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做企業諮詢的角度說，由於接觸的中外企業非常多，所以能對中外企業的現在的競爭力狀況有一個客觀的估計。可以這麼說，中國的企業唯一的競爭優勢就是勞動力價格低廉。如果說再要找什麼優勢的話，那就是某些地方官員為了一己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做出的有損全體國民的私自減讓或優惠措施。除了這兩個優勢之外，人們很難再找出其他的優勢了。中國的市場大，這也是吸引人們投資的地方，但這並不構成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之所以“抵制日貨”喊了多年而不得行，就是因為日本產品要比中國產品質量好（整體而言），任何一個明智的消費者如果不顧理智而硬要抵制日貨的話，那麼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損害者。因為對消費者剩餘的損害太大（國際貿易的概念）。

那麼為什麼日本的產品質量要比中國的好呢？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教育要比中國的好，所以日本能培養出高素質的勞動力，因此雖然日本的勞動力價格很高，但日本產品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強的競爭力。

什麼是高素質的勞動力呢？讓我舉個例子。前年曾經炒過一陣子的，就是一個記者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受到了所在的出租車公司的嚴酷盤剝，把事實上的合作關係（出租車司機要出錢買車的，是投資行為，所以應是出租車公司的合伙人）變成了僱傭關係。那個報道雖然引起了出租車司機的強烈共鳴，但最終還是不了了之了。但這個事情很有意思，我出於個人興趣又做了一些了解。了解的結果是我認同現在的管理模式（或者說剝削模式），為什麼呢？就因為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的整體素質太低，說難聽點這種剝削模式就是他們自找的。最初北京的出租車管理很寬鬆，92~97年期間可以說是出租車司機的黃金期，每個出租車司機每月的收入都在3千元以上（保守估算，高的5、6千都不止），供小於求，所以司機師傅們都很牛，路遠的不走，路近的不走，乘車多要錢的，不找錢的，繞遠路的，打罵乘客的，層出不窮。一句話就是職業成熟度太低。這種情況太多了，影響首都的聲譽，所以最後就出台了一個出租管理辦法，把這些出租車都統統管起來，出租車公司完全可以說是白手起家，或者說是空手套白狼，但這是政府默許甚至鼓勵的，他們就充當了政府整治出租車的打手一職。現在的出租車狀況比以前好太多了，對乘客來說，如果有拒載或者繞路的情況，只要乘客一舉報，出租車司機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當然這對於那些一直就奉公守法的出租車司機來說是冤了點，但誰叫整個行業素質不行呢？所以雖然那個報道揭露了很多問題，但他沒有接觸到司機的勞動力素質這個本質問題，所以就沒有結果，讓不明白的人都在置疑現有的管理制度的不合理之處，而看不到這個制度最合理的地方究竟在哪裡。

再說一個例子。小日本的很多所謂的文化的東西都不折不扣是從中國學的或偷的，比如筷子，比如紙扇，比如茶道，比如宣紙。但在國際上給別人的感覺這些東西都是日本的，反而中國的這些東西是不倫不類的。為什麼這樣呢？美國迪斯尼樂園有個Magic Kingdom,裡面有各個有代表性的國家的園子，有中國的，也有日本的。中國園和日本園裡都在賣本國出產的一些能代表本國特點的東西。筷子就是兩個園都在賣的，但你只要逛過這兩個園對比之後就會發現，日本的筷子遠遠比中國的精緻，更合老外的口味。就是說，在筷子這種最沒有技術含量的產品上，中國產品又遭到了失敗。這反映出來的問題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我們沒有培養起有競爭力的後備人才。我們的小學教育是失敗的，我們的中學教育是失敗的，我們的大學教育是失敗的，我們的研究生教育也是失敗的。原有的教育是培養馴服工具，教育產業化之後則是把教育變成了某些人致富的工具。不管怎樣，教育是新中國55年來最大的失敗，是對中華民族最大的欠債，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體現之一就是全面占據領導職位的40~57歲的這一撥人是中國近百年來各年齡段中素質相對最差的一撥。當然這也不能怪他們，他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們現在又是對中國發展進程中施害者。這無疑是可悲的。中國的教育若要有希望，須得等到這批當權者全面下台。而這沒個10年20年是辦不到的。我們只有等待。

陳毅當然對文革的評價是“貽害二十年”，現在看來，他的評價還是太過理想化了。在我看來，兩個二十年都不止。

在這樣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到底還有多大，都必須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