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前美国其他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除了最著名的公立大学之外，不妨进一步了解其他著名公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表5显示了当前美国其他8所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表5 当前美国其他8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学校名称 校长姓名

任职时间

教育背景

（年：专业或学位）主要职业背景

1.弗吉尼亚大学John T.Casteen Ⅲ

1990至今

弗吉尼亚大学英文文学士（B.A.，1965）、 文学硕士（M.A.，1966）、哲学博士（Ph.D.1970）伯克利加大、弗吉尼亚大学英文教授

Connecticut大学校长（1985－1990）

2. 落杉矶加大（UCLA）Albert Carnesale

1997至今

机械工程学士、硕士

原子能工程哲学博士（Ph.D.）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Lucius N. Littauer教授、主管学术系主任（1981－1991）、系主任（1991－1995）、教务长（1994－1997）

3.密西根大学(Ann Arbor) Mary Sue Coleman

2002至今

Grinnell 学院化学学士

北卡来纳大学生物化学哲学博士（Ph.D.）、博士后

Texa大学（Austin）博士后Iowa大学药学院生物化学教授、文理学院生物学教授、校长（1995）

4.北卡来纳大学（UNC, Chapel Hill）James Moeser

2000至今

Texas大学（Austin）优秀音乐学士（1961）、音乐学硕士（1964）

密西根大学音乐艺术博士（1967）堪萨斯大学风琴（Organ）系助理教授、主席（Chairman，1966）、美术学院院长（197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艺术与建筑学院院长兼大学艺术部主管（1986）、南卡罗来纳学术事务副校长、教务长（1992）、Nebraska 大学（林肯）校长（1996）

5.威廉与玛丽学院Timothy J. Sullivan

1992至今

威廉与玛丽学院行政学学士（1962－1966）

哈佛大学法学学位（1966）

威廉与玛丽学院法学院助理教授（1972）、副教授（1974）、全职教授（1977）、法学院院长（1985）

6.伊利诺依大学（Urbana－Champaign）James J. Stukel

1995至今

Purdue大学学士（1959）

伊利诺依大学工程硕士（1963）、博士（1968）伊利诺依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学术事务副校长、临时校长（1990－1995）

7.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John D.Wiley

2001至今

印地安纳大学物理学学士（1964）

威斯康星大学物理学硕士（1965）、博士（1968）贝尔电话实验室技术员（1968－1974）、威斯康星大学工程学院研究副院长（1986－1989）、高级研究员、研究生院院长（19890－1994）、教务长、学术事务副校长（1994－2000）

8. 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G.Wayne Clough

1994至今

佐治亚理工学院民用工程理学士（B.S.，1964）、理科硕士（M.S.，1965）

伯克利加大民用工程哲学博士（Ph.D.）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Virginia Tech、U.of Washington教师；Virginia Tech民用工程系主任、工学院院长；U.of Washington教务长、副校长

由表5可以看出，除伯克利加大之外，其他8所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如前一样，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都有名校高级学位。但是，似乎与美国私立名校校长多出身于文科不同，这里8位校长中，只有3位校长出身文科，其他5位校长则出身于理科，加上它们的主要“职业背景”，那么也只有一半（4位）的校长主营文科。再者，无论私立研究型大学还是公立研究型大学，除了早期大学少数例外（如哈佛大学），绝大多数校长都有其他学校的求学经历或职业经历。在一所大学从本科到博士，又留校工作升为大学校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与中国主要大学偏爱“留校”的传统完全不同[28]，其原因固然在于美国大学校长选拔机制与中国差异甚大，还在于美国大学学生就业政策与中国完全不同——即便最好的学生通常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而必须离开熟悉的母校到外面打拼，在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才干以后才由母校返聘回校任职。毫无疑问，跨校求学与工作的背景有利于吸收各单位经验之长，综合形成新的特色与优势。

三、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

正如20世纪中国经历的曲折历程一样，中国大学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发展历程。按照历史分期，中国大学（这里指中国大陆内地大学，下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中华民国主管的大学为代表，后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学为代表。鉴于中国及其大学发展历史的曲折与复杂，本研究在案例方面，仅对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历史考察；对当前大学校长的考察，也不完全依据常见的大学排行榜，而是根据中国大学的实际把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大致分为“文理主导型”与“理工主导型”两大类，选择这两类大学的主要代表，对其现任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分析。

（一）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历史考察

作为“211工程”与“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我国大学系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校长的选拔同样引人注目。表6、表7分别显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两校校长的学术背景情况。

表6 北京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1952年至今）

校长姓名

(生卒年)上任

年龄任职

时间

（年）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担任校长前）

1．马寅初（1882－1982） 591951－1960

（9年）北洋大学矿冶专业（1901—）

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06－）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1915）、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教务长（1919）、浙江财务学校兼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7）、南京政府立法委员委员（1928）、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后）、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大教授、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38）、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6）、浙江大学校长（1949），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

2．陆平

（1914－2002） 431957－1966

（9年）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北平市学联常委中共吉林市西区区委书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部组织部部长、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委员、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3．周培源

（1902－1993）761978－1981

（3年）清华学校（1924）

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1924－1926）

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1928）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29）、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47－1952

北京大学教务长（1952年后）、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1955）

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

4．张龙翔（1916－） 651981－1984

（3年）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系哲学博士（1942）

耶鲁大学化学系博士后（1942－1944）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46）

生物系教授（1955）

生物化学家

5．丁石孙

（1927－ ）571984－1989

（5年）清华大学数学系（1950）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1952）、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6．吴树青

（1949－ ） 501989－1996

（7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1952－1955）中国人民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生院副院长、教务长、副校长

7．陈佳洱

（1934－） 621996－1999

（3年）吉林大学物理系（1954）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授、核物理及核技术专业博士生导师

8．许智宏

（1942－） 582000至今北京大学生物系（1959－1965）、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1965－1969）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91－1994）、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2－）、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

表7 清华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1952年至今）

校长姓名

(生卒年)上任

年龄任职

时间

（年）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担任校长前）

1．蒋南翔

（1913－1988）391952－1966

（14年）清华大学中文系（1932－）

清华大学地下党书记、“一二·九”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团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书记

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中国青年运动著名领导者

2．刘达

（1911－994）671978－1983

（5年）北平辅仁大学肄业（1935－）中共东北局秘书处长兼东北军区参谋处长、哈尔滨市市长、东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局长、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1963）、国家标准计量总局局长

著名教育家

3．高景德

（1922－1996）611983－1988

（5年）西北工学院电机系（1945）

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技术科学博士（1956）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副校长

中科院院士（1980）、著名电机工程学家

4．张孝文

（1935－）531988－1994

（6年）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57）

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理学院副院长、副校长

无机非金属材料博士生导师

5．王大中

（1935－）591994－2003

（9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1958）

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一说亚琛大学）自然科学博士（1981－1982）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6．顾秉林

（1945－）582003至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5－1970）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班（1973－1975；1978－1979）

丹麦Aarhus大学博士（1979－1982）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0）、副校长（2001）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

如果对近50年来的中国大学发展进行分期，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院系调整后的“破旧立新期”（1952—1965）、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断期”(1966—1976)、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建新建期”（1977—2004）。与此相一致，“破旧立新期”的大学校长多来自著名学者或革命家，他们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成为大学此期的开山鼻祖。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断期”社会混乱，多数校长靠边站，因而此时不少大学的校长史出现“断层”。到了改革开放后的“重建新建期”，少部分老领导重新“出山”，拔乱反正，使得多数大学逐步进入教学科研正常发展的历史时期，因此，此时能否成为知名学者是成为校长的重要前提。

由表6、表7可以看出，北大与清华文革前“破旧立新期”的校长任期相对较长，14年间只有1～2位校长。到了文革“基本中断期”，校长史出现空白“断层”。多数校长“诞生”于改革开放以后26年的“重建新建期”，期间北大出了6位校长，清华出了5位校长。除了极个别校长外，无论清华还是北大校长大多在57岁（北大：M=58.75±9.82；清华：M=56.17±9.56）左右才能成为大学校长。他们的任期平均为7年（北大：M=5.57±2.76；清华：M=7.8±3.83。现任校长未计算在内）。

在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北大校长大多非北大“出身”——8名校长中只有2名（占1/4）毕业于北大，且一半的北大校长为清华校友——马寅初赴美留学后期为清华津贴生。而清华大学几乎完全相反，6名校长中只有2名（占1/3）非清华“子弟兵”（其中没有一位为北大毕业生），似乎显示北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清华具有更多的排他性，后者或许与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历史传统有关。如果把校长的“职业背景”加以综合，则无论北大还是清华，其校长基本来自本单位自身：北大88%的校长来自北大，而清华则有86%的校长出自清华。如果剔除政治上的安排，两校校长来自自身学校的比例有可能更高。表明中国最知名大学校长的选拔主要来自内部提升而非外部选聘的主流倾向。这种“内部晋升模式”与美国主要大学的“公开选聘模式”从程序与效果方面均将存在差异。

在“学科偏向”上，作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排头兵”，清华大学校长偏向“大理科”并不令人惊讶，但是作为思想革命“领头羊”的北大，8名校长中除了1名“学科偏向”不详外，也只有2名偏向“文科”，其他都是理科偏向。这正是杜维明所指出的事实：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

在“学位层次”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即便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与清华，获得博士学位的校长比例也不高：北大8位校长中只有3位具有博士学位，且这3位校长的博士学位均是解放前获得的美国博士学位。与北大类似，清华大学7位校长中也只有3位获得博士学位。与北大校长的学位一样，这些学位均来自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清华校长的学位均是解放后留学国外获得的，且早已摆脱“留美预备学校”的影响——没有一个美国博士。两所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学位数量、层次与来源表明，中国国家政治经济的非正常发展已经在其校长的教育背景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历史烙印，不能不令世人深思。

在“职业经历”方面，“破旧立新期”的大学校长多来自著名学者或革命家，所以此期校长的“职业经历”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建新建期”，或许与中国大学校长主要来自系统内部晋升有关，北大与清华校长的职业经历普遍变得单一化——他们的主要工作单位通常不超过2个。无疑，同一单位内部晋升的校长熟悉校情校史，有利于保存传统，及时开展工作，但是从公平与卓越的角度看，人才“内部选拔模式”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就学校发展言，仅在内部晋升有可能妨碍他们吸取其他部门或不同性质单位的优秀经验，从而导致办学思想与办学行为的相对保守与封闭；就国家发展论，如果各个学校都竞相留下自己的优秀学生，那么，落后地区就不能得到优秀员工，从而也得不到最优秀的领导后备力量。即便对人才本身来说，由于他们没有在落后地区及其基层的逐级提升，使得他们有可能少全局观念而多部门利益。总而言之，当国家人才匮乏只时，“内部选拔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国家人才辈出之时，“内部选拔模式”的弊端就有可能强化。

（二）当前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一）：理工主导型大学

北大与清华是中国的两大著名学府，它们目前的地位决定了其他学校所具有的不可比性。因此，下文转而论述当前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由于“985工程”选择的9所高校中，有6所大学原属于“理工主导型”，因此，这里进一步考察剩余的5所“理工主导型”的学术背景。表8显示了这5所当前中国主要的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表8 中国5所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理工主导型

学校

名称校长姓名

上任

年龄任职

时间

教育背景

（年：专业或学位）主要职业背景

1．浙江大学潘云鹤

（1946－）521998年

至今同济大学建筑系（1965－1970）

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硕士（1978－1981）湖北南漳钢铁厂技术员（1970－1972）

湖北襄樊自动化所技术员、所长、市科委主任（1972－1978）

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博导（1991－1994）、副校长（1994－1995）、原浙大校长（1995－1998）

2．上海交通大学谢绳武（1943－）541997年至今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1960－1966）

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光学硕士生（1978－1981）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研室助教（1966－1970）、激光研究室助教、副主任（1970－1978）

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教授（1981－1991）

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94）、博导（1994）

3．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

（1946－）521998年至今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1968）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所、大连化学研究所物理课题组组长、研究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

中国科技大学教师（1994）、副校长（1996）、常务副校长（1998）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99）

4．西安交通大学徐通模

（1939－）591998年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1961）西安交通大学热能工程教授、能源系主任（1983）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1988）

5．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树国

（1958－）442002年至今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士、硕士、博士（1978－1987）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机电学院副院长、机械系副教授（1990）、教授（1993）、博导（1997）、副校长（1998）

黑龙江科委主任、党组书记（1999）、黑龙江科学技术厅厅长、党组书记（2000）

由表8 可以看出，中国7所“理工主导型”研究型大学校长候选人在52岁（M=52.2±5.40）左右成为大学校长，这比同为“理工主导型”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平均上任年龄56.17岁小了近4岁。

在“教育背景”方面，这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基本上全部毕业并工作于母校（个别校长就读于两所学校），表明他们均是当年的留校学生。这与前述北大清华校长来源一样：校长基本来自本单位自身。在“学科偏向”上，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与清华校长的“学科偏向”完全一样，即全部是理工科出身。这一点倒是很好理解，学校的学科构成必然如此。在“学位层次”方面，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中仅有1位具有博士学位，再次表明中国社会历史上的非正常发展在教育行政与管理领域引发的不良后果（博士学位当然不是校长才能的重要象征，但它是一个必要台阶或者说基准）。

至于“职业背景”，5所“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完全出自母校，他们的职业经历相当单一，其利弊本文前面已有分析，这里不赘述。

（三）当前中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二）：文理主导型大学

“理工主导型”大学的校长出自理工科很好理解，那么，“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的学术背景又如何呢？表9显示了中国7所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表9 中国7所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文理主导型

学校

名称校长姓名上任

年龄任职时间教育背景

（年：专业或学位）主要职业背景

1．南京大学蒋树声

（1940－）571997年

至今南京大学物理系（1963）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93）

南京大学副校长（1996）

2．复旦大学王生洪

（1942－）561998年至今上海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1965）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政府教卫办主任、市委统战部长（先后兼任上海大学校长、高教局局长、党组书记等）、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3．武汉大学刘经南

（1943－）602003年至今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1967）

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系硕士（1982）

湖南煤田物探队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湘潭矿业学院助教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地学测量工程学院院长、副校长

武汉大学副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

4．南开大学侯自新

（1941－）541995年至今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助理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

5．吉林大学吴博达

（1950－）522002年至今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硕士（1984）

中共中央党校中青班（1997－1998）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助教、讲师、系副主任、副教授

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1991）、教授（1992）、博导（1994）

吉林工业大学校长（1996）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2000）

6．中山大学黄达人

（1945－）541999年至今浙江大学数学系（1962－1968）

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78－1981）

浙江大学数学系副主任、教务处长、副教务长、教授（1988）

浙江大学副校长（1992－1998）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1998）、校长（1999）

7．厦门大学朱崇实

（1954－）492003年至今厦门大学（1983）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经济博士（1990）厦门大学副校长（1995）

表9结果表明，中国7所“文理主导型”研究型大学校长在55岁（M=54.57±3.55）左右登上校长宝座，这比北大校长平均上任年龄58.75岁小了4.18岁。

在“教育背景”方面，这7所“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有5位校长毕业并工作于母校，表明他们均是当年的留校学生（其余2位校长中也有1位毕业并工作于母校，后调任他校校长。只有1位校长主要来自行政部门）。这与前述北大清华校长来源一样：校长基本来自本单位自身。

在“学科偏向”上，7所“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与北大校长的“学科偏向”完全一样，即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7位校长中仅有1人（14%）来自热门的文科——经济学，其余校长均来自理工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校长的“学科偏向”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解：没有进行强强联合的“文理主导型”大学（如南大、南开）的校长的学科偏向更多倾向传统强势的基础学科（狭义的理科），而合并了工科强校的高校（如武大、吉大）的校长的学科偏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工科出身的校长挤入了“狭义”的“文理主导型”高校。这显示中国大学“内部晋升模式”的校长选拔有可能受到学校强势学科（如学科内是否具有院士称号者）的影响，提示院校内部可能既存在“行政权力”的竞争，也存在“学术权力”的竞争，且两种竞争交互为用。在“学位层次”方面，7所“文理主导型”大学的校长中仅有1位具有博士学位，同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非正常发展在教育行政与管理领域引发的不良后果。

四、综合比较及其分析

任何比较都是相对的比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差异巨大，的确存在很多不可比的因素，具体到本研究同样如此。但是，既然都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他们的角色与工作性质虽有差异，又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领域，这样又存在不少可以比较的方面。这里不妨对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进行综合比较并作简要分析。表10比较了中美五所顶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鉴于对顶尖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考察并不能完全代替对其他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的分析。因此，表11进一步总结了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表10 中美五所著名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内 项目

容

大学名称平均上任

年龄

（岁）平均

任期

（年）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哈佛大学

（美国最著名的私立综合大学）45.4322哈佛校长至少必须有一个哈佛学位；哈佛校长20世纪早期以理科学者为主，但近50年全部为文科出身。总体而言，哈佛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71%的校长来自学术界（以早期为主），29%的校长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政府部门（以近期为主）；无论哈佛校长来自校外，还是校内，学术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麻省理工学院

（MIT，美国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学）50.50 9.571、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学理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占62.5%）。

2、只有37.5%的MIT校长拥有MIT学位，且有同样比例的MIT校长的本科学位并非出自名校。 1、MIT的校长有62.5%任职前曾经工作于MIT，他们大多具有担任教授、院长、副校长或代理校长的职业历程。

2、几乎所有的MIT校长均从事有关理工科方面的工作。

伯克利加大

（美国最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6.43伯克利加大校长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学位；8位校长中62.5%具有“本校色彩”,但真正毕业于伯克利加大的校长只占1/4；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伯克利加大校长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几乎都是知名学者；多来自本校或外校的副校长或校长，人数大致各占一半。

北京大学

（中国最著名的文理主导型公立综合大学）58.755.57北大校长大多非北大“出身”；但其校长基本来自北大教师，属于“内部晋升模式”；北大校长的教育“偏向”理工科。北大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这3位校长的博士学位均是解放前获得的美国博士学位。“破旧立新期”的北大校长的职业经历丰富多彩，“重建新建期”的北大校长的职业经历显现单一化——他们的主要工作单位通常不超过2个。

清华大学

（中国最著名的理工主导型公立综合大学）56.177.80清华校长大多“出身”母校，且多来自本校教师，属于“内部晋升模式”；清华校长的教育“偏向”基本属于理工科；清华校长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没有一个美国博士学位。 “破旧立新期”的清华校长的“职业经历”丰富多彩， “重建新建期”清华校长的职业经历显现单一化——他们的主要工作单位通常不超过2个。

简要比较北大、清华校长比哈佛校长平均上任年龄分别晚13.32年、10.74年，清华校长比MIT校长平均上任年龄晚5.67岁。美国顶尖私立大学校长任期较长，中美顶尖公立大学校长任期相似，都比较短。1、在美国，最著名的私立综合大

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学几乎所有的校长都出身理科，最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在中国，无论“文理主导型”还是“理工主导型”的公立综合大学，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均以理科学者为主。

2、美国顶尖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学位，而中国顶尖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来源有异。

3、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选择模式主要体现为“内部选拔模式”，而美国顶尖大学校长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选择模式与中国类似，20世纪90年代后期则主要体现为“外部选拔模式”——这在公立顶尖大学尤其如此。1.中美顶尖大学校长几乎均为著名学者，他们可能来自校内教授，也可能来自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政府部门。

2、中美顶尖大学校长无论其来源几乎全部为逐级升上或“平调”到校长位置的，大多具有担任教授、院长、副校长或代理校长的职业历程。

3、“破旧立新期”的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职业经历”是丰富多彩的，“重建新建期”的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职业经历显现单一化。美国公立顶尖大学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而私立顶尖大学校长则很难而一概而论。

表11 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

内 项目

容

大学名称教育背景

（学校、学位、年等）职业背景

美国研究型大学1、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由文科人才主导（“理工主导型”大学除外），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科（文理）“偏向”不显著。

2、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

3、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校长都有名校高级学位，但也有部分校长曾经就读名不见经传的大学。1、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私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校长选拔时“英雄不问出处”，唯才是举成为主流趋势。

2、绝大多数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都有其他学校的求学经历或职业经历。

中国研究性大学1、“理工主导型”大学全部校长均是理工科出身，且“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的学科偏向主要也是理工科。

2、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个别学校例外）。

3、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高。1、大学校长基本来自母校。

2、职业历程以内部流动为主，经历比较单一（通常不超过两个单位）。

由表10、表11可以看出，以哈佛、MIT、伯克利加大北大、清华五校校长为代表的美国公私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既存在相同方面，更存在不同之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何以中国存在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科”的“重理轻文”现象？

毫无疑问，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大多来自“理科”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本研究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不仅在于人们的学科观念（如认为学数学的人聪明，而“主攻哲学等文科则主要在于记忆”等）与国外差别较大，还在于人文社会学科受社会政治影响波动很大，学术研究累积时间不长（中国大陆的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开始），加之学术风气不良、研究质量的“测不准”及研究质量重复低下（文科学术期刊在学术规范如研究方法、注释与参考文献、发表版面限制等方面均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从而导致文科发展的恶性循环。不可否认，中国科学院与工程院的院士一直占据中国院士数量的绝对优势，哲学社会科学的院士则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已经多年取消了文科院士评定，这样，以学术层级为划分标准的习惯，也无形中把人文社会科学院士排除在研究型大学校长位置之外（少量几乎纯文科的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也不能例外）。

至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偏低则不是主要问题。随着中国毕业的博士增多与海外博士的回流，博士学位获得者成为校长的比例很可能增加，但至今为止海外回国的博士在这方面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值得反思。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由文科人才主导（“理工主导型”大学除外——其在研究型大学中不占主要比例），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科（文理）“偏向”不显著，这同样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与社会背景。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多数都是综合性大学，其诞生之初即有宗教传统，而宗教无疑属于“文科”范畴。这样的传统延续下来就影响了校长选拔中的“学科偏向”。相反地，伯克利加州大学等不少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属于“赠地学院”，虽然也具有类似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宗教传统，但它受州政府影响很大，不能不在文理科各“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其校长的文理学科“偏向”不显著就是这种平衡的反映。至于每个大学校长学术偏向的选择无疑都有其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考量，这里不赘述。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本研究认为中美两国研究型大学学术背景方面固然存在相同之点，更存在显著差异，显然这是由于中美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在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要言之，本文得到如下四点基本结论：

结论1：在美国，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导型”大学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导型”大学校长以出身理（工）科为多，著名的公立综合大学校长出自文科与理科的校长人数大致相当。这与中国无论学校学科构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学校长均以理（工）科学者出身为主的情况完全不同。

结论2：美国多数研究型大学（极个别例外）在所选择校长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选拔倾向于选拔母校毕业生或本校教师（个别学校例外）。总体而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内部选拔模式”。

结论3：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学位，而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不到一半且博士学位来源多样化。

结论4：美国公立顶尖大学几乎都有多个单位工作经历，私立顶尖大学校长很难而一概而论，而当前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职业经历则显现单一化。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建议1：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选拔可以兼采“内部选拔模式”与“外部选拔模式”。至于各校究竟采纳何种模式，则由校长遴选委员会（校内外行政人员、教研人员、毕业与在学学生代表均占一定比例人选）决定。总的说来，必须改变目前比例过高的“内部选拔模式”，适当增加面向全球中国学者及少量外籍人士的“外部选拔模式”。

建议2：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选拔人选必须兼顾文理学科背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海内外组合等背景因素。

建议3：中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上任年龄可以在保证合适人选的基础上降低年龄限制（如55岁以下），并适当延长任期。

主要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蓝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