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史學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不僅“中國歷史中的儒法鬥爭”的主旋律遭到擯棄，而且對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調。有幾次在預料到我會持否定意見的情況下，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去評論儒法鬥爭。如同我們的中國同行現在看到的，在“四人幫”控制下(特別是從1973年到1976年)，中國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幫”的“那伙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並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孔子先是與周恩來掛鈎，接着是鄧小平，最後是華國鋒。秦始皇與毛澤東，漢代的呂后和唐代的武則天與江青，法家與“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儒家與部分老一輩革命家，也都劃上了等號。因此，“影射史學”一詞被用來描述“四人幫”直接影響下所出版的“歷史”著作的特徵。

反“影射史學”運動幾乎在“四人幫”垮台後就立即開始了。據我所知，“影射”一詞最早見於1976年10月份那期《歷史研究》。自從“文革”後期復刊以來，《歷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這份專業刊物呈現出非常嚴重的症狀，大多數文章採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簡要評論所批評的:“(那伙人)借古諷今，影射比附，弄虛作假，斷章取義。”在我們訪問中國時，這場運動正有聲有色地進行着。從私人交談中，我得知“四人幫”在北京、上海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寫作班子，分別以梁效(與“兩校”諧音)和羅思鼎(與“螺絲釘”諧音)為名發表文章。這些人對濫用影射史學也負有很大的責任，其中，楊榮國、趙紀彬、周一良、劉大傑尤值關注。

 最近一位中國作者披露，“儒法戰線的鬥爭”這一論題最初是由楊榮國提出的，1972年底楊在共產黨的機關刊物《紅旗》上發表了題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領域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文。從此這個論題被極度引申，以至於“文革”被解釋為儒法鬥爭的延續。從《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初學集》等早期著作的質量看，楊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三流的普及者和綜合者。沒有跡象表明他曾在鑽研原著的基礎上，從事過專題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話似的成了國內(乃至於國際)中國史方面最富權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幫”時期，由他主編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訂版)比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更具正統性和權威性。而且廣東、廣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許多地方邀請他去群眾大會上作反孔演講。然而，公允地說，楊後來的一些觀點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淵源。例如，春秋時期“禮”、“法”鬥爭的問題，孔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代言人和韓非子是新興地主階級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現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一書中。唯一的區別是早期這些論題沒有因服務於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極點，可能因為他強烈反孔和贊成法家，所以“四人幫”選他充當官方史學家。據可靠消息說，他死於1978年，那時他已名聲掃地。

 趙紀彬與楊榮國不同，他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家”。在反孔運動中，他尤以他的“發現”出名。他發現了歷史上儒法路線鬥爭的最早證據—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殺了少正卯。在《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的專題論文中，他試圖大膽地證實最初出現於《荀子·宥坐》中的這個故事。通過多種形式的文獻學歪曲和對原文的曲解，他聲稱已確證“史實”:孔子任魯國司寇時，處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驅”。還有意思的是，在討論此問題的眾多作者中，趙稱讚楊榮國最接近問題的真相。最近曝光了一些內幕，據說在反孔運動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覺得需要找一個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開從孔子時代到現代兩條路線鬥爭的中心論題。法家直到戰國才出現，時間太晚，無法適應政治需要。趙對少正卯問題的研究恰好填補了.‘四人幫”政治空論上的缺口。出於同樣目的，1974年趙還修改了他的《論語新探》。正如他在修訂本的後記中所講，他拋棄了較早的看法。以前他認為孔子思想中有“進步”一面，也有“反動”一面。後來他得出結論，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動的，所有方面都趨向於“復辟”。這裡，政治上的暗示和趙的評論中與現代的關聯，都太明顯了，不會被忽略。然而，由於趙的著作總是採用語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從未得以流行。幸運的是(現在看來是不幸)，他在“四人幫”團伙的青年人中發現了一個叫唐曉文的有力普及者。基於趙的“學術發現”，唐寫了許多爭鳴文章，借孔子攻擊周恩來。例如，他對趙《論語新探》裡的一個章節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體人民的教育家?》，顯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針當作活生生的靶子。趙也是由唐於1973年6月引薦給江青的。

 周一良是哈佛培養的史學家，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1945年卷八上發表的《中國密教》和《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充分顯示了他淵博的學識。我早已得知他投靠了“四人幫”，但直到來中國，才知道他捲入“四人幫”政治中有多深。他是最受江青信賴的主要學術顧問之一和“四人幫”在北京的寫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員。1974年他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關於諸葛亮的法家路線，另一篇關於柳宗元的《封建論》。據最近一位作者說，後一篇尤受江青賞識，因為文章正好包含了針對軍區司令的信息，即他們必須服從“四人幫”的集中控制。對諸葛亮的研究也是為“四人幫”的政治需要服務的，他得出的“教訓”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線”，就可以很快創建一個統一帝國，而他指的“法家路線”就是“四人幫”的“革命路線”。顯然，在質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為“影射史學”的興起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劉大傑是上海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家。因為借武則天頌揚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錯誤。《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冊是以儒法鬥爭的觀點來系統闡釋整個唐代文學發展的。第二章第二節則全部留給了武則天時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將初唐的文學成就歸功於女皇的法家政策，並且在唐代文學史上為她保留了極高的位置。在論述古文運動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採用的理論框架是，“進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運動最重要的領袖，而“保守的儒家”韓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驚的是，作者採取歪曲事實的手段，企圖證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論文中聲討過周公。在這種情況中，周公無誤地是指周恩.來。最近，劉大傑的著作作為“影射史學”的典型而受到嚴厲批判。

 反“影射史學”的運動大概要占用中國學者幾年時間和精力。為了在中國史領域中開始新的耕耘，必須首先清除關於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錯誤觀念，這種觀念的影響既深且廣。在過去的三年裡，關於孔子、荀子、秦始皇、董仲舒、武則天、柳宗元、韓愈、王安石、蘇軾、宋江、王夫之等人，發表了大量論文。換言之，中國學者用大量時間只是為了清除“四人幫”時期對中國史學產生的影響。

我與中國史學家的接觸非常有限，就好像是奔騰咆哮的黃河巨流中的一滴水珠。當然，即使是河流中跳動的一滴小水珠，它也能反映出目前河流的某些狀況。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在結尾部分我冒昧地發表一些個人的評論。

反“影射史學”運動中，不難看出中國歷史學家的熱誠和嚴肅，他們把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就喪失了的理性帶回歷史研究中。所有跡象表明，中國的史學家已開始重新意識到，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應該始終保持一段適當的、有利於彼此健康發展的距離。把歷史上的孔子和現實聯繫起來，不僅危害歷史學科，而且對於歷史所服務的社會事業也是災難性的，這一點已得到證明。

但是，此項運動僅處於萬里長征的開始階段。多年來的實踐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為史學家和普通大眾的一種思維習慣，某些歷史人物已和某些現代人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需要花時間去消除這種妄加比附的習慣。譬如，當人們讀到某些作者批評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痴呆或偏執狂而犯錯誤時，不自覺地會懷疑誰是真正受批判的人。

最近對武則天在初唐的作用進行再評價時，也有一些人傾向歸咎於她年老多病的丈夫，並對她淫蕩的個人生活提出嚴厲的批評。暗示太明顯了，用不着解釋。

在我看來，影射史學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的政治現實和理論中，中國共產黨內部派別之爭的激烈化使歷史成為政治的武器。於是吳晗為彭德懷將軍辯護，寫了《海瑞罷官》。戚本禹借反對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投降，攻擊劉少奇和所有那些遭國民黨逮捕後寫“自白書”的黨員。無論在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期，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歷史被用作黨派鬥爭的武器，顯然不是什麼特別新鮮的事。正如荷蘭歷史學家格爾講17世紀的西歐:

在那些政黨分歧凌駕於公眾生活之上的國家裡—在英國，在荷蘭共和國，確實是為了歐洲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間鬥爭的目的—人們翻來.覆去地查找歷史，以獲得支持己方的材料，或懷疑對方過去的所作所為，或敗壞對方已故領袖的名聲。可以想到，沒有一件事後世會不知道;但17世紀黨爭的政治混戰中所採用的方式和歷史影射、闡釋所占的比例，今人看來仍似乎感到驚訝。

當然，如果格爾能活到見識“四人幫”控制下的中國歷史被當作武器的情況，他也許一點也不會認為17世紀的事情值得驚奇。

影射史學的思想根源在於古為今用的觀念，事實上，前者是由後者的實用方面產生的直接後果。但不幸的是用過頭了，步人了歧途。另一方面，也應指出的是，古為今用的觀念從1950年代產生以來，就未得到明確的解釋。總的來說，為短期的政治目標服務的動機，促使史學家直接選擇有用的事實，不可避免地會將歷史的學問轉變為政治的宣傳。

“四人幫”控制下的歷史革命與美國1960年代新左派激進的史學非常相似，注意到這點很有趣。新左派激進的史學家也搜尋有用的歷史，“但其結果既不合用，又違背歷史”，費希爾的這個評論很恰當。費希爾關於美國新左派激進史學家的看法，同樣適用於中國“四人幫”手下的那些“革命”史學家:

總有許多史學家，他們更關注真理和他們在一起，而不是他們和真理在一起。這種態度不是任何流派或任何一代人的專利。但無論它出現在歷史學術活動的什麼地方，其內容都是可恨的，後果都是可怕的。將史學衍變成宣傳工具，簡直就是在毀滅它。利用史學的問題不解決，就將顛覆史學，因為由此產生的根本就不是歷史……而且，“新左派”史學家現在出產的“有用”的歷史不討人嫌，因為它內容上是激進的，儘管其方法論上極其保守……許多新的好程序設計現在正處在發展過程中—這些設計會更接近於客觀現實的理想。但在激進史學中很少看到它們，因為激進史學是印象式的，技術上不複雜，概念上也無原創性—舊概念只在細小的方面得到調整。

唯一的區別是，古為今用的觀念在中國遭到如此無情地扭曲，以至於產生了影射史學。

毫無疑問，中國歷史學家反“影射史學”是發自真心的。但是只要作為“影射史學”前提的基本意識形態未經檢驗，就恐怕不能說取得了完全勝利。因為“古為今用”的觀念不充分釐清，就很容易導致用過去比附現在的謬誤，而“影射史學”只不過是其表現形式之一而已，雖然可能是最惡劣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