較理想的教師，有更好的學術傳統和學術評價機制，也要有一個能夠理解這些學術制度利弊的社會環境。這些情況現在還解決不了，所以，從目前來看，面試只占30％是可以接受的。這是朱蘇力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的言論。大體可以說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這個事件所以會引發一定的社會震盪，其實並不是針對朱蘇力本人的人格和道德而來的。問題的症解在於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如果繞開了這個問題，其他就不好談了。應該說，作為法學家，朱蘇力為自己行為辯解的理由初聽起來都有道理，但細想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第一，中國的教育當前還是壟斷性的。在這個前提下，還不可能出現理想的選拔人才的制度，特別是選拔人文學科的人才。美國博士導師的權力所以很大，建立在幾個前提下。一是高等教育不由國家壟斷；二是民間科研機構大量存在；三是社會建立在誠信基礎之上；四是博士資格並不成為人才向上流動的剛性條件。而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這些理想條件。在當前的社會背景里，筆試可能是惟一較好體現公正的制度。至於這種制度是不是能選拔出最好的人才已不重要。因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基本不承擔選拔人才的職能，它承擔的是養成資格的作用，特別是對於人文科學的人才。

　　第二，朱蘇力總強調他在努力選拔人才，其實是偷換了概念。因為考試只能觀察素質和訓練。一個人在獲得專業成就之前，不能說是人才。只能說有成為人才的可能，或者說具備了成為人才的條件。中國社會重要的不是成為人才，而是取得資格。中國名校的作用主要在這裡。資格比才能重要。這是中國特色。選教授第一，選學生第二。

　　第三，在當前，決定人才的剛性條件是你得在國家的體制裡面，尤其是人文科學領域。不必諱言，在許多時候，真正有才能的不一定能進來，同理進來的也不一定就是人才。我們的社會科學的評價體制是國家至上的，不必顧及社會的影響和評價。國家壟斷一切教育與研究資源的結果是，壟斷的方法和技巧本身成為最重要的才能。具有這種才能人的人，不但通常被以人才對待，而且成為評價人才的主導力量。

　　第四，朱蘇力在回應社會對他的批評時，沒有坦誠面對社會普遍存在的潛規則問題，而以道德楷模出現，更激起了眾人的反感。中國人都懂得天理、國法和人情。法律存在的基礎不是法律，而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你不能用了人情，又要強調國法。標準有時候分不出絕對好壞，但人不能只用對自己有利的標準。

　　話說回來，現在博導的權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在這方面，我倒感覺有關部門還是清醒的。至少他們還知道那些博導也是常人。在缺乏憲政體制保障，又沒有形成學界自身約束道德，更沒有養成內化為行業風俗的基本習慣環境下，博導的權力邊界越不清晰，越容易把好事辦壞。趕快收緊博導選擇人才的權力，適度放開人才向上流動的剛性約束，可能是一個思路。胡適早年想出的辦法是尊重同等學力，以防止作偽。因為博士的價值是由許多約束條件決定的。君不見，因為強調幹部的高學歷，不出幾年，如今想走仕途的青年，哪一個沒有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