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校长之学术背景: 一个中美比较

摘要: 作为大学的行政负责人，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校长遴选就成为中外大学办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是成为校长及校长遴选的一个重要参考。本研究在界定学术背景内涵基础上，把历史与个案研究、内容与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从教育背景与工作背景两大领域对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美国著名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2）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

（3）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学位，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博士学位来源多样化。

（4）美国公立顶尖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私立顶尖大学校长则很难一概而论，而当前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职业经历显现单一化。据此，本研究提出了改进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政策的三点建议，从而为未来的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选拔大学校长的高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若干历史经验与国际参照。

关键词:大学校长;学术背景;教育背景;工作背景;研究型大学

一、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1]而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什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 Schmidt,G.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 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 Michael D.与 March,James 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什么事情。[6]Kell,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corrigan，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国内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进行的个案分析为主，并集中于著名大学的著名校长研究，[10]后者主要以文献把握基础上的理论思辨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调查[11]。对大学校长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国际与比较教育的视角，这也有两种取向：其一是对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办学与角色变迁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对中外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如有研究比较了大学校长的任职条件和选拔程序（许晓东，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则进行了中外知名大学校长的比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涛，王大刚，2002）。[14] 此外，至2003年，中国（大陆）有三篇博士论文专门论及大学校长：或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对大学校长的治校之道进行个案分析（陈运超，2002），[16]或探讨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之关系（胡国铭，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大学历史系黄俊杰教授从最近10年来台湾地区大学院校所实施的校长遴选制度的实际经验出发，分析了这种校长产生方式的积极贡献与负面效果，也探讨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问题及可能的调整方向（黄俊杰，2002）。[18]这为大陆校长遴选提供了台湾的经验参照。

综观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简单论及中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集中探讨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论文尚未发现。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于涉及面很广，加之没有对“中外”、“知名大学校长”进行明确界定，所以我们难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样本情况及其代表性，更无法深入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学习与工作背景之详情。

在分析国内外有关大学校长研究资料基础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谁在当中国大学校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如何？差别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职业选择之后指出：精英人物的职业选择不仅是“由社会面临的问题类型决定的”，而且是由解决那些问题所需要的技能决定的（Gaetano Mosca，1939）。[1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类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技能决定了其大学校长的选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在描述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进行跨国比较，以为即将成为大学校长“候选人”及需要选拔校长的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多角度的参考及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本研究拟以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为主,佐以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来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大学校长学术背景间的内容差异[20]。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两国的样本分别进行描述性叙述，即按照学术背景的两大领域——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依次进行历史或现状的描述分析；比较分析则是在内容分析基础上并列（juxtaposition）并比较（comparison）各自的异同与优劣。当然，这两种研究方法之外还结合了历史研究与个案分析，并使各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以求相得益彰。

鉴于中美两国大学众多，国情各异，本研究把中美两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校长作为考察的重点，且把考察的时间跨度定位为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阶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学校长，是因为正是到了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两国之长的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特色并进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国也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始进入大学发展的稳定时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国高校均为美国排名靠前的知名学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联盟”8校及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合计14所私立知名学府与伯克利加州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9所公立知名大学。为了与上述高校相对应，本研究选择了北京大学等15所中国高校作为对照样本。尽管各种排行榜差异较大，但上述大学作为两国各自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代表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唯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取样主要依据大学发展历史地位及历次排行榜的排行情况。而中国大学取样除了考虑这两者之外，还兼顾了大学的“科类结构”。鉴于各校公开的资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尽可能查阅补充了校长们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架构

（一）核心概念

本研究对所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谓“研究型大学”，就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王战军，2003）。[21] 学术（Academia）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22]相应地，学术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就是指从事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的背景。从狭义的角度看，学问是指学者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从广义的角度看，“世事洞明皆学问”。本文的“学术”主要是一种广义“学术”。为了便于概念的操作化，这里把学术背景限定为教育背景与职业（专业）背景两大方面。当然，这两大方面不能概括学术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论述中，本研究还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补充或说明。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是指所受教育的基本情况。它涉及这样一些问题：新任校长是从哪所大学毕业的？他（她）毕业于本校还是外校？是名校毕业生还是非名校毕业生？是本国出产的“土鳖”（本国毕业生）还是具有国外学习经历的“海龟”（留学生）？校长获得的是什么性质与层次的学位[23]？他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科”的？[24]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就读什么样的学校有利于成为研究型大学校长？学习什么性质的学科更可能成为大学校长？高学位有助于成为大学校长吗？单一学科经历还是交叉学科经历更有利于从事校长工作？要成为大学校长是否必须出国留学？总之，什么“教育背景”的大学校长候选人更有可能成为大学校长？

职业背景（Professional Background）又称作专业背景，是指人们担任现职（校长）前从事的工作情况。它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担任校长之前主要从事什么专业工作？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校长的专业特长是什么？成为校长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经历？职业经历（如从事管理工作或学术工作）多样化必然有利于成为校长吗？大学校长的经历“顺利还是曲折”更有利于办学？在成为大学校长之前通常经历哪些“官僚层级”？在学校内部工作还是在学校外部工作更有利于成为大学校长？

毫无疑问，本研究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上述所有的具体问题。即便回答了其中的某些问题，其重心也是根据事实分析而有所不同的。

（二）研究架构

大学校长的遴选过程实际上就是学校或政府意志的决策过程。它受制于学校与环境两大方面的互动。具体说来，大学校长的遴选既受制于大学自身的历史传统、大学的类型与目标及校内外直接利益团体，也受制于政府及其管理体制、国内外形势变迁及企业市场与某些非政府组织（NGO）。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大学校长选拔的机制与内外影响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大学校长选拔构架（图1）：

大学 校长选拔 环境

校内群体 国内外形势

选拔委员会

（或董事会、评议会等）

大学体制、 政府及其

文化 与目标 管理体制

本校与外校校长候选人

（学术背景等个人因素）

离校群体 企业与NGO

图1 大学校长选拔构架

图1表明，大学校长选拔的“小环境”主要集中于大学选拔委员会（或董事会、评议会等）与本校与外校校长候选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受到大学历史、类型、层次与目标和政府及其管理体制等“大环境”的直接影响，而这种“大环境”影响又穿插了校内外各种影响因素，校长候选人的“学术背景”等个人因素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本研究即依据上述构架收集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历史与个案资料，述评他们的异同及各自的优劣。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按照前述概念界定，本部分主要从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两大方面按照公立与私立两种大学类型分别描述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我们不妨从美国两所不同性质的著名大学——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始，逐个展开我们对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个案考察和分析。

（一）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校（院）长的学术背景：历史考察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而MIT则是美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表1显示了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表1 20世纪以来哈佛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校长姓名

(生卒年)上任年龄（岁）任职时间（年）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1．Charles W. Eliot

(1834-1926) 35 1869－1909

（40年）哈佛学院

1853：文学士（A.B.）；1856：文科硕士（A.M.）分析化学教授（MIT）

2.AbbottL. Lowell

(1856-1943) 53 1909－1933

（24年）哈佛学院1877：文学士（A.B.）

哈佛法学院1880：法学士（LL.B.）Eaton政治科学教授（哈佛）

3.JamesB. Conant（1893—1978）40 193－1953

（20年）哈佛学院1913：文学士（A.B.）

哈佛大学1916：哲学博士（PhD）Sheldom Emery 有机化学教授（哈佛）

4．Nathan M. Pusey

(1907—2001) 46 1953－1971

（18年）哈佛学院1928：文学士（A.B.）

哈佛大学1932：文科硕士（A.M.）

1937：哲学博士（PhD）Lawrence 学院院长（xxxxon，Wis.）

专长：古代史

5．Derek C. Bok（1930－ ） 41 1971－1991

（20年）斯坦福大学1951: 文学士（A.B.）

哈佛法学院1954：法学博士（J.D.）

George Washington大学 1958：文科硕士（A.M.）.律师

哈佛法学教授、法学院院长

6.NeilL. Rudenstine （1935－ ） 56 1991－2001

（10年）普林斯顿大学1956：文学士（B.A.）

牛津大学1959：文学士（B.A.）

1963：文学硕士（M.A.）

哈佛大学1964：哲学博士（PhD）Andrew W. Mellon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纽约）

英美文学学者

7．Lawrence H. Summers

（1954－ ）47 2001年至今

麻省理工学院1975：理学士（B.S.）

哈佛大学1982：哲学博士（PhD）经济学教授

美国财政部部长

小结 平均上任年龄45.43岁平均任期22年（现任校长除外）1．哈佛校长至少必须具有一个哈佛学位，是否哈佛校友是成为哈佛校长的一个重要前提。

2．哈佛校长20世纪早期以理科学者为主，但近50年全部为文科出身。哈佛校长任前职位前期主要来自校内，近期主要来自校外。

资料来源：依据 http://www.president.harvard.edu/history/整理。表中画线部分表示与所在大学相同的教育或职业背景。Provost本为牛津、剑桥等大学的某些学院的院长或者美国某些大学的教务长，在本文中一律译为“教务长”。美国的Provost与中国的教务长职责并不完全相同。美国的教务长涉及到分管学术与财政事务。学位的翻译有时用中文有时用英文缩写是由校长背景资料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文中尽可能依据所收集资料情况加以注明，下同。

由表1可见，20世纪以来先后有7位哈佛大学校长，他们通常在35－56岁左右（M=45.43±7.41年）出任哈佛校长。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2年（M=22±9.96年，其中Charles William Eliot 35岁当选哈佛校长，任期长达40年；任期最短的Neil L. Rudenstine校长也长达10年）。由表1可以推知，上任年龄较年轻，那么承担校长职责的时间有可能较长。2002年5月14日，现任哈佛校长Lawrence H. Summers（2002）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提到：“我坚信，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自从1860年代美国内战结束以来，任职的校长总共只有七位。我非常荣幸地担任内战以来的第七位校长。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25]杜维明（2002）进一步指出，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26]

近期7位哈佛校长“教育背景”的共同特点是：至少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7位校长中有4位获得2个哈佛学位（Nathan Marsh Pusey有3个哈佛学位），4位有哈佛的本科学位，5位有哈佛的博士学位。换言之，哈佛“血统”的纯正几乎是担任哈佛校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得到哈佛的本科学位，至少也要“补上”一个哈佛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且哈佛校长的其他学位也出自一流大学。

在“职业背景”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哈佛有5位校长来自学术界（占7位哈佛校长的71%），且其中4位来自哈佛自己的教授或学院院长。90年代以后的2位校长则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政府部门（占7位哈佛校长的29%），提示哈佛大学校长来源的新趋势。在专业特长方面，除了50年代前期有2位哈佛校长为化学家之外，其他5位校长均来自政治、历史、文学、法学、经济学等文科专业，表明哈佛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流来源。

尽管这些校长中没有一位出身教育学科，但是Derek Curtis Bok写了5本高等教育论著：《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Ivony Tower，1982）、《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1986）、《大学与美国未来》（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1990）、《巨流之形》（The Shape of the River，1998）、《市场中的大学》（University in the Marketplace，2003）。Lawrence H. Summers则在担任哈佛校长之前，除了担任MIT及哈佛大学的教师（1987年命名为Nathaniel Ropes政治经济学教授），随后自1991年开始进入华盛顿，在过去10年主要服务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部门，尤其是199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长而引人注目。可以说，无论哈佛校长来自校外，还是校内，学术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有趣的是，尽管哈佛校长绝对是个繁忙的角色，但表1显示20世纪的哈佛校长均享85岁以上的高寿。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一所与哈佛大学学科构成完全不同的著名理工科大学。表2列出了20世纪该校主要校长的学术背景（限于资料收集困难，这里实际上仅列出1923年以来该校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表2 麻省理工学院（MIT）院（校）长的学术背景

校长姓名

(生卒年)上任

年龄（岁）任职时间

（年）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1.Samuel Wesley Stratton

（1861－1931） 62 1923－1930

（7年）依利诺伊大学（Urbana） 理学士（B.s.，1886）

依利诺伊大学执教数学、物理、电子工程；

芝加哥大学教授（1900）；

美国国家标准局（1901－1922）

2.Karl Taylor Compton

（1887－1954） 43 1930－1948

（18年）Wooster大学理学士（B.S.，1908）、理科硕士（M.S.，1909）、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哲学博士（PhD，1912）Reed学院执教物理学；

普林斯顿大学Palmer实验室主任兼物理系主任

美国国家科学院物理学部主席（1927－1930）

3.James Rhyne Killian

（1904－1988） 44 1948—1959

（11年）MIT管理学理学士（S.B.，1926）；

MIT《技术评论》杂志编辑（1930－1939）、校长助理（1939）、主管副校长（1943）、副校长（1945）

4.Julius Adams Stratton

（1901－1994） 58 1959－1966

（7年）MIT电子工程理学士（S.B.，1923）、理科硕士（S.M.，1926）、瑞士苏黎世Eidgenossiche Technische Hochshule数学物理学理学博士（Sc.D.，1928）MIT电子工程系助理教授（1928）、物理系副教授（1935）、教授（1941）、教务长（1949）、副校长（1951）、代理校长（1957）

5.Howard Wesley Johnson

（1922－） 44 1966－1971

（5年）中央学院（Central College）（1947）芝加哥大学教师（1948）、MIT管理学副教授兼斯隆学术规划主任（1955）、教授兼斯隆管理学院院长（1959－1966）

6.Jerome Bert Wiesner

（1915－1994） 56 1971－1980

（9年）密西根大学电子工程理学士.（B.S，1937）、理科硕士（M.S.，1938）、哲学博士（Ph.D.，1950）国会图书馆声学与录音实验室总工程师（1940）、MIT雷达实验室（1942）、新墨西哥州加州大学Los Alamos实验室成员（1945）、MIT电子工程助理教授（1946）、副教授（1947）、教授（1950）、电子学研究实验室主任（1952-1961）、电子工程系代理主任（1959-1960）、理学院院长（1964）、教务长（1966）

7.Paul Edward Gray

（1932－） 48 1980－1990

（10年）MIT 电子工程B.S.（1954）、 理科硕士（S.M，1955）、理学博士（Sc.D.，1960）MIT讲师（1957－1960）、助理教授（1960－1964）、副教授（1964－1967）、教授（1967）、学术事务部副主任（1965－1967）、副教务长（1969－1970）、工程学院院长（1970－1971）、校长（chancellor，1971-1980）

8.Charles Marstiller Vest

（1941－） 49 1990年至今

西弗吉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理学士（B.S.）

密西根大学理科硕士（M.S.）、哲学博士（PhD）密西根大学工程系主任、教务长、学术事务副校长

小结 平均上任年龄50.5岁（±7.25） 平均任期9.57年（现任校长除外）±4.241、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学理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占62.5%）。

2、只有37.5%的MIT校长拥有MIT学位，且有同样比例的MIT校长的本科学位并非出自名校。

1、MIT的校长有62.5%任职前曾经工作于MIT，另有37.5%的校长来自其他单位，且他们大多具有担任本校或外校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或代理校长的职业历程。

2、几乎所有的MIT校长均从事有关理工科方面的工作

资料来源：依据 http://web.mit.edu.newsoffice/nr/2003/cmw.html整理。

作为美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大学校长具有与哈佛大学不同的特点。由表2可见，1923年至今MIT先后有8位校长，他们平均上任年龄50.5岁，平均任期9.57年（现任校长除外）。这比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上任年龄年长5.07岁，而平均任期则短了12.43年，显示两校校长的任期长短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很可能与两校校长的选拔与任期传统有关。

近期8位MIT校长“教育背景”的共同特点有两点：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学理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占62.5%），但只有37.5%的MIT校长拥有MIT学位，且有同样比例的MIT校长的本科学位并非出自名校。前者与哈佛大学近50年的校长全部为文科出身很不相同，后者与哈佛校长大多具有至少一个哈佛学位也很不一致。

虽然MIT校长也基本出身名校，但显然不如哈佛大学出身一流大学的比例高。似乎预示MIT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与哈佛大学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哈佛大学具有很多的贵族“保守气质”，而MIT则多一些平民“开放色彩”。或许这与学科构成有关：“文理主导型”的哈佛大学学科领域宽广，其校长在学生时期可以选择哈佛的学科相应地可以更加多样化；对“理工主导型”的MIT而言，其学科范围相对比较窄小，所以无论其校长在学生时期选择MIT，还是MIT选择学生，都使得相互的选择范围不如哈佛来的宽广。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或许还是来自体制与观念等因素。

在“职业背景”中， 有62.5%的MIT校长任职前曾经工作于MIT，这与哈佛71%的校长来自本校旗鼓相当。MIT虽然有37.5%的校长来自其他单位，但他们是在其他高校任职。与哈佛大学不同，没有发现MIT校长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政府部门。在专业特长方面，毫无疑问，MIT校长几乎清一色来自理科学者。

（二）当前美国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除了哈佛大学与MIT，包括常青藤联盟在内的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又如何呢？表3显示了当前美国12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相关情况。

表3 美国12所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学校名称校长姓名

任职时间

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主要职业背景

1.耶鲁大学Richard C.Levin

1993至今

斯坦福大学文学士（B.A.，1968）

牛津大学政治与哲学研究文学士（B.Litt.）

耶鲁大学哲学博士（PhD，1974） 耶鲁大学经济学Frederick WilliamBeineche 教授

耶鲁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

2.普林斯顿大学Shirley M.Tilghman

2001至今

Queen大学（加拿大）化学荣誉理学学士（Honors B.Sc.，1968）

费城Temple大学生物化学哲学博士（PhD，1970）

国家健康研究所博士后西非塞拉利昂中学教学2年

癌症研究所（费城）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人类遗传、生化和生物物理）

普林斯顿大学分析生物学教授（1968）

3.宾夕法尼亚大学Judith Rodin

1994至今

宾夕法尼亚大学文学士（B.A.，1966）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哲学博士（PhD，1970）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教授、系主任

耶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务长

4.哥伦比亚大学Lee C.Bollinger

2002至今

Oregon 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美国高等法院法官

密西根大学法学院院长

达特茅茨学院教务长

密西根大学第二十任校长

5.布朗大学Ruth J.Simmons

（第一位执掌长春藤大学的非裔美国人）

2001至今

Dillard 大学学士（1967）

哈佛大学硕士（1970）

哈佛大学博士（1973）：主修罗马语言与文学

新奥尔良大学助理教授

加州州立大学访问副教授、国际项目代理主任

南加州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

普林斯顿大学美非研究部主任、副教务长

Spelman 学院院长

Smith学院院长

6.达特茅茨学院James Wright

（1939－）1998至今

威斯康星大学史学学士（1964）

威斯康星大学史学硕士、博士（1969）达特茅茨学院助理教授、副教授（1974）、教授（1980）

达特茅茨学院代理院长、院长

7.康乃尔大学Jeffrey Sean Lehman

2003至今

康乃尔大学数学学士（1977）

密西根大学法律与公共政策高级学位高等法院法官

密西根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律与公共政策教授

8.芝加哥大学Don Michael Randel

2000至今

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士（A.B.）、音乐硕士（M.F.A.）和哲学博士（PhD）康乃尔大学音乐系助理教授（1968）、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1991）、教务长

9.斯坦福大学John L.Hennessy

2000至今

Villanova大学电子工程学士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科学科学硕士、博士斯坦福大学教师（1977）、计算机系统实验室主任、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教授（1987）、系主任（1994－1996）、工学院院长（1996）、教务长（1999）

10.杜克大学Nannerl Overholser.

Keohane1993至今

Wellesley学院院长

（第一位担任杜克校长的女性）

11.霍普金斯大学William R.Brody

1996至今

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理学士（B.S.）、理科硕士（M.s.）

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M.d.）、哲学博士（PhD）

霍普金斯大学放射学系系主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及生物医学工程教授（1987－1994）

斯坦福大学放射学与电子工程学教授（1987－1986）

明尼斯达大学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12.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David Baltimore

1997至今

Swarthmore学院学士（1960）

洛克菲勒大学哲学博士（PhD，1964）

麻省理工学院、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后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1968）、终身教授（1972）

从表3可以看出，12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背景”中，除了杜克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资料不详外，至少有9所以上的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与康乃尔大学校长资料未明确显示其校长是否具有博士学位）。与哈佛大学校长必须至少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学位不同，这里的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杜克大学除外）中，只有4位大学校长具有所在学校的学位，提示美国多数私立研究型大学选拔校长在“教育背景”考虑方面“本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在就读学校的“名气”上，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有名校背景，但也有部分校长曾经就读名不见经传的大学。

在“职业背景”方面，12所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中，有5位校长具有任职大学的学校经历。如果把“教育背景”与“职业背景”进行交叉分析，则显示除杜克大学的其他11所大学中有占2/3的8位校长具有“本校色彩”。由此可见，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仍然是能否任职的一个重要考量。道理很简单，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这样一种经历有利于校长与任职学校的相互了解与感情沟通。但1/3的校长没有所任职大学的任何背景，则表明大学在选拔校长时“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举选拔人才的主流趋势。无疑，这两个方面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要对一位现代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准确归类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文理兼通几乎是担任校长的前提，虽然校长有自己的学术或职业专长。如果一定要进行“学术背景”的分类考察，或许更好的的做法是“学术倾向”，即主要从事业务是偏向“文科”或者“理科”。由此观照当今美国大学校长，那么从表2与表3可以看出，理工主导的大学自然是选择“理科”人才担任校长（如MIT或Caltech）。没有明确的学科主导方向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中，前10所大学中（杜克大学因资料不全除外），至少有7所大学由“文科”出身者担任校长。由于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多数是综合性大学，显示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级行政人员由文科人才主导的基本态势。

（三）伯克利加大校长的学术背景：历史考察

由于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大学以公立大学为主导[27]，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外，也注重考察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相关情况。为了与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相对照，这里选择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伯克利加大的校长作为历史考察的案例。该校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如下（见表4）：

表4 伯克利加大校长的学术背景

校长姓名

任职时间（年）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1.Clark Kerr

1952－1958

（6年）Swarthmore 学院文学士（A.B.，1932）

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M.A.，1933）

伯克利加大哲学博士 (PhD，1939)

伦敦经济学院研究（1936、1939）Antioch学院经济学教师（1936－1937）、斯坦福大学劳动经济学助理教授（1939－1940）、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40－1945）、伯克利加大商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工业关系研究所所长（1945）、教授（1947）

2. Glenn T. Seaborg1958－1961

（3年）落杉矶加大文学士（A.B.，1934）

伯克利加大化学哲学博士（PhD，1937）伯克利加大教师（1937）、劳伦斯实验室副主任（1946－1954）

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1942－1946），参与曼哈顿计划

获诺贝尔化学奖（1951）

3. Edward W. Strong

1961－1965

（4年）斯坦福大学文学士（A.B.，1925）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M.A.，1929）、 哲学博士（PhD，1937）伯克利加大讲师（1932）、全职教授（1947）、社会学系（所）主任（1946）、副校长（1958）

4. Roger W. Heyns1965－1971

（6年）Calvin 学院文学士（A.B.，1940）

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文学硕士 （M.A.1942）、哲学博士（PhD）密西根大学教师（1947）、副校长（1965）

5. Albert H. Bowker1971－1980

（9年）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文学士（A.B.，1943）

哥伦比亚大学PhD（1949）斯坦福大学（1947－1963）、研究生院院长（1949－1963）

纽约城市大学校长（1963－1971）

6.Ira Michael Heyman1980－1990

（10年）达特茅茨学院

耶鲁大学法学学位伯克利加大法学教师（1959）、副校长（1974）

7.Chan－Lin Tien（田长霖）1990－1997

（7年）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理学士（BS，1955）

Lousiville大学热传导机械工程硕士（MME，1957）

普林斯顿大学机械工程文学硕士（MA）、哲学博士（PhD，1959）伯克利加大机械工程助理教授（1959）、全职教授（1968）、系主任（1974－1981）、研究副校长（1983－1985）

Irvine加大常务副校长（1988－1990）

8.Robert M.Berdahl

1997至今

Augustana学院文学士（B.A.）

伊利诺依大学文学硕士（M.A.）

明尼斯达大学哲学博士（PhD，1965）Oregon大学历史教师、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1967-1986）

伊利诺依大学学术事务副校长（1986－1993）、Taxas大学校长（1993－1997）

小结 伯克利加大校长的任期通常不超过10年（M=6.43±2.51年）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具有名校博士学位；

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

几乎都是知名学者；

多来自本校或外校的副校长或校长，人数大致各占一半。

由表4可以看出，近50年来伯克利加州大学先后有8位校长，其任期通常不超过10年（M=6.43±2.51年）。在“教育背景”方面，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具有名校博士学位，且该校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但是毕业于伯克利加大的校长只有2位，另有3位校长则具有伯克利加大工作背景，综合后共有5位校长具有“本校色彩”（8位校长中占62.5%）。

如果把美国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与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对伯克利加大来说，其校长的“伯克利血统”已经相当平淡。这与哈佛大学选拔校长时坚持“哈佛血统”完全不同，显示出两校的思想分野：前者更加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而后者则具有更多的排他性与封闭性。由于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作为私立大学的排头兵，哈佛大学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种排他性利弊如何却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有朝一日，假如美国大学已经不再居于世界最前列，哈佛大学的校长选拔仍然坚持其“哈佛血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