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 生平简介 

狩野直喜博士，生于1868年2月11日，熊本县人。字子温，号君山，又号半农人、葵圆。曾祖父狩野直清，祖父狩野直温，父亲狩野直恒。狩野直清以前谱系记载，间有残缺，不能连贯。狩野直喜是狩野直恒的第三子。11岁开始在当地新建的同心学舍上小学。1884年，他考入东京地区的神田共立学校（相当于中学），主修外语。两年后，又考入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这时开始，他和日后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博士、中国文学史家古城贞吉博士等人是同窗好友。 
狩野直喜博士 

1892年，他正式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在著名汉学家岛田重礼博士、根本通明博士、竹添进一郎博士等人指导下学习。当时他的同学中，就有日后著名的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正是在岛田重礼博士的直接指导之下，他开始接触到了清朝乾嘉考证学派。 
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教授高瀬武次郎博士曾经评价说： 
狩野博士的学术体系来自清朝考证学派。在日本学术界继承了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岛田重礼这一学术体系的，是接受过岛田先生亲自教导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小岛祐马博士，（他本来曾经是狩野直喜博士在京都法政专门学校工作时期的学生。）他也主张： 
在东京帝国大学中接受过岛田先生指导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继承了他所传授的清朝考证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再也找不出别人了。 
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正则中学、东京外国语学校等地任教。 
1900年开始，他到北京留学。因遭遇义和团运动而归国，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即法学院）讲师。1901年再次留学中国。1903年归国后，他和加藤繁一起编篡《清国行政法》一书，后在京都法政专门学校短期任教。 
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他成为那里的教授。一直负责支那哲学史、支那语学和支那文学等讲座的课程教学。 
根据狩野直祯博士的《狩野直喜》一文中的介绍，对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来中国留学之前的1899年就已经内定了。因为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校长木下广次和他是同乡，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并排的出现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1907年，狩野直喜博士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10年，狩野直喜博士带领着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以及讲师滨田耕作博士和富冈谦藏博士四人，再次来到北京，调查刚发现并运到北京的敦煌文书。辛亥革命期间，他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直接影响之下，对敦煌文物和宋元戏剧保持着长久不衰的兴趣，也开始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狩野直喜博士本人的相关记载可参见狩野直喜《支那学论丛》：“大约明治43年前后，敦煌发现的遗书被送往前清朝廷的学部，法国的伯希和氏和英国的斯坦因氏劫后残余的遗书妥为安置保管。闻之，我与京都大学的内藤、小川、滨田、富冈诸君共同奉命出差北京调查有关遗书。当时，罗叔韫君任京都大学堂农科大学校长，前述的藤田博士在其手下任教，故为遗书调查提供了极大方便。当时身为农科大学教员的王静安君亦为我等一行提供了诸多方便。……当时大阪《朝日新闻》报社因计划南极探险而正为世间注目，故与小川博士晤面之支那人皆言必及南极北极；而我与王君探讨支那戏曲问题而论及南曲北曲，所以滞留北京的我等周围的支那人将南北极与南北曲相比，成为一大笑谈。”みすず 书房，1973年。）1912年开始，他前往欧州留学，目的之一就是亲自调查被当时掠夺并保存在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物，这使他的研究兴趣迅速集中在经学和俗文学方面。从欧洲回到日本后，他先后举行了“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和“关于敦煌的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会，并且发表了以研究唐代变文为核心的《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这篇重要的敦煌学论文。1928年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后，第二年成为新组建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在狩野直喜博士就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多次指示要重点购入以清朝考证学为中心的各类中国古今学术著作，奠定了今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的基础。1947年12月13日，狩野直喜博士因病逝世。 
狩野直喜博士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支那文学史》、《清朝的制度和文学》、《支那小说戏曲史》、《论语孟子研究》、《支那学文薮》等汉学研究名作，还留下了大量汉文古体诗。 
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博士介绍，狩野直喜博士生平最喜欢使用的印章是一枚刻有“戊辰年生”四字的篆文印。这一年正是明治元年。高田先生认为这反映了他强烈的时代意识。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狩野直喜博士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支那学术史三个方面。因为本书的研究范围集中在东洋史学，所以只集中在和“史”相关的问题，这样以来，我们将以对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围为主，附带介绍一下他的敦煌文学、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情况。 
一般学者更多的把狩野直喜博士看成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实际上，他更是一位学术史家。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的讲义，后来基本上全成书出版。按照讲义的时间先后顺序，如：1908年的《清朝の学术》、1910年的《清朝の经学》、1912年的《清朝の文学》（1912年）、1924年的《两汉学术考》、1926年的《魏晋学术考》等。实际上，这些已经是比较系统的清朝学术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两汉学术史、魏晋学术史了。 
并且，他后来正式定稿出版了狩野系列六大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支那文学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学》、《支那小说戏曲史》。当然，狩野直喜博士也是喜欢述而不作的人，这些著作也几乎是在整理学生听课笔记的基础上而成的。 
在对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博士对古代文献和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双重并用原则，尤其是后者，和内藤湖南博士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证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发现敦煌史料考证中古文学史的实践，构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史（特别史专门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学研究模式。 
受当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影响，狩野直喜博士主张，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的历史。因此之故，从汉唐训诂学到宋明理学，从孔孟儒学到诸子百家，都被他列为“支那哲学史”的当然范围之列。 
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了解，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孔子以前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如果我们把前两个时期看成上古的话，汉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划分问题，在狩野史学那里可以说是虽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么他和内藤史学的断代差异首先出现在“清代”独立于“宋元明时期之外”这一显著特征。古典学包括了对古典的考证学，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狩野直喜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 
在个人思想倾向上，狩野直喜博士一贯以“儒臣”自称。他也多次进宫为天皇讲授孔孟思想。狩野直喜博士把孟子的思想放在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地位上，孔子讲仁，孟子发展为仁义。孔子讲性，孟子则发展成性善论。孔子主义到了民的力量，孟子就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等等。以至于王国维先生赞叹他是日本的当代“儒宗”。狩野直喜博士在肯定汉代学术接近上古之时，又提出了汉代思想的时代性质，这样就为他对宋代思想和清代思想的肯定留下了时代性质的对等评价基础。 
如果说内藤湖南博士喜欢读赵翼，那么狩野直喜博士更倾向于崔述。后来，他还将在北京购买的《崔东壁遗书》赠送给好友那珂通世博士。但是，崔述的疑古思想只是成为他坚定了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清朝考证学的一个依据。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特别表明了他对崔东壁的批判： 
在崔述的观点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内容。今天我们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学术价值的话，毕竟在中国经典并不是个可以随便怀疑的对象。而他却能脱离这一传统，以独立而自由的观点，对经典进行颠覆，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借鉴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其实，从对怀疑论的肯定走向实证的考证学，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是却有着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别。在这一点上，也许狩野直喜博士在超越了崔述之后才决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这表明了他对疑古思想的重视，也显示了他走向实证的选择。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时，狩野直喜博士时刻注意利用新发现的文献与古籍版本的相互校刊性研究，与此相关，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考证学功夫。如，他在《旧钞本毛诗残卷跋》一文中，就利用了日本抄本、敦煌抄本和传世善本之间的校证，见如下： 
古旧钞本《毛诗》，自《唐风·蟋蟀》起，至《鸨羽》止，凡为诗八篇，共一百十三行，字体遒雅，其为奈良朝人士手写无疑。今校以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本，异同甚多，不遑枚举。于《七经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互相对勘，亦有合有不合。……夫隋唐经传之存于我邦者，固不为少。即如足利之藏，其资助考镜，裨益学术，世所共知。然以此校彼，短长互见，究不如此本之佳。岂惟千岁古香。夸美艺林而已哉。此本旧藏山城鸣泷常乐院，今归东京和田氏，顷者借得，影印数部，以饷内外学者，及还之，为撰考语，以明此本之所以可贵者。……予跋此书，因思敦煌石室遗书中，亦有《毛诗》残卷，试取对校，若“绸缪”，经文“邂逅”，敦煌本作“解觏”。“羔裘”，《毛传》：“祛袂也。”敦煌本作“祛袂末也”。绸缪，《郑笺》“斥嫁取者”。敦煌本无“嫁”字。由是则此旧钞本与敦煌钞本，两书正同，可见唐时钞本，往往如此。敦煌遗本，书体拙陋，有类童蒙钞写，伪夺互见，年代亦稍后于此书。而长处究不可没。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用新发现的文献，结合已有的古籍文献，在训诂学的基础上进行版本校勘的研究，这是狩野直喜博士重要的研究方法。 
曾有学者认为：“狩野直喜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此说可能缺乏具体的参照物。因为，在国际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是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教士在187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但是，在日本汉学界，狩野直喜肯定“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比如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注意到了对俗文学的研究，结合敦煌学文献资料，从说唱文学和杂剧入手，用实证的方法考证了《水浒传》形成。而王国维先生则立刻对此击节叹赏，称赞说“其言甚确，若《三国演义》则尤有明证，足佐博士之说”。这篇名为《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的论文写成后，刊发在1910年的《艺文》杂志上。 
为此，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国学史》一书中评价说： 
狩野氏的论文列举了明清两代戏曲谱录中有关水浒的戏，总结了它们的一般特点后，以《双献头》、《燕青情鱼》、《还牢末》、《争报恩》和《李逵负荆》五出杂剧为例，他指出这些“水浒戏”中的情节，与《水浒传》中的相比较，显得粗糙，甚至幼稚，今本《水浒传》中有许多精采的情节在戏中没有被采用。如果小说早于杂剧，这种情况便是不可思议的了。……小说的情节应该是由类似的戏曲发展来的，……在今本大《水浒传》形成之前，一定存在着许多的“小水浒”，以梁山英雄为题材的杂剧，便是“小水浒”的一个类别，现在流传的《水浒传》当是在此众多的“小水浒”上形成的，“它大概是在元代之后，明代的初期出现的。”这一见解，现在已为治中国文学史的中外学人所接受。 
接着，他断定：“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则更获一大发展。”特别是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崔子玉之名，并判定其为《西游记》中的崔珏之原型，至今已经成为定论，也是《西游记》也有个形成过程，取法唐代故事的证据。 
今天，继承了他的这些研究传统的学者很多，在他的后代子孙中也又人继承并发展着他的汉学研究传统。狩野直祯博士，曾任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校长，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狩野直喜博士之孙，日本《三国志》研究会会长。研究专业是明清小说和儒家思想。 

(三) 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 

和内藤湖南博士一样，狩野直喜博士也和很多晚清和民初学者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多年交往。狩野直喜博士一生中，多次访问中国。最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大概是他和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交往了。 
1900年，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公派留学生，第一次到北京留学。当时，日本人一般多喜欢到欧美留学，所以到当时的“清国”留学者人数是极其稀少的。哪怕是研究汉学的学生和学者。 
日后名满天下的服部宇之吉博士，当时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比他早到了将近一年。
留学期间，狩野直喜博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搜求古籍和拜访当时在世的学者这两件事上。比如，他亲自去拜访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而且还亲自写下了《俞曲园的哲学》一文发表，得到了俞曲园老先生的赞许。俞樾老先生曾经应日本学者岸田国华之邀，编注过四十卷的《东瀛诗选》，或者可以看成是他对日本汉学一个肯定。 
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时，欧美洋教士和日本使馆中的日籍人员井上陈政的被杀，直接导致了在京外国使馆人员和义和团的正面武装冲突。留学生的狩野直喜此时却是拿起了枪，成了日本使馆卫队队长柴五郎手下的一名卫兵。学生时代的狩野直喜博士的这此短暂的自动从军经历和选择，为日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部分学者和学生们直接参加侵华战争，成为所谓“笔部队”和“战利品部队”的一员，开创了先例。根据狩野直喜博士的孙子狩野直祯博士的陈述，当时一同被困在北京外国使馆中的还有日后饮誉世界的著名汉学大师伯希和。显然，这段回忆肯定是来自狩野直喜博士留学欧洲期间亲自拜访伯希和时才得知的。 
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日军的一名成员，在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狩野直喜博士回到了日本，向文部省汇报了在京留学的情况，然后就任京都帝国大学的法学讲师。短暂教学和休息几个月后，他再次来到中国，继续留学。这此他选择的地点却是当时南方的商业都市上海。在那里，有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同学藤田丰八博士。在藤田丰八博士的介绍下，他第一次认识了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更有意义的是，根据狩野直祯博士的陈述，狩野直喜博士那时经常到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部的图书馆去读书和查找中西交通史和传教史方面的资料。该图书馆成立于1869年，藏书上万种，其中收有汉籍二千余册，其余皆为西文著作和杂志。在内容上几乎全是和中国有关的西方各种文字的著作。这使懂英文和法文的狩野直喜博士得到了了解西方汉学研究状况的难得的机会。正是在图书馆中，他结识了一些当时在上海的同样来图书馆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欧洲汉学家。而且，当时那里还定期举行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讲座，在他留学上海期间就先后有佛尔克、李摩提太、福开森等人在那里举行中国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公开的学术演讲。 
——特别重要的是：根据我的考证和调查，狩野直喜博士在1902年还正式加入了在上海的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分会，是普通会员，会员资格一直到1920年。正是在这里，他经常出席这里举行的各种讲座活动，开始接触到了欧洲的汉学研究传统和学术经典。 
通过狩野直喜博士《忆王静安君》一文的记载，我们得知，在上海时代，他一直没有机会和当时年青的王国维见面。只是他的同学、王国维的日文老师藤田丰八博士告诉他，王国维“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直到1910年时，狩野直喜博士在北京才和王国维先生多次见面，并一起探讨学术。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国维先生和狩野直喜博士之间相互往来书信甚多，他们之间探讨的问题从敦煌学、戏曲到唐宋文学。当狩野直喜博士远赴欧洲留学前，王国维先生还写诗相赠。而狩野直喜博士也深知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价值所在，认为是大凡中国的老一代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了，并且他研究过外国学问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 
1925年，狩野直喜博士最后一次和王国维先生见面。见《王德毅年谱》中的记载狩野直喜博士的回忆： 
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在北京开会，我赴中国，在北京郊外西山的清华学校会见他。受到他的热情招待。我很希望王静安君参加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屡向我当局提及此事，也对中国委员说过：东方文化事业，如果要研究学问，，首先非要请王君参加不可。双方都表示了赞成之意。今日中国，因为政治上意见相异和思想混乱，所以不一定大家都会与王君在思想上有共鸣。然对于王君的学问，因其学识超越时代……只要对中国学问有了解的人，没有一个不推崇他的。 
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双方全得到了好处。王国维先生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所使用的资料，就有狩野直喜博士直接从欧洲抄录回来提供给他的。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狩野直喜博士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当时他无法判断是何字，就大致画出，后来回国后却怎么也不明是什么字了。这些字到了王国维先生那里都成了可以辨识之字。王国维使狩野直喜博士的手抄资料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这是对双方全大有裨益的事情。 
而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也使日本汉学界一时间竞相研究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至今，对元杂剧的研究仍然是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看家学问之一。王国维先生通过狩野直喜博士的论文中引用的“内库烧为锦繍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古诗，根据《北梦琐言》中的引文，立刻判定出这是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并且由此而来写下了《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唐写本残小说跋》、《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等论文。 
荣新江先生在《狩野直喜与王国维》一文中曾经评价说： 
王国维对日本学术，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后，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仓石武四郎氏曾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一定影响的程度。”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 
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狩野直喜博士首先在日本京都袋中庵发起了悼念活动，“乃择于本日设位京都东山之袋中庵哭之，又延法隆寺贯主胤公虔修忏法以祈冥福”。他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是：“支那现代之完人，学界之耆宿”、“学问渊博，践履笃实”。《追悼会小启》：“敬启者：清朝遗臣王静安徵君国维于本月二日午前十时在北京郊外万寿山昆明湖殉节。公为支那现代之完人，学界之耆宿，竟完大节，无任恸惜。同人等协商，因请法隆寺贯首佐伯定胤师在下列地点唪经追悼。届时光临参拜为荷，特此通知，敬请台安。场所：京都东山线五条坂袋中庵。日期：六月二十五日午后一时。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见《王忠悫公哀挽录》，贻安堂，1927年。这些活动，特别是请法师做法事，在日本当然要花费很大一笔钱！我不知道这些开销是由谁支出的？ 
而狩野直喜博士和罗振玉也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曾经从罗振玉的藏书中借来《古今杂剧三十种》影印出版，丰富了日本汉学界的研究资料。 

(四) 影响及学术评价 

狩野直喜博士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敦煌学、古代戏曲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等方面。 
首先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狩野直喜博士亲自调查和收集敦煌文献，开启了日本东洋史学界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先河。从1909年他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盟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不仅如此，他还在京都帝国大学专门开设“中国戏曲史”课程与讲座，汇成《中国戏曲史》讲稿,油印散发。于是，《汉宫秋》、《窦娥冤》等古典名作被正式引入到日本。在教学中，狩野直喜博士还把当时通行的汉文训读法引入戏曲研究和教学中，教学中按照《北曲谱》、《中原音韵》，一字一句的正确地读解曲文，打破了中国学术界的戏曲唱词不能训诂和考证的传统。 
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先生和狩野直喜博士之间的学术交流，他们二人共同成为敦煌学和中国文学史上俗文学和戏曲文学研究的开创者。 
狩野直喜博士的戏曲研究，后来影响到了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博士。汇文堂书店在1918年出版的《品梅记》一书中，就有滨田耕作博士在北京观看梅兰芳戏曲演出而写的评论文章。在他的影响下，久保天随、西村天囚、金井保三、宫原民平、铃木虎雄等人也都对元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的当推狩野直喜博士的学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戏曲史学者青木正儿博士。他在《君山（狩野直喜）先生与元曲和我》一文中曾经评价说狩野直喜“实为我国元曲研究的鼻祖”。青木正儿博士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世戏曲史》、《南北戏曲源流考》。从此以后，京都大学对中国戏曲文学的研究成为该学派的一个传统。青木正儿博士之外，吉川幸次郎博士、田中谦二博士等中国戏曲史研究大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狩野直喜博士的首创之功。 
除此之外，1920年9月，狩野直喜博士还发起成立了《支那学》研究杂志，一家反映京都学派风格和特点的专业汉学研究期刊。《支那学》创刊后，成了汉学研究的一个阵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汉学研究人才。小岛祐马、武内义雄、青木正儿、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等第二代学者成为该刊的核心成员。 
在他肯定唐代的俗文学之时，他还对前此的魏晋文学给予了新的评价。《魏晋学术考》中列有专章对魏晋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他和铃木虎雄博士二人在此问题上的努力，为日本汉学界对中古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准。 
其次，再说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说从狩野直喜博士开始就公开地打出了继承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大旗，批判地借鉴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原典的训读和注解，进行文献实证研究。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在狩野直喜博士为文学部部长的带领下，以弘扬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为己任，积极吸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传统，真正摆脱了以往受中日两国传统汉学研究的束缚。对中国古典的解释，采用了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进行严密的考证。这一实证主义的学风对二十世纪日本乃至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古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狩野直喜博士研究范围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清代，研究领域则从哲学到法律制度再到文学。 
在治学特点上，他全盘继承了岛田重礼的考证学传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把汉唐训诂、宋元义理、清代考证三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反对当时刚流行的以西方思辩哲学的某一纯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的现象。他还把在文学研究上的俗文学研究引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注意到了道教作为民间信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特殊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但是，狩野直喜博士却坚持着经学为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这样一种信念，从他对孔孟思想的认识开始，他赞成孟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又从宋代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宋代倍受关注的原因。 
而从古典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从他开山之后，至今还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到了他的弟子小岛祐马和武内义雄、本田成之等博士那里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确定。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本田成之博士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大名鼎鼎。他的儿子就是著名易学家本田济博士，本田济博士是我在博士生时代导师三浦国雄博士的导师。1996年，本田济博士以近八十岁之高龄，亲自出席我在关西大学举行的《彭と楚文化の关系に就て：马王堆帛书周易を中心として》学术报告会。 而实在来不了的老一代著名汉学家、中国哲学史家金谷治博士亲自给我写来了贺信。老一代日本著名汉学家给与我本人的这些恩爱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期间，甲骨文献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敦煌文物和文学研究结合，确立了古典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促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