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水二中为防止学生跳楼而安装护栏与亚投行女儿那让人惊叹的学霸经历慢慢淡出网络时，恰恰是反思一些问题的好时机。寒门出贵子才是教育公平的最好体现吗？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的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大？以及教育公平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不同阶段，教育公平的含义不同

在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一文中，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另外一个是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而1949年以后的教育史，则是从权利平等逐渐过度到了机会均等，而如何更好的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则是现在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同时，从历史的不同阶段来看，精英、平民、教育公平都有着不一样的含义，这些含义有的受到意识形态的特定影响，有的受国家发展目标及发展模式的影响，有的则受到社会转型后市场化的影响。

概括来说，当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时，教育的机会更多的给予了出身好的农民与工人，而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教育公平的天秤无疑很难倾向于他们。按照杨东平的话来说，这时的教育公平，体现在阶级内部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还没有普及。

而当强调工业发展，需要高科技人才时，此时的教育则慢慢从之前的阶级内部的平民化转向精英化，甚至要求建立一种类似“小宝塔”式的精英教育，这样的精英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在中小学里设定一定数量的重点中小学，数量多少则取决于对应的重点大学的多少，两者之间要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对应关系。

当社会需要转型，开放市场，形成市场化办学时，所谓的精英就不再是出身好的工人与农民，也不是侧重高科技的技术人才，而是慢慢与金钱挂钩，与权力结合。当然，此时的教育公平不再仅仅体现在“权利平等”上，而对“机会均等”的诉求慢慢凸显出来。

硬性与软性两方面条件体现教育公平

当我们看到贵州山区里的儿童很有可能因为家境情况，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看到超级中学里的学生成为应试大军里的一员，就为了拿到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场券，甚至看到网上对亚投行行长的女儿的评价：初中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热爱文学和艺术，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她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时，过度关注于他们之间家庭环境的不同，出身不同，因此才将焦点集中在了“寒门不再出贵子”，好像只要寒门不再出贵子了，教育便不再公平，但我认为，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并不主要体现在家庭环境上。

教育公平受两方面条件影响，一种是硬性条件，受制度影响，一种是软性条件，受环境影响，诸如家庭环境。在中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城乡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区受教育的不平等。除此以外才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

前一种不公，堪称中国特色，原因很多，有户籍制度的影响，形成了城乡二元间的对立，教育资源的投放也随之倾斜于城市；有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异导致对教育投入的差异而导致最终产出的差异，发达地区更容易受到好的教育，而落后地区则次之；当然就高考而言，地方保护主义更使得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后一种不公，也可以说是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的博弈，就是教育到底应该倾向于平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让全民受教育呢，还是倾向于精英，推行更为精英的教育。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提供多种机会，让精英人群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大多数人不至于辍学，也能接受到教育？

如何从美国教育平权中吸收经验

美国的教育史上也有类似中国这样的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的发展过程。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这场发生在60年代的平权运动，让少数族裔，尤其黑人，拥有了与白人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而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乃至其后的，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让女性逐渐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

通过这些平权努力，使得弱势群体得到了特别的“优先照顾”，看起来实现了教育公平，但事实上，在获取教育资源，以及从家庭环境来看，弱势群体依然弱势。

在薛涌《美国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一文里写到，美国常青藤联盟最初就是富人的俱乐部，但经过了诸如取消希腊语、拉丁语考试、引入SAT入学考试、推行奖学金制度、对退伍军人入学的优惠政策、平权运动的开展等一系列的措施，让美国教育看起来越来越公平。至此，我们很难相信，在美国，寒门也是很难出贵子的。

薛涌在文章里继续引述了耶鲁校友杂志上一篇文章里的数据“2013年录取的耶鲁新生，只有15%的家庭年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考虑到美国中等年家庭年收入仅为5万美元，这意味着占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的子弟，只能在耶鲁占据15%的位置。另外16%的学生，则来自年收入在6.5万-12万美元的家庭。剩下的69%，来自年收入在12万美元以上的家庭。这大致就是收入在顶尖10%的家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与我们一般认知完全不同的事实呢？作者认为，主要在于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哪怕政府想要推行教育平权，但胳膊要想扭过大腿是很难的。

看到这，是不是认为，美国在教育平权化上的努力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呢？恰恰相反。

在《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美国教育平权运动40年》文章里，介绍了美国如何通过民间努力，建立民间组织，帮助那些穷人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比如1989年，温迪·库普与其丈夫理查德·巴斯创办了公民组织“美国援教”(Teach For America)，该组织与那些常青藤联盟毕业的志愿者签订两年的服务合约，让他们到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教任教，服务于落后地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可以说，虽然贫富差距导致穷人与富人之间受教育的机会还无法均等，但无论是通过一系列的平权运动，还是民间努力，政策支持，机会均等都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的“美国梦”。

但在中国，教育不公平，关键还不仅仅在表面看到的家庭环境的不同，也不仅仅是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问题的根本还在于，虽然拥有了表面的权利平等，但实质上，农村与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根本不均等。同时，伴随着大学扩招，看起来上大学的人数增加了，但教育产业化，使得教育质量大大缩水，上大学就等于失业。

可以说，寒门出贵子，在美国是一个可以慢慢实现的“美国梦”，而在中国，一个人要想寒门出贵子，要么读衡水中学，还要忍住不跳楼，要么出生在北京这样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城市，或者有一个可以拼的爹，再不行，家里有钱，要么出国，要不移民，总之，“中国梦”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