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社会秩序中的自然神祇与个人原耻”[1]，我谈到“…自由社会主义崇尚体力劳动、提倡脑力劳动是社会生活和经济收入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原则，以此可以理解后来的印刷工思想家蒲鲁东如何鄙视没有任何手艺的马克思”，在注解中提及：“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40/index.htm ）收入亨利希·马克思（父）致卡尔·马克思的一些信件，说明了儿子的性格为人。“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虽然你有某些优良品质，但是你内心是自私的。”（1835年11月8日）“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1836年3月19日) “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对舆论的迁就，甚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舆论呢？决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 …你对我没有履行你自己的诺言——你是记得自己的诺言的”  (1836年5—6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低下人品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需要另一文专论。”[2]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运动本来不特别在意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品质低下问题，因为从理论和政治实践上批判他们的错误和危害更为重要。但是，鉴于国家社会主义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散布的关于马克思的太多神话，有必要专门整理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些正式的和私下的记录：柏林大学毕业证书[3]上记载道：“该生在本校期间在遵守纪律方面没有特别的不良行为，经济上应指出的只是曾多次被控欠债。”顺便指出，正如后面还会引用的那样：“耶拿大学比柏林大学级别低，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博士学位。”其实，在德奥的大学，这种博士学位只是一种职业证明，表明此学生经历了某方面的培训，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如助教、记者、编辑、医生等），最多相当于今天的硕士学位[4]。很少与马克思通讯的马克思母亲1840年5月在最后的信抱怨道：“你从来不会为你的家族作出我们大家都为你付出的道德牺牲”[5]。除了四封来自母亲和姐妹的信，马克思保存着17封来自父亲的信并终身带着父亲的相片，恩格斯还把这相片放进马克思的棺材[6]，可以认为老父是马克思唯一的人生“导师”。特别在经济问题上，让我们看看亨利希·马克思是如何对待他的儿子卡尔的。

1835年11月8日：“非常遗憾，这完全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虽然你有某些优良品质，但是你内心是自私的。” 1836年2月—3月初:“你这份账单十足是卡尔式的：简直乱七八糟，没有结算。”“在你的支出栏内没有提到你的旅费，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愿你用的不是从别人那里弄来的钱。/随信寄来五十塔勒的现款，借此机会我要特别告诉你，你只应关心你的学习，你的费用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你得放弃你今后的一切妄想。”1836年3月19日：“刚刚收到你的信，应当承认，你的信使我感到有点惊讶。//谈到你附有账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账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五十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这里的公证人弥勒先生付出更少的钱，也许能办更多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1836年12月28日：“因为你知道，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你自己也承认，你早就使我有理由来怀疑你的自制力。”1838年2月10日：“如果你的良心和你的哲学和睦相处的话，那是一件好事。/当然，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一切先验的东西是无能为力的，你很聪明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傲慢的缄默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可鄙的钱，看来它对一家之长的价值你始终都没有意识到，我却体会得较深。我不否认，有时我责备自己在这个方面给了你太多的自由。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二百八十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不过，如果你说，或者以为，我不了解你或者对你有误解，那就错了。两者都不是。…我甚至没有要求你对一个相当含混不清的地方作出解释，尽管它是很成问题的。” 老父死前乞求马克思回家见一面，不行；老父死后，马克思还是没有去参加葬礼，因为老父把遗产留给老母了。马克思没有成功从老母那里提前获得他的份额[7]，1861年夏天马克思倒是回家见了老母两天，然后很失望地告诉恩格斯：“从我母亲那里没有弄到钱的任何希望”[8]。但1863年12月2日当老母去世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写信给恩格斯：“两小时前接到我母亲去世的电报。命运向我们家要一个人。我自己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了。在现在情况下，我无论如何暂时比老（妇）人更有用点。为了处理遗产问题，我必须去特利尔。…请即刻寄点路费给我，使我能马上启程去特利尔。”[9]

对于采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第一个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10]--的创始人之一，1859年7月25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里也如此嘲讽：“你在李卜克内西[11]先生那里也博得如此美妙的评语，实在可笑。这些也算是真正的人！这些先生们如此习惯于要我们替他们想到，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求，不仅把一切东西给他们和盘托出，而且要嚼烂嚼碎，不仅把精华，而且把一切细节用最少的分量适口地给他们烹调出来。必须创造奇迹，既不多也不少！这头蠢驴究竟要求什么呢？似乎他从序言的头三行中还弄不明白，继这个第一分册之后，至少还要再出十五个分册，那时他才能做出最后结论。当然，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解决微妙的货币问题等等，纯粹是胡闹，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起码应当要求这个笨蛋至少注意到可能与他的微小利益有关的各点。不过，这个蠢货能知道什么！”[1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1851年8月2日）如此提到他将来的同事:“你大概肯定会得到《纽约国家报》编辑的职位。...《国家报》驻伦敦记者是无赖汉和蠢驴载勒尔。”[13]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起码人格尊重呢？总的来说，他们把这些开始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称为die Knoten （英文knot-heads，没有头脑的家伙），因为他们不够灵活领会马克思主义[14]。

在接受母亲、荷兰的银行家舅舅和朋友Wolff的遗产方面，在向拉萨尔、Kugelmann等“友人”借钱的关系上，马克思(以及夫人燕妮)所谓的“外交与管理”小骗术甚至也被适用到恩格斯身上。他们的女儿劳拉销毁了他们谈论恩格斯的坏话，但有几封证据留了下来[15]。1863年当恩格斯的情妇Mary Burns[16]死去的消息传来时，马克思的回信没讲几句Mary而是大讲他自己的难处，惹得恩格斯大为不满：“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和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17]。美国政治家的印象也证实到：“马克思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清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而屈尊考虑一下。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人的傲慢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精神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每一个胆敢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阶级。”[18]当然，与马克思共事过的社会主义者们最知道他了：“蒲鲁东在他的日记里写到马克思总是歪曲或故意误解他的意思，蒲鲁东更气愤的是马克思的抄袭”[19]。“我们常常见面，我极为敬佩他的学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而诚挚的奉献，虽然这中间总夹杂着个人的自负;我热切地寻求与他对话，因为这些谈话富有启迪性而且机智，只要这些谈话不是由心胸狭窄的恶意引发的话--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谈话太经常发生了。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我们性情不合。他称我是感情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我称他虚荣、奸诈、阴郁，我也是对的。”[20]“马克思先生是犹太人出身。他本人集那个精明种族的所有优点和缺欠。神经过敏，也有些人说是胆怯，为人恶毒、自负、爱争吵，象他的祖上的上帝耶和华那样暴躁和专横、疯狂地报复别人。”“他可以用任何谎言、诽谤对付任何惹他嫉妒或仇恨的人。如果他认为可以帮助提高他的地位、影响和权力的话，他会不择手段去达到的。”[21]

上引McLellan原书[22]对马克思的生活/为人研究得比较中肯，但对马克思参加的相关历史事件（如国际劳工协会、巴黎公社）的评论不一定准确。  不过，McLellan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共产党宣言》坚定地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传统。巴贝夫关于革命的思想、圣西门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对工业的重视、孔西得朗的《宣言》（ Manifeste），所有的这些都给马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启发。他本人第一个承认他开始使用的阶级的概念，很久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使用了。”“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23]

有一篇介绍上述译文的读后感在网上很多转载，以此也可看到中国对马克思研究的动态：“近来，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著《马克思传(插图本)》在西方畅销不衰。此书1973年初版，1995年三版，可以说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中译本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王珍博士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全书近55万字。… 附录中还有马克思一家七代人的详细家谱[24]，这对于我国读者了解马克思的身世颇有帮助。…  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的描述是，他的生活是“奢逸”的(一旦他有了钱的话)，不善于理财，对生活的安排显得没有条理，房间里杂乱、肮脏，充满烟草味。年轻时马克思酗酒、打斗，因此曾被学校关禁闭;作者甚至认为，因为耶拿大学比柏林大学级别低，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博士学位。马克思不修边幅，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他性情急躁，对人有时爱发脾气，甚至大发雷霆;不时用命令的言辞说话，对任何反对他的人都很蔑视。…过去，前苏联和中国在翻译外文版的《马克思传》时，都删去了马克思有关私生子的一段。以致老一代革命家只知道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纯真爱情，不知道马克思在32岁时曾经瞒着夫人与保姆Helene Demuth私通，导致后者怀孕并于1851年6月生下一个男孩。为了不让马克思家的后院起火，终身未曾正式结婚而拥有情妇的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真诚的朋友，假称这是自己的私生子，并且自己长期出资，抱去委托自己公司的一位下属职工抚养。直到恩格斯临终时才把真相告知马克思的幼女。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写到这些，中译本第一次保留了这些内容。译者王珍女士对我说，她在翻译这件佚事时有三天三夜想不通，后来读了弗洛伊德有关性生理性心理学的书，认清了凡人的弱点才想通了。”[25]

包括笔者在内的无数青年都不同程度地被《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的崇高道德说教所吸引，[26]所以这件事很敏感，有必要多费一些笔墨。李卜克内西在自传中回忆Helene Demuth道：“27岁。不能说美丽，但长得好看，性格令人愉快。她不缺羡慕者，也能总是找到好的对象。”“[她]是主人而马克思夫人是仆人。马克思总是象羔羊一样温顺地服从她的独裁”[27]。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马克思家庭里的一男二女关系。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8月2日）:“我正处在非常可悲的境地。要是长此下去，我的妻子就要完了。经常的操心，为日常琐事的奔忙，使她精疲力竭。此外，再加上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不打算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破坏我的声誉，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和其他许多民主派的坏蛋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只要有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就立即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28]196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记者和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德国部门（那里有很多纳粹期间运来的马克思原始文献）主任Werner Blumenberg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图解传记》[29]，力图描写“多半是政治革命家”的马克思其人（恩格斯语）[30]，包括一封由考茨基的第一任妻子Louis Freyberger于1898年9月2日写给贝贝尔的信[31]，得到绝大多数学者专家确认其真实性[32]。Demuth在马克思死后又为恩格斯管家，路易斯是Demuth的朋友，在Demuth死后为恩格斯管家，她在信中她详细确认了恩格斯死前承认自己接受Freddy（Fredrick，恩格斯名）父亲的名分以“把马克思从困难的家庭冲突中解救出来saved Marx from a difficult domestic conflict”[33]。

“我从将军[恩格斯]本人得知Freddy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马克思的小女儿]也来问我，并要我直接问老人。将军非常吃惊于图西的固执已见。他告诉我，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说慌印证他抛弃自己儿子的流言。你应当记得，我早在将军死以前便已告诉了你此事。此外，将军死前数日在给Samuel Moore的声明中，再次确认Freddy是马克思的儿子。Moore到Orpington告诉了图西。图西却坚持认为将军在撒谎，因为他自已过去经常承认他是Freddy的父亲。摩尔从Orpington回来后，再次详细询问恩格斯，老人坚持Freddy是马克思的儿子的声明，并告诉摩尔‘图西想要维护她父亲的偶像’。星期天，在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天，他专门为图西在一块板子上亲自写下[此事]。失魂落魄的图西忘记了对我的怨恨，伏在我的肩膀上痛哭。将军许可我们(Moore先生、Ludwig和我)仅当万一他被指控不公正对待Freddy时，才能使用这一信息。将军说他不想让他的名誉被诋毁，尤其是掩盖真相已不再能对任何人有任何益处。他已尽力把马克思从严重的家庭冲突中解救出来。除了我们自已、摩尔先生及马克思的孩子们（我认为劳拉知道事情真相，即使或许她不知道详情）之外，唯一知道马克思有这个儿子的是Lessner和Pfander。在关于Freddy的信公开后，Lessner对我说，‘当然，Freddy是图西的兄弟，我们都知道此事，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养大。’ Freddy看上去象马克思，有真正犹太人的脸和浓密的黑发。只有带偏见的瞎子才会说他象将军。我曾看见过马克思在曼彻斯特给恩格斯的信（那时将军尚未在伦敦生活），但是我相信恩格斯已将该原信销毁，正象许多别的通信的民运一样。这些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事实。无论是从他母亲或是将军，Freddy从未发现谁是他真正的父亲。我再次读到你问此问题的信，马克思一直担心离婚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妻子疯狂地妒忌。他不爱这孩子，如果他胆敢为孩子做任何事情，那丑闻将太大了。” [34]马克思夫人燕妮于1865年写的自传中也言及：“1851年夏天，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详述的事件，它增加了我的烦脑。”插图是晚年的马克思和Freddy Demuth (1851-1929)，读者可以自行鉴定面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David Rjazanov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又发现新的证据：苏联解体后，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档案里记录着成年后的Freddy Demuth很想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很清楚恩格斯的死前坦白，他们明知这件事却千方百计隐瞒[35]。

以上了解了马克思其人后，就很容易理解作为“政治革命家”的马克思在政治事件上的立场和手段。我在“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一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意和有意的误导进行过批判，鉴于巴黎公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利用价值，有必要再次重复，并略加补充。

【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与事实不符，…3月18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 醒了”是自己的“创作”，但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巴黎公社历史的开端。…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计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

90名当选的“议员”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和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派），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机构，更接近马克思术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有64人就任议员，加上4月16日补选的17人，共有81名议员。其中18人来自中产阶级、约30人来自专业阶层（主要是共和派的报纸记者）、35人来自体力劳动阶层。议会中有19人来自中央委员会，最有能力、热情、经验和影响，其中有7人属于雅各宾派、4人属于布朗基派、3人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他们的职业为：6名技术员、6名工人、3名商人、2名专业人员。[5]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议会脱离关系。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会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 ...其实，公社的领导人都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各种类型、规模（而不限于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抵抗运动（从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西方的各种反战运动等）借鉴，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社会权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压制、欺骗别人的政治权力。

恩格斯利用巴黎公社为自己的打算开路：“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这里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与巴黎公社的实际的社会政策和性质相离甚远。

…但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15]中，列宁抨击到：“ 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这是对千方百计避免内战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对作为社会解放雏形的巴黎公社，经历过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莱斯顿市街战的巴枯宁对结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巴枯宁就判断普鲁士的胜利会把欧洲的社会革命拉向倒退半个世纪。1870年9月28日，以巴枯宁为首的社会革命家们占领里昂的市政厅，宣告成立法国安全委员会并发布条令，希望别的城市的呼应，共同废除国家，进一步引发德意志境内的革命。类似的起义也发生在马赛、布莱斯特等城镇，但都很快被资产阶级的地方或政府军警镇压下去了，因为法国广大的农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们很容易被政府利用。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会失陷，但他们不会白白消灭。”但是，“与权威共产主义的说教相反，……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通过人们自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大众、组织和协会的运动，才能达成或带来革命的完全实现。”正如安那祺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用权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国际一样，任何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因为内部纠纷被马克思解体的第一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不同，被国家权力镇压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马克思主义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诚实”、“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过于宽大”等政治“错误”，才体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36]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性地抵消普鲁东的影响，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则据为己有，巴枯宁称为违反“基本逻辑”、“一场真正的戏装的滑稽变种”。[37]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在回答荷兰社会主义者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工政府的问题时，脱离了自己的理论，更象一个现实政治家：“你可能会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这只是一个城市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叛的事实，公社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能够有少量的坚实常识，他们可以与凡尔赛达成有利于整体人民的妥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38]。既然马克思已经这样说了，恩格斯和列宁还要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干什么呢？

除了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实践就是如何分裂并解散国际劳工协会。[39]这里再次简单引用我的研究。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简称为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几乎所有的中文文献和引用都持同一论调，来源于为列宁主义政治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马克思教义（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 …都宣示出对国际中所有非马克思派、特别是马克思以外的各社会主义潮流的敌视，曲解了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国际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的欧文式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最先进、丰富的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发祥地法国的蒲鲁东式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被后来者正确地称为anarcho-syndicalism安那祺-工联主义，也多少带有对被资产阶级出卖的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向往。如恩格斯承认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由马克思等 9人组成的秘书小组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6年 9月在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这虽然不是“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但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工人愿望、得到各国劳工团体的广泛呼应。顺带指出，这个章程被收入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后来声称“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对于国际和马克思都不公平。马克思可能具体执笔记录下9人小组讨论的草案，但章程的内容（所谓版权）是国际的集体共识，与马克思本人关于国际的运营（主要是领导权争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教相距甚远。

…据编辑马克思的有关国际的文献的Saul Padover回忆：国际成立时，马克思是一个相对无名的难民记者，马克思与英国的激进派或劳工活动家之间没有密切联系，他过着政治上被隔离的、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来自欧洲大陆的难民生活。马克思在大会前一周对会议毫无所闻，一个30岁的流亡伦敦的法国激进共和派 人士Victor Le Lubez邀请马克思作为德国的代表参加大会， 马克思又叫上另一个德国人Johann Georg Eccarius同往。可见国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样本，欢迎一切认同国际原则的人士加入。国际的诞生改变了他的一切。当然，正如欧文（非常成功的大工厂主）、葛德文（社会幻想家）、圣西门（旧贵族幻想家）、傅立叶（小店主）、蒲鲁东（印刷工）、巴贝夫（平等派密谋家）、布朗基（政治囚徒）、拉萨尔（犹太富有律师）这些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的先进人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不可避免的缺欠）一样，非工人出身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加入劳工运动，只要他们不把自己凌驾于国际之上（所谓工人阶级乃至人类的“导师”），都是令人欢迎的。直到今天，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者们虽然没有忘记马克思派操纵国际、在无法操纵时竟然解散国际的“原罪”，但像巴枯宁当初那样，即使“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仍然把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战友对待，不会把婴孩与脏水一同泼掉。

让我们仔细回省一下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体现的基本原则：…“劳动者在经济上受独占劳动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会悲惨、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

上述原则非常简明，没有必要用什么黑格尔哲学或李嘉图经济学来复杂解释，因为它们与国际没有什么关联。…而相对无名的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国际取代安那祺-工联主义，除了犹太法律学生马克思的知识和计谋胜过欧文和蒲鲁东的朴素劳工信徒等人为因素外，主要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共敌俾斯麦的光：普法战争后，巴黎公社的失败[15]迫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具有多样性社会主义传统的劳工运动转入低潮或地下，缺少社会主义传统和经验的后进德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开始唱主角。由拉萨尔开创、控制和影响的德国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摆脱不了普鲁士型“国家”的紧箍咒。马克思不敢在拉萨尔生前批判他，但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排除拉萨尔的影响，通过没有多少理论知识的工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获得很大成功。

…对国际的运作的明确规定，接近于国际的名称，实际上就是federalism。这个词用在美国、瑞士、加拿大等国家体制，可以译为“联邦制”；用在社团组织或个人，是指保持加入成员原有性质、形式、人事、财务等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共同缔结同盟条约、义务、合同等，可以译为自治／自由联盟，与今天的欧盟的形式接近，排除了任何个人“掌握”协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乃至“集体领导”的含糊可能。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最后一次各派代表参加的合法代表大会。代表比利时自由联盟的Eugene Hins提出了得到西班牙、瑞士汝拉联盟和很多法国代表赞同的“劳工评议会labor  councils”提案，被大会采纳：“代表大会宣布所有劳工都应该努力在他们的行业建立抵抗协会。一旦一个行业组合成立，就应该通知同一行业的别的组合，这样就可以形成各产业的全国性同盟。这些同盟负责收集所有产业资料、建议要采取的公共措施并确保执行，最终由自由生产者的联盟Federation取代现有的工资制度。代表大会责成总协议会提供对所有国家的行会组合的联盟的支持。”“行业和产业组织的协议会将取代现存的政府，这种劳工代表制将一劳永逸地赶走历史上存在过的政府”。这种取代政府的劳工协议会制度，就是安那祺-工联主义的精髓：要实现完全社会革命，就必须同时消灭财产和权力的垄断。按照这个国际的精神展开的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国家的劳工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道路却背弃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派（仅仅列出以下的著名代表就够了：吉约姆James Guilaume[25], Adhemar Schwitzgubel, Enugene Varlin, Louis Pindy, Cesar De Paepe, Eugene Hins, Hector Denis, Guilaume De Greef, Victor Arnould, R. Farga Pellicer, G. Sentinon, Anselmo Lorenzo）在巴塞尔会议上也不择手段谋求政治权力，可以在巴枯宁本人出席会议、马克思本人没有到会、恩格斯还没有资格出席会议的有利条件下，通过由贝克尔提议的按语系自由联合的方案。那样的话，由马克思控制的伦敦总协议会就会“化为乌有”，而被在欧洲大陆的法语、拉丁（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斯拉夫语、德语协议会中心所取代，国际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看看马克思在国际内的职称（总协议会委员、德国联络秘书、荷兰临时联络秘书、俄国联络秘书）和后期（1870年10月4日）进入国际的恩格斯的头衔（总协议会委员，西班牙联络秘书、比利时联络秘书、意大利联络秘书），与“马克思领导国际发动了巴黎公社”的神话一样可笑。巴枯宁并不是不懂阴谋权术，但在事关社会主义运动的紧要关头，宁愿“被宰”而不愿宰割国际的同志。“既然国际的组织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家或专制而是激进地消灭每一个主权，国际必须有与国家组织完全不同的性质。国家是何等地对人的兴趣和本性的自然发展的权威、人为、暴力、疏远和敌对，国际的组织就应该同等地是自由、自然，以及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人的兴趣和天性”。在既存的社会里，博爱是博爱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王牌，但国际正是要以新的的精神和原则建立新的社会，不容许真正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玩弄任何权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恐怖的雅各宾主义最后变质为一小撮人对大众的专政一样，以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以及人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名义的专制／独裁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虽然有极个别的倡导者如巴贝夫、布朗基本人是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且是国际劳工运动里的毒瘤。

巴塞尔会议加剧了马克思派的恐惧和除掉巴枯宁的决心。恩格斯加入国际总协议会后，具体策划、参加并导演了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不仅违背国际的精神，也直接违反了国际的“真理、公正和道德”准则和相关组织条例。汝拉联盟立即发表了Sonvillier的历史记录，抗议伦敦总协议会的傲慢和虚伪。但是，马克思派变本加厉，在1872年的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伪造多数代表的身份、阻碍反对派代表赴会，操纵大会，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者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同时出卖了国际的废除国家的使命，把国际变成他们的投票机器，去与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真正的国际在海牙会议上被埋葬了。】[40]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分裂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实，我在“第一国际在西班牙创立的公案--兼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介绍过，值得再次引用。

【“代表大会决定：1．把米哈伊尔·巴枯宁开除出国际，因为他是同盟的创建者，并且品行不良；2．开除同盟盟员詹姆斯·吉约姆；…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戴着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击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条和领导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击各国现存政府的团体。这个由其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建立的团体，混入了工人阶级国际组织的队伍，企图先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力图破坏这个组织。这个团体横蛮无礼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义纲领和自己的狭隘思想来偷换我们协会的广泛的纲领和伟大的意向：它在国际各个公开存在的支部内部组织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这些秘密小支部服从统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过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动来操纵国际的支部；它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攻击一切不愿意屈从它的意志的人；并且，用它自己的原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战争。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意大利议员法奈利…的例子，都表明教皇在这方面是多么富有谅解精神……他所指的国家，包括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的政权还是反动的政权。”

…马恩污蔑同盟为“资产阶级代表”、强调法奈利Giuseppe Fanelli短暂的“意大利议员”身份，大概是他们自己、特别是恩格斯的“跨国资本家”身份在作崇。其实，正如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吸引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社会主义的主要领袖人物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正好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广泛价值和意义，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成功需要包容而不是排斥非劳工阶级。

…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新信徒，正如Rafael Farge Pellicer 1869年8月1日给巴枯宁的信所示：“下一个周日的会议上，我将告诉国际巴塞罗那支部的朋友们你的信和希望，让更加民主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加入同盟。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接受你送给我的小册子上的每一句话。”马恩此文也确认道：“像通常一样同时也是国际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岛上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团体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的纲领和国际的纲领是一样的，这个秘密组织到处都存在，加入这个组织似乎是一种义务，同盟努力使国际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使国际从属于自己，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决定，应当让联合会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同盟的亲信组织。”那么，又何必指责“这个协会容忍有一个由资产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在自己内部存在并服从它的领导”呢？

与从来没有失去过自由的马恩不同，巴枯宁从自身的俄国牢狱/逃亡经历，体会到共济会等宗教秘密组织对革命的价值。实际上，任何真正的革命，特别在初期阶段，都不同程度地与秘密社会相关。巴枯宁意识到“有必要在构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无政府状态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有某种机关作为自己的体现。这种机关应当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国际兄弟联盟。…这个联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革命永远是既不能由个人也不能由秘密团体来进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变和事实的进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众本能意识的深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然后才爆发出来的……组织得很好的秘密团体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众中传播与群众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帮助革命的诞生，并且组织——不是组织革命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始终应当是人民〈炮灰〉——革命的总参谋部，由忠诚的、坚毅的、聪明的，主要地是真诚的，而不是沽名钓誉的人，由有能力作为革命思想〈由他们垄断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间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组成”。当然，具体在实践上，任何秘密组织都不免带有告密、出卖等恶迹，巴枯宁也不免被人指责，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们面临政府的屡次镇压，被迫转入地下，比没有经历过镇压的马恩等人知道如何在秘密斗争中保持革命的原则。

 实际上，正如Casas所说：“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所属的日内瓦同盟不是一个有正式决议和规定要求各国成员遵守的国际组织。它不是一个强制和权威的团体，不可能如此，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同盟试图在不同的国家的活跃和有干劲的成员中建立一种联系，得以在各国根据当地的情况和革命运动转换社会秩序。西班牙的民主同盟完全由当地的情况促发，独立行动。巴枯宁与朋友们的各种信件（当然不如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那样频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基于交换意见、劝告和解释的想法，从来没有指令的意图，因为那不符合巴枯宁的方式，也不会被他的朋友们接受”。Pellicer等正是在这样的精神下接受巴枯宁的意见和方式的。马恩也承认说：“ 联合会委员会表示赞同这封信，这说明当时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这说明巴枯宁没有“教皇”的能力远程遥控西班牙，而是西班牙的广大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把安那祺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际的理想接受的。马恩为了排除巴枯宁，把巴枯宁在西班牙的实际作用抬得太高了。正如马恩此文也引用的那样，巴枯宁本人还没有转变为完全的安那祺主义者，只是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的“朋友”，不多不少。

马恩进一步指责：“2月24日，拉法尔（拉斐尔·法尔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马德里支部报告说：‘必须铲除总委员会的反动影响和权威主义的倾向。’…于是教会纪律便开始粉碎反对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最后尝试。… 由于同盟施展各种诡诈伎俩，这个委员会被迁往瓦伦西亚。…从这个时候起，联合会委员会便连灵魂带肉体都被出卖给同盟了。” 实际上，所谓社会民主同盟西班牙分部或同盟马德里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在西班牙迅速激进化、国际的组织急速扩展的过程中，那些接受同盟思想的人不知道如何组织同盟的分部，也根本没有必要组织同盟的分部，而是迫不及待地直接投入建立国际的各级支部的斗争中了。“目标是国际（的建设）。同盟在西班牙没有当地、区域或全国的组织结构，只是一些联络小组。没有任何小组之间联络的纪录。把全国分散的小组连接起来的理想就是安那祺主义”。

 除了西班牙，代表国际多数成员的瑞士（汝拉联盟）、比利时、意大利等支部也接受安那祺主义，所以在有代表性的国际1869年巴塞尔大会上，由德国工人Eccarius宣读的巴枯宁提案得到代表的压倒性支持。把国际视为个人工具的马克思害怕起来，私下里对恩格斯透露：“这个俄国佬想变成国际的主人。他不老实的话就要被开除”。本身还没有资格与会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宁隐藏在幕后。如果这个该死的俄国人真想用阴谋手段窃取工人运动的领导，那末现在该是好好教训他的时候了，该是提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究竟能否成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家伙很容易被捉住。”在1871年实际上只是总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伦敦会议上，除了总委员会的13个代表，只有6个比利时代表、2个马克思派的瑞士代表、一个西班牙代表（罗伦佐）与会，汝拉联盟、意大利分部和巴枯宁本人没有被邀，马克思突然拿出违背国际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的所谓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九号提案和谴责巴枯宁的问题，作为国际代表大会投票通过。

这是违背国际和普遍社会主义原则（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正式成立的标志。为此，意大利的国际分部就发布声明：“鉴于：伦敦代表会议企图用自己的第九项决议把作为德国共产党理论的权威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这种做法的鼓舞者和维护者；权威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否定；总委员会为了把自己特殊的权威共产主义学说强加于整个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诬蔑和欺骗这样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法；总委员会的反动精神引起了比利时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义愤，以致有人建议撤销总委员会并且修改共同章程；总委员会在海牙这个离开这些革命国家最远的地点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并不是偶然的。” 巴枯宁1872年4月5日于洛迦诺给马德里的弗朗西斯科·莫拉的信说：“据我所知，我本人以及我的朋友们，即汝拉联合会的同盟的同志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成了伦敦的总委员会诽谤的对象。真令人痛心，在这个可怕的危机时期，正当要决定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好几十年的命运的时候，正当无产阶级、人类和正义的一切朋友应当兄弟般地联合成为反对共同敌人——即组成为国家的特权者世界——的统一战线的时候，那些过去为国际出过很多力而现在被权威主义的恶欲推着走的人，不去到处建立那个唯一能够制造力量的自由联盟，却竟然堕落到造谣撒谎、制造分裂，我说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们仇视专政、执政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正如您仇视这个原则一样；我们坚信，任何政权都是管辖者蜕化变质的必不可免的根源，都是被管辖者遭受奴役的原因。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样的：任何统治都表现为剥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反对它的任何表现，因此我们更加不想在国际内部同国家妥协。我们认为伦敦代表会议和它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阴谋，是一场政变，因此我们表示抗议，并且抗议到底。…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不久在整个欧洲大陆就将没有一个可以供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集会进行自由讨论的地方了。”这已经预感到国际的死亡了。

巴黎公社失败后无法在法国生活的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被派到西班牙来推行马克思主义，要把国际转换成在“马克思主义者”们指挥下从事职业政治的工具，最终与其他8人被西班牙国际分部Spanish Regional Federation (FRE)委员会开除。“…在此以后，被开除的人成立了‘新联合会’，并要求委员会承认它，但是委员会以支部自治为根据，坚决拒绝了它这个要求。于是，新马德里联合会便诉诸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接受了它。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同意了这个决定并且一致承认新马德里联合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有效的。” 马克思派的（伦敦）总委员会把代表5-7万左右会员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排斥在外，让只有9名西班牙成员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成为国际的西班牙分部，让拉法格作为国际的西班牙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连国际的规则也不管了。总委员会如此专横对待不同意见的会员，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除了被总委员会“开除”，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呢？感谢马恩在此为我们留下了国际成员们对他们的批判：“代表资格证〈总委员会委员的〉看做是个人的私产，而伦敦对他们来说则是我们协会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们想确保他们的特殊纲领、他们自己的学说在国际内的统治地位……作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于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正统思想，其中心是伦敦，其代表人物是总委员会的委员们”。

完全依靠拉法格、Utine提供的情报对西班牙国际、包括对其领导者莫拉哥展开诽谤：“新马德里联合会有充分的根据说，同盟是用国际会员的钱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联合会委员会根本没有缴纳应该上缴给总委员会的会费。… 莫拉哥——小铺老板、小酒馆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帮工们的劳动保持自己的职业赌徒的自治。当联合会委员会流亡里斯本的时候，他从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并且建议把国际的文件抛入海中。当萨加斯塔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时候，莫拉哥再次从马德里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开了小差，到同盟的港湾里躲避风暴去了。同盟没有基督，却有很多的圣彼得。”怪不得Nettlau总结道：“这个1873年小册子的几乎每一句都是虚伪和偏见。…虽然表面上是1872年海牙大会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制造这个小册子的憎恨、浮夸和浅薄的环境”。

但广大国际会员对海牙大会的抵制超出了马恩的想象。失去理智的马恩判决道：“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属于少数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声明。…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鲁塞尔同比利时人就共同反对新的总委员会一事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以后，便到瑞士圣伊米耶参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娄罗们的帮助召开的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去了。汝拉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它否决了海牙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的决议。因此，该联合会被总委员会暂时开除。在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他们坚决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绝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新总委员会的权力。…于是，国际内部便宣告分裂。…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后，发表了一篇充满了对海牙代表大会的诽谤和对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颂扬的宣言。…西班牙联合会失去了领导，其联合会委员会被一个简单的通讯统计委员会所取代了，甚至连把西班牙各组织的会费转交给总委员会的职权也被取消了；最后，他们终于否决了海牙决议，加入了圣伊米耶公约，同国际决裂了。…比利时人与西班牙人同时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也否决了海牙决议。总委员会以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对他们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宣布：参加了上述布鲁塞尔、哥多瓦和伦敦的代表大会和会议或者承认它们的各项决议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国际的多数成员被他们控制的“总委员会”以国际的名义一一开除了。而开除了大多数会员的国际除了自我解散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除了这本小册子，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也同样利用“新马德里联合会”，重复对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西班牙没有“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端攻击，发挥不着边际的想象。

“海牙委员会新近公布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报告…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阴谋诡计、欺骗勾当和空谈，他们企图用这种种手段使无产阶级运动为他们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在西班牙，当国际发生分裂时，秘密同盟的盟员是占优势的；大多数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们走。当1873年2月间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巴枯宁派的首领们完全张皇失措了。…我们从上面提到的马德里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人抛弃了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践踏了国际的章程，从而引起了西班牙国际队伍的分裂、内部斗争和混乱；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在工人眼中把我们描绘成借工人阶级夺取统治之名而行自己争夺权力之实的贪功图名的钻营之徒；这些人自命为自治论者、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等等，正是这些人这一次却热心地投身于政治，而且是投身于最糟糕的、资产阶级的政治。’

…与恩格斯对彻底摆脱了他们控制的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诅咒相反，西班牙社会主义在经历屡次政府镇压后反而发展壮大，特别在1936年7月18日，正是安那祺主义者力挽狂澜、拯救共和，坚持抗战，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苏联等反抗法西斯联盟最终胜利赢得了宝贵的3年时间，才真正体现了国际的精神，是国际的真正传人。】[41]

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预料的普法战争的爆发，他们袒护俾斯麦的言行引起第一国际中的拉丁语圈的愤概[42]。与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控制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相对照，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直接控制下才产生了作为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列宁主义。一般读者都很熟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从中独立出来印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这书的前言可以感受到恩格斯对一个独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者的恐怖，晚年特意花费的巨大精力来抵消杜林的影响[43]。

其实，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参与、教育、领导劳工阶级的“不间断摩擦”、“进退两难”过程都很不熟悉，Stanley Pierson提供了一个仅有的研究参考[44]。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没有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将误入歧途，但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无产阶级发展出足够的知识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以上的例子举出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通讯中对“劳工的智力局限、愚蠢和狭隘意识”的蔑视，恩格斯特别担心找不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工作帮助劳工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考茨基就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高足，这也正是考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地位的来源[45]。例如，考茨基反复说教到：“如果社会主义要超越幼稚，代表达到社会的相互联系的远见，就必须要进行系统的考察。…科学仍然是占有阶级的特权，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创造出关键的社会主义。只有那些拥有资产阶级科学技能、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立场并由此发展成新的无产阶级地位的思想家，才能把社会主义带给无产阶级”[46]。虽然是拉萨尔最先在德国劳工阶级中鼓吹社会主义[47]，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无产阶级观点”就是想向劳工灌输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48]理论而已[49]。而在缺乏英法那样的相对自由社会环境的德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脱落下来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50]。但社会民主党也只能提供很少的考茨基那样的编辑职位，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年青知识分子，如Vollmar，“看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目标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脱节”[51]，在农民[52]、军队[53]、文化[54]、哲学[55]、伦理[56]、工会、预算[57]等具体政策上，或通过直接与恩格斯通讯等方式深感失望[58]，有些人组成了独立社会主义政党[59]，有些人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尽管没有学位却自学成才、在社会民主党非合法时期坚持在德国外编辑出版机关刊物的理论家伯恩斯坦的修正贡献，如批判对无产阶级的“几乎神秘的崇拜”，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意识目的和观点的阶级”主要是“想象的虚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带来新的激进精神状态，而再次赋予旧价值和道德感情的持久活力，等[60]。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的挑战，实际上也为更不择手段的俄罗斯政治家抛弃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

这里无意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61]和经济研究的理论的评论，除了篇幅的限制，还因为马克思比较诚实地承认了前任的工作，也得到后人（指西方学术界主流）的比较客观的认可。这里举出两本客观的学术研究：Isaiah Berlin的思想传记是至今还在印刷的经典著作之一[62]，虽然书中夹入的冗长的议论往往很难分清是马克思的还是作者的意思，但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特点，如“希望改变（普鲁士）国家或推翻它在道德上是坏的，因为那样就违反包含在国家中的合理意志；而且不管怎样都是徒劳的，因为那违背了历史的决定论。这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形式”[63]。另一本至今仍再版的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托洛茨基分子的Sidney Hook的巨著[64]是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经典，虽然作者本人早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正如对基督教的研究[65]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本质一样，通过还原马克思其人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再次显示出：正是人类社会的半开化程度、人类精神的半启蒙状态孕育了本来没有任何神秘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衍生的列宁主义、毛主义等）的诞生。马克思的信徒们喜欢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哲学家们本来就不是马克思那样的职业政治革命家，即便对于要改变世界的政治家们，问题也不在于是否改变世界，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手段改变世界，以及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我们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家之言、一家流派所具有的价值、经验和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去除其中的毒害（如一党独裁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汲取历史的教训（特别是谴责对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镇压），扬弃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回到（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等确立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4月3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