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大學，起源於歐洲，至今已經有大約八、九百年的歷史，占歐洲文明史的大約三分之一。歐洲最早的大學，如波倫納大學和巴黎大學，都是自發形成的，所以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的誕生日期。一般認為，波倫納大學誕生於十一世紀後半葉，巴黎大學則在十二世紀中葉左右具有了雛型。在此之後，英國有了牛津、劍橋大學，德國有了海德堡大學、萊比錫大學。到十五世紀，西歐大約有80所大學。1636年，英國移民在到達北美洲之後的第六個年頭就仿照英國劍橋大學的一個學院建立了哈佛大學。

歐洲的大學起源於行會的職業教育，如律師、牧師、醫生，等等。美國的哈佛和耶魯大學在最初就是以培養牧師為主要目的的。同時，職業教育的基礎是所謂的“自由藝術”(liberal arts)，也就是古希臘文化中認為自由人所應該掌握的一些藝術和知識，其具體內容包括“三文”（trivium）和“四數”（quadrivium），合稱“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自由藝術”教育至今仍舊是美國本科教育的主流，儘管其內容早就不再是“七藝”了。

目前，世界上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是美國。現在，美國有高等院校三千餘所，按照所謂的“卡耐基分類”，它們分成博士授予學校、碩士授予學校、學士授予學校、協學士授予學校、專業學校、和部落學校六大類，其中博士授予學校還分成研究型大學和博士類大學。按學生人數來說，研究型大學的學生占美國大學生總數的不到五分之一；按學校數量來說，它們只占不到5%。一般來說，美國研究型大學的佼佼者都是世界一流大學。那麼，它們是怎麼來的呢？答案是它們來自德國的柏林大學。

1806年，普魯士在與法國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國土喪失了一半。1807年，在拿破崙軍隊占領下的柏林，哲學家費希特連續作了十四次《對德意志人民的講演》。在這些講演中，費希特告訴自己的人民，教育是法國人留給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以自由運用的東西。他說，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夠解放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潛能。他提議通過興辦教育來喚醒民族意識，靠教育來提高民族素質，靠教育來增強國力。在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倡議下，普魯士於1810年建立了著名的柏林大學(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Berlin)，費希特任校長。這所大學在問世之後的很短時間內就聞名世界，其聲望甚至超過了老牌的巴黎大學和牛津大學。目前世界的名牌大學幾乎都曾從它那裡吸取了辦學思想，因此這所大學被稱為世界“現代大學之母”。

柏林大學能夠一鳴驚人是因為它有兩個獨到之處：第一，它把自然科學引入了大學課堂，第二，它強調學術自由。在柏林大學成立之前，科學研究主要是科學家的個人行為，儘管有些科學家們組成了一些叫做“科學院”的團體，並且得到歐洲王室的承認，但他們在大學中並沒有位置。柏林大學建立後不久就整合了普魯士科學院，並且鼓勵教授從事科學研究，從而使自然科學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柏林大學的學術自由，既表現在學校容納各種不同的思想，也表現在學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導師、不同的課程、不同的發展方向，更表現在教授可以從事教學和科研，創造知識。學術自由保障學者的頭腦可以無所顧忌地思考問題，提出新的思想。

柏林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改名洪堡大學。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是德國哲學家、教育家。他在1809年任普魯士內務部教育廳廳長。洪堡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要通過教育使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也就是所謂的全人教育。他認為，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鍛煉學生的記憶力，提高他們的理解力，訓練他們的判斷力，培養他們理性思維的能力，建立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激發他們對宗教的感情，為他們進行學習作準備。中等教育的目的是進一步開發學生的智力, 使他們學會如何學習。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學生了解各門學科的統一性，其次則要培養學生從事學術研究的能力。大學教師的任務就是要指導學生從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歐洲大陸當時的教育體制與美英體制不完全相同，德國的中等教育實際上相當於美國大學本科的前兩年，所以洪堡的大學教育思想應該認為是研究生教育思想。

雖然哈佛大學早在1820年前後就向德國派出留學人員，但美國大學的正式德國化是在南北戰爭之後。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幾乎完全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式建立，並且大獲成功，洪堡的教育思想在此之後可以說是風靡美國高等教育界。其後果就是，各個大學重視學術研究，重視研究生教育，但是卻忽視了本科生的教育。

德國大學模式風行北美大陸，其真實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以及美國工業革命對科學技術的需求。也就是說，美國大學的德國化是適應時代的潮流。不過，研究生教育的實質是專業教育，而沒有堅實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從何談起？慢慢地，美國的大學開始了反思。他們比較了英國和美國的高等教育，發現牛津劍橋培養出來的學生文質彬彬，風度優雅，談吐不凡，見識過人。而美國的本科生則知識貧乏，修養不足，在社交場合就如同進入瓷器店的野牛一樣，粗鄙笨拙。另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是東歐猶太人大舉移民美國之時，而他們的子女在大學，尤其是精英大學中的比重也急劇上升。大學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美國人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文化如何能夠在德國日爾曼文化的強大勢力下繼續保存下去？

針對上述問題，美國的大學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了向英國教育的回歸，其主要表現就是校園建築的哥特風格，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的話說就是，要把美國大學的盎格魯印跡刻到石頭上。除了建築，回歸英國運動還體現在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分別建立了牛津劍橋大學式的住宿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建立導師制。本科教育英國化，研究生教育德國化，職業教育美國化，這實際就是芝加哥大學的建校宗旨，而芝加哥大學也確實被譽為“第一所美國式的大學”。

不過，對抗德國化最為強勁的力量不是來自這些研究型大學，而是那些英國式的學院。美國至今還有六百多所四年制的獨立本科學院，也就是所謂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譯為博雅學院或自由藝術學院，均通)。這些學院還保持着美國大學德國化以前的傳統，以傳授知識為主，不搞創造知識的學術研究。它們之中最優秀的，不論在學術聲譽還是教學質量上，與常春藤學校相比毫不遜色，如與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三大”(Big Three)齊名的“三小”(Little Three)：Amherst College，Williams College，Wesleyan University，以及馳名世界的“七姐妹”女子學院，他們錄取本科生的標準與常春藤學校幾乎不分上下。在二十一世紀之前，美國28位擁有學士學位的總統中，有9人畢業於這類學院；11位受過高等教育的總統夫人中，7人曾在這類學校讀書；美國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五分之一從這類學校獲得學士學位。1975年，思沃斯茅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兩名畢業生(David Baltimore和Howard Temin)同時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再加上三年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校友(Christian Anfinsen)，這個規模只有千餘名學生的學校，校友在三年內獲得的諾貝爾科學獎獎牌就超過了斯坦福大學校友在整個20世紀獲得的總和(兩枚)。實際上，思沃斯茅學院的這個成績與哈佛大學相比也毫不遜色：在1998年前，總共有11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擁有哈佛大學的學士學位，但哈佛大學本科學院的規模比思沃斯茅學院要大四倍左右。同樣，與思沃斯茅學院規模相似的阿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 也培養出了三名獲得諾貝爾獎的校友。所以說，這些在強大的德國化風潮中堅持下來的自由藝術學院，雖然不是世界一流“大學”，但完全可以稱為世界一流“學院”。

那麼，大學的理念到底是什麼呢？英國教育家約翰·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名著《大學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是這麼說的：大學是傳授全方位知識的地方。如果它的目的是科學發現，它根本就不需要有學生；如果它的目的是培養宗教道德，它也不需要有文學和科學的位置。

誰都明白，教學和科研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社會活動，他們在二百年前偶然地在柏林大學相遇，並且風靡至今。但這並不能夠說明這個結合就是絕對的合理。第一，科學研究完全可以在獨立於大學的機構完成。第二，從事教學和從事科研需要的是不同的人才。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議員們對加州大學教授注重科研而輕視教學而發出了這樣的呼聲：“如果你們照顧好我們的孩子，我們會儘量滿足你們在學術上的雄心壯志。”這實際上是說，教育孩子是大學教授的本職，而科學研究是他們的副業。

明白了嗎？大學應該是培養學生的地方，這是大學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唯一功能。而一流大學最本質的特徵，就是能夠培養出一流的人材，而不是相反，靠花大價錢招買一流人材。忘記這一點，任何一流大學研究都是荒謬的。斯坦福大學之所以被人譏為“諾貝爾黑洞”，就是因為他的教授隊伍先後有大約二十名諾貝爾獎得主，但他培養出的學生中，獲得諾貝爾獎的卻屈指可數。(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那種“一流學者培養一流人材”的所謂“大學的邏輯”，實際是忘記了兩個大前提：第一，二流或不入流的學者招不來、也領導不了一流的學者；第二，一流的學者並不一定是一流的教育家。其實，在中國大學決策者的眼中，那些“一流的學者”不過是些會下SCI“金蛋”的雞鴨，而根本就不是會哺乳後代的奶牛。所以，真正的“大學的邏輯” 應該是這樣的：由一流的教育家招募一流的學者，這些學者以教書育人為自己的天職。他們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自己的教學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他們的研究促進了教學，從而培養出一流的學生。實際上，一流學者中，不能作為師表或不願意為人師表的大有人在。他們盡可以到研究機構去搞自己的研究，為什麼還要掛一個名實不符的教授頭銜？那些學而不嚴卻毀人不倦的校長、學者們，對你們來說，最好的邏輯是這樣的：先把自己打造成一流教育家，然後再談什麼一流大學。

唐朝文學家柳宗元曾寫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目叫《種樹郭橐駝傳》。郭橐駝是個羅鍋，最拿手的絕活就是種樹。他種的樹，高大茂盛，結果又早又多，是長安城內名牌產品。別人問他，你種樹的訣竅是什麼？他回答說，“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柳宗元為郭橐駝立傳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會種樹，而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探討“養人術”。郭橐駝的“養人術”就是“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不害其長”、“不抑耗其實”，其實質就是不要擾民。所以，教育部的官員們如果真的想要一流大學，就不要今天一個工程，明天一個項目地瞎折騰；中國的大學校長和書記們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大學成為世界一流，也不要今天“迅跑”、明天“跨越”地瞎忙活。大學不是政治家手中的棋子，大學校長也不是政治家馬前的走卒和鷹犬。如果連這一點都搞不懂，就不要侈談什麼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