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制度：不如棄“歐”取“美”

　　在目前學院精英缺乏自律的情況下，對博士生制度改革的一個最簡單的辦法，是全面放棄過去延續多年的歐式制度，採取更具有程序可控性的美式制度

　　所謂的學術腐敗，是一種既缺乏程序正義、也不具實質合理的非法行為，而且多半涉及到權錢交易，就像北航招生醜聞那樣。

　　學術腐敗是非法的，但更多的時候，是由於政策的模糊性，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這就是制度上的問題。人性本來就有其幽暗面，哪怕是擁有知識的學院精英，也是如此。最可靠的解決辦法，與其寄望於個體的道德提升，不如訴諸於制度的變革。

　　只有在比較良好的制度規約之下，一般的普通凡人(包括精英)才有可能在人性上驅惡揚善。當然，這並非意味着制度決定論，似乎有了好的制度，好的道德自然生成——只是說，制度與道德是互動的，好的制度有助於善的提升、惡的抑制。但個人最終是否成善，依然要靠道德的自律。

　　中國的改革發展到今天，核心問題已經不是像過去一二十年那樣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革。改革背後有着強烈的利益訴求。利益衝突是現代社會的常態，一方面可以通過公共領域的對話加以互相理解，另一方面通過制度的調整，對彼此衝突的利益進行合理的安排。然而，由於各種制度環境和主觀意志的限制，對話已經不可能，那麼，是否可以超越利益和情緒之上，重新安排一個比較公正的博士招生制度？

　　我個人認為，在目前學院精英缺乏自律的情況下，一個最簡單的辦法，是全面放棄過去延續多年的歐式制度，採取更具有程序可控性的美式制度。簡單地說，第一，由國家制訂統一的各個專業的入門資格考試(類似美國的TOEFL、GRE、GMAT等)，進行初步的學術資格篩選，將那些想靠關係混入的南郭先生拒之門外；

　　第二，由各專業的教授組成招生委員會，對通過入門資格考試的考生進行複試，根據考生的已有成績、學術成果、推薦信和未來研究報告，綜合衡量，嚴格按照既定程序，集體決定最終錄取名單。博士生並不屬於某個特定的導師，他們在撰寫論文之前與導師作雙向選擇；

　　第三，博士生修完學分以後，舉行博士資格考試，保證博士生的學習質量；

　　第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博士候選人可以直接找工作，延長博士論文寫作的時間，提升博士論文通過的難度。

　　上述的美式制度，比較起目前中國的博士生招生培養制度，有幾個好處：首先是設立由國家組織的各個專業統一的入門資格考試，使學術腐敗首先遭遇較高的入學門檻，讓那些企圖到學院來權力尋租的官員和商人望而生畏。

　　其次，不僅博士生入學的門檻抬高，而且後面還有博士資格考試和論文答辯兩道關，博士質量將有根本性的制度保證。中國目前的教育難度剛好與西方倒過來：小學、中學艱苦無比，無異苦行僧，進了大學，越往上讀，越是輕鬆。

　　博士階段，一篇質量平平的論文，就可矇混過關。這種基礎教育與精英教育難易顛倒的狀況，必須再顛倒過來。博士階段學習成本的提高，不僅可以縮小目前我國的博士與國外博士的水平差異，而且也可以通過機會成本的理性選擇，將那些不具學術興趣、只有功利動機的考生排除出去，使得由全體納稅人買單的國家稀缺資源真正用到實處。

　　最後，招生的核心程序，是由教授集體決定最後的錄取名單，這樣一方面具有明確的討論和投票程序，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在制度環境中逐步培養學院精英的個人自律和行業規則。

　　再好的制度，包括美式制度，也是需要人來執行的，職業道德和公共信譽是制度運作不可缺少的主觀條件。但公開的、程序正義的制度，比較起模糊的、暗箱操作的制度，更能激發起人性中公正這一道德秉性。而實質性的、非走過場的集體討論，也將有助於專業道德規範的形成，逐步由行政主控的它律過渡到精英共同體的自律。

　　世界教育史的實踐已經證明，美式的博士生制度基本符合實質合理和程序正義的雙重目標。特別對於中國來說，其可控的程序與精英的自主相結合，既便於國家和輿論的外在監督，也有利於提高教授們的學術自律。

　　至少，在全面推廣之前，萬眾矚目的北大，可以為天下之先。（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