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N）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长文，现已列完该学说形成之政治背景分析的部分，随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具体形成”这个部分，叙说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一学说之六大要点这个历史时期学说的具体形成过程，该部分末尾是“刘少奇的反面教材作用”一节。这个大部分之后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本博将在下周暂别各位博友，何时再见面不能确定，特将”刘少奇的反面教材作用“小节标记为系列之（N）列出，临时呼应已经列出之几个小节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板块。愿该小节基于历史事实分析的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几大关键分歧，对于各位博友认清当下政治有些许帮助。 

（2015-08-20）

刘少奇的反面教材作用

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与刘少奇对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是有直接关系的。实际上自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确是斗争不断的，本文前面各章节已经比较零散地谈到刘少奇政治上的不少问题，这里有必要将其政治面目的几个关键问题，做个比较系统的交代。

很多人把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斗争庸俗化了，认为毛主席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坚决的，刘少奇一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中苏论战的时候，至少在形式上也是积极反对赫鲁晓夫主义的，积极批判修正主义的，积极反和平演变的，可是毛主席把他打成了最大的走资派，把他从政治上彻底打倒了。由于有这些简单的事实存在，不少人就认为毛主席是捕风捉影，是怕丢了自己的个人权力，是对人家搞政治迫害。这种庸俗的历史观和庸俗的权力斗争观到处都是。

毛主席和刘少奇在革命问题上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刘少奇的政治本质也就清楚了，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危害也就清楚了，所有关于毛主席迫害刘少奇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这样说，并不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刘少奇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功。请读者记住，这里谈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谈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个问题，关于刘少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1949年4月，离建国只有几个月了，刘少奇到天津工商界去讲话，宣扬资本家剥削合法，说共产党消灭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在这样的论调中，刘少奇已经是把共产党和一般民主党派相提并论了，抹煞了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性质。所以，进城以后，刘少奇就只想“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不想向社会主义过渡。

他不但在城市反对对资产阶级开展任何斗争，反对消灭资产阶级，而且也在农村反对互助合作经济，说高岗在东北搞合作化时歧视单干，山西省委搞合作化是“错误的、危险的、是幻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刘少奇对党员剥削，对党员雇工是大力支持，认为“党员不能雇工、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这是从根本上违反马列主义原则，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不能消灭剥削，但要限制剥削，减少剥削，决不能鼓励剥削，尤其不能鼓励党员剥削。他虽然强调他不是鼓励党员单干、党员剥削，可实际效果就是鼓励单干，鼓励党员剥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的剥削有功论的来源之一。

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耕者有其田”了，但这没有破坏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只是破坏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只是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只是符合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要求，不是实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毛主席主张民主革命胜利后顺势向社会主义过渡。互助合作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创造，是在生产力落后情况下，提出的社会变革要求。这个要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所以毛主席当时要求党的工作必须要顺应这个社会变革的要求，党的干部都去做互助合作的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农业要实现社会化，就必须走互助合作的路，为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打下基础。

刘少奇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对立起来，并死抱着“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初看上去他是在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主席的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但毛主席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不断调整对实际问题的看法和工作的对策，走向了新的历史，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此时的刘少奇，还坚持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无论从毛主席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看，还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中，刘少奇都是教条主义的，也是机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巴黎公社还没有发生，所以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发生之前，马克思警告过巴黎的革命者不要试图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去冒险，但是巴黎起义已经发生了，马克思却没有当旁观者，而是把之前的自己发出的警告放在一边，积极参加和肯定这场革命，此后又在《法兰西革命》中深刻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则，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能简单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打碎它，重建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假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革命发生后，还只是表示自己所发警告的先见之明，而不是积极支持革命，不是积极总结失败的教训，不对《共产党宣言》里某些过时的东西做出必要的修正，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方案，那么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就是落入教条主义了。实际上，马克思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则，恩格斯对这个原则完全肯定，并在1892年重版的《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原则做了重要的补充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简单停留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里，他们都是根据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超越了自己的，都不是教条主义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没有等到俄国工业化之后、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之后才搞所有制变革、才搞生产方式革命，而是在农业的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加快俄国经济基础的变革。斯大林就是依靠列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依靠新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在短时间内让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让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国。列宁、斯大林都是坚持《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原则，又在新的巴黎公社原则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所以，列宁、斯大林在这里也都不是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继承列宁十月革命遗产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超越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局限性，搞向社会主义过渡。所以，毛主席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刘少奇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还要坚持“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不但是教条主义的，而且还是违反毛主席提出的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接受的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理论的，从而也就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本质原则的，是不要马克思主义、不要消灭私有制、不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说，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刘少奇的这一套东西正好证明了毛主席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1955年毛主席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执行了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批评其实也是对刘少奇提出的，毛主席甚至不点名批评刘少奇“确保私有”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上做文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毛泽东十分清楚，刘少奇反对向资产阶级做斗争，反对合作化， “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本质就是不想搞社会主义，所以才批评刘少奇“言不及社会主义”。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的反对意见只是暂时被压制下去了，很多人实际上还是不接受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有机会就会反对这个总路线，当时就出现一种论调，说“社会主义（合作化）只有三年的优越性”。这种论调就是要随时准备抓住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造成的某些表面的缺点，去攻击合作化的本质，去复辟“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正如后来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一些人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干部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造成的暂时的困难，去攻击人民公社的本质，去否定集体化这个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去搞复辟单干。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没敢写出来建国初毛主席和刘少奇的这场路线斗争，但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1961年到1962年的全国刮出的单干风潮，就是刘少奇在背后鼓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本来由他和邓小平负主要责任，他却在这个时候利用这些问题做借口，完全不顾三年自然灾害的客观因素，刮出黑暗风。他这样做意图很明确，只要把现实说的一团漆黑，才能改变现在的路线，就是改变集体道路，只要改变这个方向，那就要走他的方向，就是搞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就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和重视了，也决定了毛主席从1962年就开始思考是否有必要把刘少奇从领导位置上拉下来。

第二个问题，刘少奇如何看待党和党的作用？

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一个问题。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刘少奇是坚决反右派进攻的，也就是说他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的。

毛主席对反右派运动也是坚决的，结合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各种情况看，毛主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方向】。所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毛主席说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两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统一体，一旦分开，共产党就堕落为一个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政党。

然而，刘少奇和党内其他很多人如邓小平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方向】。

就是说，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的相同的地方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领导走什么道路，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是不一样的。

反右派确实是全党的一致的行动，而不是毛主席或者刘少奇或者邓小平某一个人的决策，但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反击右派进攻的动机是显然不同的，这个不同就显示在他们公式中的后两项中。反右派之后，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发生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公式中不同的项开始发生作用了。

至于刘少奇在反修防修中的表现，那完全是和他一贯的思想一致，与他的“要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理想一致。赫鲁晓夫是帮了他的大忙，赫鲁晓夫也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毛主席反赫鲁晓夫，是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即反对赫鲁晓夫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打着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名义，实际上反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就是用共产党的名义，反对马列主义，打着搞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感兴趣，对赫鲁晓夫的东西十分兴趣，但在毛主席的压制下，他无法表现对赫鲁晓夫的兴趣。刘少奇表现出积极反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把他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倾向赫鲁晓夫的真实的一面给掩盖起来了。

在1963年2月，刘少奇专门有个《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他说：“这次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

听听，又是各国革命，又是人类命运，这听起来多么迷人、多么革命，但却不落实到他自己的修正主义、不落实到中国的修正主义。

毛主席当时就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毛主席反修防修是要落实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而刘少奇反修防修是虚无缥缈的，是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只反别人的修，不反自己的修。

刘少奇说：“马列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对左派或者接受马列的人有可能”。

毛主席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这是一如既往回避问题的实质（即：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毛主席总是一阵见血指出问题，并去解决问题（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说：“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国家和军队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是出，一种可能是不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刘少奇就是吹吹牛皮，一点实际也不结合，而毛主席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落实到实际上的。从这几个对话中，就不难返回去看到大跃进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刘少奇这样务虚不务实，大跃进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出了问题才是正常的。

总之，刘少奇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听上去看上去振振有词，但却都是闪烁其词，他“坚持党的领导”是确实的，而借反修防修反对社会主义也是确实的。他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他清楚搞什么主义都不是他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能搞成的，非需要一个党，而且是一个强大的党的坚强的领导不可。所以，他搞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也是需要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的。

所以，判断是不是修正主义，不要光看是不是坚持党的领导，还要看他坚持党的领导，是搞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名义上人民民主专政）和资本主义（名义上是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搞的是后面的这两种东西，那这个党就是修正主义的党，是反马列主义的党。把这一切搞清楚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他们）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就一清二楚了。刘少奇他们为什么反右派看上去也坚决，反修防修看上去也坚决，就都一清二楚了。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关锋的那篇文章《“修养”的本质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把刘少奇关于党和党的作用的认识都说清楚了。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宣扬孔孟之道，按照他这个修养修出来的党是一个孔孟的党，封建法西斯的党，他就是要每一个党员，无条件当他的孔孟党的工具。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建党，使党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做自己的历史使命。毛主席强调党的纪律，但把党和党的领导干部分开，也不要党员当党的驯服工具，而必须要明辨是非，对党的领导，敢于批评，跟路线不跟人，中央出了袁世凯，要敢于当蔡锷，中央出修正主义，就要起来造反。

这里顺便要提一下，毛主席一直策略性认为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差别的，这给后人解读历史和清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造成一些麻烦。实际上邓小平和刘少奇的差别只是表现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而不是在路线方向上。刘少奇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反作用，给社会主义造成最大的困难，但是因为毛主席的明察秋毫和坚决的斗争，他的危害得到了制止。邓小平后来把华国锋搞掉后，马上就采取了刘少奇的路线，马上就修改1975年的宪法，废除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又写进宪法，搞起了刘少奇没有搞成的“要确定新民主主义秩序”。现在，我们的社会就是刘少奇当年想搞的“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其本质就是修正主义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至于“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也完全是刘少奇的那一套，不是毛主席的建党原则，邓小平的路线发展到今天，“共产党”公开把孔孟抬出来，这不是证明了刘少奇的党就是一个孔孟党吗？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党、封建法西斯党吗？此外，还特别要注意一种倾向，刘少奇对外反修，但对内不防修，这其实包含着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是抛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现在很多人，也有利用毛主席反修防修而将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扭曲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倾向，这是危险的。毛主席反修防修是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下，在世界范围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列宁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共同道路，是与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的，不是任何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 

第三个问题，关于刘少奇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1949年前的民主革命的确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因为，第一，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提出来的，发明权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只是沿着他们的方向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第二，阶级斗争也可能是资产阶级暂时处于上风，因为他们有现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行使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说，从短时间看，阶级斗争有两个可能的结果，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光是承认阶级斗争，当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是努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最终分界线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论者，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只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只是口头马克思主义的。以这个标准去衡量1949年进城后的共产党，就发现党内很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是口头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刘少奇、邓小平是他们中典型的代表。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建立新中国采用人民民主专政，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都没有经验，中国共产党只是简单模仿苏联的经验，而对于苏联为什么要搞一个没有其他党派参政议政的苏维埃，为什么斯大林要肃反并且犯了所谓扩大化错误也并不完全认识透彻，以致于1956年毛主席本人也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了，这体现的是毛主席和整个中国共产党那时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差别的不明确，对于马克思用巴黎公社原则对无产阶级革命发出的警告，其实也没有深刻的领会。

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工人、农民数量虽然多，在当时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他们仅仅是靠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仅仅是要靠共产党不变修，时时刻刻代表他们的利益，才能确保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成为专政的阶级而不是被专政的阶级；一旦共产党放弃了与工人、农民的基础同盟，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就必然回到解放前，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了，共产党革命也就成为了一个一般的改朝换代。

本文前面几个章节所论述的情况恰恰表明，从1949年10月到1962年夏，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正在刘少奇的有意识的引导下，朝向资产阶级专政而去。刘少奇比彭德怀要严重得多，他是真正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有行动的，要在全社会复辟资本主义。

刘少奇为什么在1962年前后这个时候有这么大的胆量？因为高岗在党内接班人队伍中第一个对刘少奇有威胁的，又是主张搞集体道路的、是毛主席最信任的，已经早在1954年就被搞掉了；彭德怀是主张单干的，却是刘少奇在权力上的一个威胁，也在1959年就搞掉了，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人都是和刘少奇一样的宁愿搞资本主义，也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想法，至少是形式上会这样，去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把硬对抗变成软对抗，以己之柔克主席之刚；朱德就是老好人，什么都可以。这样一来，要是对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名义上是新民主主义）在政治局常委里表决，刘少奇占有优势。此外，那时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在全党明确了的，而且1960年5月毛主席在接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的时候，也直接指着刘少奇对蒙哥马利说“……我准备好了接班人，很清楚，就是刘少奇，我死了就由他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觉得翅膀硬了，没有人可以阻挡他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明里暗里，公开的秘密的，双管齐下全面推行他的单干的一套。

但是，刘少奇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低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坚强信念。毛主席说，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也不是。这是对的，所以他允许刘少奇犯错误，犯错误之后还允许他继续革命，但不允许他搞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朝向了资产阶级专政，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是不能容忍的。所以，面对1961年、1962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主席就在1962年夏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为起点，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破不立，破了，立也在其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它要破的东西和要立的东西。破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立社会主义革命；破修正主义、立马列主义；破资产阶级专政（当时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破、一个立：破资产阶级专政，立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个问题，刘少奇和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意见分歧的本质是什么？

实际上刘少奇和毛主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意见分歧暴露出的问题都是同样性质的，如何对待党、如何对待群众，具体体现还是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则不同上。

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根本的就是为整党清党打下群众基础。革命的依靠力量，在城市是工人阶级，在农村是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是动摇的，具有两面性，可以分化瓦解，把他们团结起来，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而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为形势已经发生改变，传统的地富反坏作为之前的革命对象，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不能起反对革命的支配作用了，但资产阶级右派、党内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结盟之后，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大的敌人，只要把党内当权的资产阶级黑手斩断，切断他们与党外资产阶级的联系，就能最终夺回革命的领导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路，非常清晰。

但刘少奇是把革命对象主要定为地富反坏和群众，包括基层党员群众，不去触动真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搞了前十条，本来很好，刘少奇却带领周总理、田家英他们在广州搞出后十条，后十条下去之后效果不好，而且刘少奇还利用他当时对实际工作的具体控制权，推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大兵团作战，秘密串联，神秘兮兮，鬼鬼祟祟，严重脱离群众，把群众当作了革命对象，下面意见很大。这是要摧垮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法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两个十条的经验教训，搞了23条，小四清、五反运动让位于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小四清列于大四清中的清经济之下，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

但是，刘少奇不干了，他用“敌我矛盾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矛盾交叉”等等，来搪塞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回避、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回避，他要把这些交叉当作主要矛盾，遭到毛主席的坚决反对，他问毛主席那怎么提，毛主席当然回答：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工人农民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在23条上的争论一发生，1956年到1962年社会主义建设看似没有阻力的的突飞猛进，而实际上暗藏其中的种种党内资本主义复辟因素，统统都重归毛主席的政治视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刘少奇是他们的总后台，他们，包括刘少奇，必须被清除出党。

在23条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冲突，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新的形势下的具体表现，是你死我活的（不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个人斗争的你死我活，而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这个斗争既然是你死我活，那就不能调和，必然升级。于是，毛主席不能不开辟新的战场，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不了了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已经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就发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的吼声，文化大革命从政治上讲，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白骨精们、赫鲁晓夫们都清理出党的肌体，清理出无产阶级的队伍。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了1966年5月16日到7月18日毛主席返回北京之前这个初期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又一次的反右派运动，打算又打他几十万右派了事，结果搞出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1957年刘少奇和邓小平加上彭真等几个人就是这样把整风运动扭转为反右派运动，并在反右派运动中大搞扩大化，打了几十万右派。现在，他们又要故伎重演。但这一次毛主席不愿意做出让步了，而是坚持自己的思路，把社会主义教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头50多天出现了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之后，毛主席就决定最终罢免刘少奇的最高领导权力。这就是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8月5日毛主席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把刘少奇轰下台去了。

文化大革命是直接的党内大冲突，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实权派的对立，也可以说就是与整个他参与缔造的但已经开始腐化变质的党的对立，所以他不得不新建立一支左派造反队伍，为此他发动了红卫兵运动（8.18接见红卫兵为标志）、工人造反运动（1967年1月革命为核心标志）。正因为这样做几乎就是对着全党作战，文化大革命悲剧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而毛主席去世后所遭到的待遇（邓小平等人全盘否定他的晚年和晚年思想）也是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对他的惨烈的报复。

总之毛主席和刘少奇在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斗争不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体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自1949年就开始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这个路线斗争不是他们之间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代表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刘少奇确实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反面，成为了社会主义最大的反作用力了，毛主席为了重建无产阶级阶级队伍，配合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战略、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搬掉刘少奇，去掉他的权力。

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权力斗争是实际存在的，不必讳言。问题只在于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性质，如果说那不是代表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毛主席为了个人权力的斗争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刘少奇对于毛主席的斗争岂不是也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权力？那么有什么理由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斗争是不正当的、是对刘少奇的迫害，而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斗争就是正当的、不是迫害的呢？如果斗争是刘少奇取得最后胜利，那又该怎么评价这个斗争呢？实际上，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权力而斗争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他们对于中国、对于中国革命后的建设有自己不同的主张，因此才有了斗争。

自邓小平上台以来，从党内就制造出一种舆论并传播到社会，说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个人权力，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既是对毛主席的侮辱，也是对刘少奇的侮辱。任何从那个历史中过来的人，如果对这样的舆论坚信不疑，那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完全的否定，其所体现出的要么是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对于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缺乏情感，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有阶级仇恨；要么是他们自己是无产阶级中的变节者，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

马列主义的根本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消灭私有财产），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建立各个阶级平等的必由之路。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民主革命一完成，就自觉达到的，所以需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以此来衡量刘少奇，显然他在1949年之后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里必须不能回避革命二字的马列主义性质，不能回避革命二字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在此意义上谈论革命和反革命，是毫无意义的。你要承认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事业就是革命，那么就要承认刘少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如果否定这样的事业是革命，或者说这样的事业是反革命，那么刘少奇就是革命的，毛主席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代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

刘少奇在反帝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但这不能证明他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过来，说他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要抹煞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贡献。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发展，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刘少奇就是在这个革命中成为了革命的反动力量。此外，如果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斗争是个人权力之争，那么邓小平对于所谓四人帮，对于华国锋的斗争，不也是个人权力斗争？这同样是庸俗化了政治斗争。而且如果庸俗地认为那都是个人权力斗争，那又为什么要贬损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斗争，要讴歌邓小平对所谓四人帮、华国锋的斗争？现在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历史学者、党史专家，他们自己是极端庸俗的权力论者，把任何的政治斗争都要解释为某某人和某某人的个人权力斗争，这种庸俗的历史观代表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主流，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一定市场。这是必须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