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越狱：徐洪慈——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有感

杨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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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讲述了文革中一个小人物，徐洪慈，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有人评论说谁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意思是，这个人和他的母亲即是其遗脉。我看过此文之后，难以忘怀，多日之后，感思转深（即反应迟钝的另一说法），所以在这里推荐。

中国历史上多有隐逸之士。司马迁的列传，将伯夷叔齐列为其首。司马迁见识非凡，即使在今天世界看，也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意见之重要自不待言。他将伯夷叔齐放在《史记》重要的位置，推重的用意很明显。南怀瑾对此有所阐发，但他慕古稍过，推崇之余，对伯夷叔齐流风所及的讨论不够惬意。

伯夷叔齐都是历史上的“小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留下来的，是不屈服的人性的见证。人的历史，毕竟是属于人的，人的人性是历史最首要的线索。正如一个机器的说明，只看到功效和产品，就如同只看到了这个机器的广告，不能说了解了这个机器，更遑论使用。读历史书亦然，罗列的事实就是其广告。只看这些，就如庄子所言，“先王之蘧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先人所居，已成陈迹，不可再宿。表面浮泛的参观，只满足了好奇心，就难以得到教益。伯夷叔齐这样事业上的小人物，却是历史时间上的大人物。

隐者行无辙迹，逸士高飞远举。徐洪慈是与伯夷叔齐类似的逸士。人可以或应该做一逸士吗？道理何在？《论语·微子》列逸民，伯夷叔齐居其首。小杖则受，大则走，孔子固无可无不可，既有接淅而行，也有乘桴浮于海之兴，而终不去国。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与穷斯滥矣的无可无不可不同，其中有不变的原则，道在。小人穷斯滥矣，前后不一。因为道在，孔子言行能前后一致。道虽然难以掌握，但历史上志于道者前仆后继，互相惺惺会心。孔子的随心所欲，与他人的随心所欲也不同，其关键也在于道。庄子讲，刻意尚行，不足为道。孔子对此应有所会心，后世俗儒却不能领会。等而下之的庸俗的理解，更以名利感官嗜欲为人性之欲，而求其随心所欲，有如薛蟠自比陶潜，俗恶不堪。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孔子学而不厌一说来解释，即是死而后已。此句也可解为死而无憾。这种精神，是读《论语》的一个前提。没有这种精神，不认同这种精神，读之无益，解之则成厚诬。这样的解，正如《庄子》中的用诗礼盗墓的讽刺，贼话不听也罢。

道并不同于法律或礼法一类的框定的教条，而是生生不息的，有时变性。正如科学，科学只能证伪，不能证实。这虽然看起来是不彻底的缺陷，不可靠性的来源，但唯有如此才使科学具有真正的价值。信守已有的科学，科学也成教条和牢笼。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从科学即真理，到科学不能证实，看似弱化退却，但却是科学精神实质性的进步，即老子所讲“枉则全”。当年引入赛先生的人，多是一曲之士，不能慎终追远，以至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遗害至今。科学如此，社会理论更是如此。关于人性的认识，也可类推。

逸士有时不是出于自愿，如徐洪慈。但徐洪慈毕竟做到了全性命，一个真正的人的性和命。首先是全性，然后尽力全命，道在其中矣。张良入世而出世，诸葛亮出世而入世，行迹虽然不同，但从全性命看，却是类似的，可与不可的意义寓于其中。徐洪慈的人生，是文革这一段时间中所罕见的逸士行径。徐洪慈寄身蒙古，以全其生，自乘桴浮于海来看，不亦可乎？不亦远乎？徐洪慈是个时势中的小人物，但我却并不觉其“小”。

这篇文章中的那张徐洪慈和妻子奥永的黑白照片，给我印象极深。不知为什么，这张照片令我油然想起王小波。说是黑白照片，实际上看去却是灰黄的，读史，大概也是如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