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刘遵义

　　
　　刘遵义教授，广东潮阳人，1944年生於内地，后移居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毕业后负笈美国，先后取得美国史丹福大学物理及经济学理学士、柏克莱加州大学经济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自1966年起在史丹福大学经济系任教，1976年晋升为教授，1992年出任首任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1992-1996年担任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1997-1999年出掌史丹福经济政策研究所主任。今年7月1日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第六任校长。刘教授在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尤其是东亚经济研究方面成就卓越，并对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和政策提供了精闢的见解。

　　刘遵义教授出版了五本专着，包括Farmer Education and Farm Efficiency（1982）、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conometric Approach（1996）、U.S.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2003）等，并发表一百六十余篇论文和评论；担任多份经济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世界银行及亚洲发展银行等多个国际金融机构顾问；荣任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海外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1999年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7月9日，刘遵义教授於校长办公室，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问题，接受本刊採访。本文根据访问录音整理并经刘教授审定。以下提问为刘青峰女士。

　　一、从沿海到内陆：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

　　问：过去二十余年，中国经济以每年7-8%或以上的高速增长，这样，三十五年后中国GDP便可能与美国相当。请问，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可能再持续二三十年？

　　刘遵义：从宏观框架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跟亚洲四小龙不太一样，她们大多是比较小及出口导向型。如果要比较的话，中国的发展可以与十九世纪的美国相比。美国资源多、市场大，十九世纪的发展主要依靠内需，而不是出口。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外资，比如英国、欧洲的去美国投资，但由於内部市场庞大，所以其后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内需为主。中国大陆的发展，长远来说大部分也主要依靠内需，而不能依靠外部市场。

　　第二个参照因素是亚洲的工业化。先看日本。在1955-1975年间是其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年增长都超过10%，接着就慢了下来。之后的台湾和南韩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况。事实上，增长速度降低是难免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刚起步时，由於没有太多资本，都是靠引进外资来生产。经过一段时间，资本逐渐累积起来以后，生产率就会提高。但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边际效用就开始减少，导致经济增长率逐渐慢下来。

　　在东亚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某个国家开始时快速增长，但当薪酬上涨，成本增加以后，工业就会往外移。这一过程从日本开始以后，头一站是移到香港，但香港地方很小，不久就移到台湾，接着又移到韩国，再到东南亚去，然后到了中国沿海地区。所以，亚洲的工业发展，可以说是从日本肇始，再到其他国家。

　　中国的情况是从沿海向内陆一个个省的发展过去。现在江苏、浙江一带，都有超过10%的增长率，到这些地区的增长率慢下来的时候，就轮到内陆地区快起来了。广东的成本增加了，商人就想搬到广西、江西这些地方去。这样就会把一个个省带动起来。这种发展趋势可以持续多年。因为其他国家的成本增加，主要是由於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以中国目前的环境，廉价劳动力还有很多，没有工资成本增加的压力。现在中国农业生产的国民所得，大概是20-25%，却佔用了70%的劳动力。发展到最后，要使得国民所得与劳动力的比例相当。所以，农业劳动力比例一定要降低。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不超过1-2%.从这个角度看，我相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直可以持续到2035年。

　　总之，要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观照。中国的发展如果只看江苏、浙江、广东沿海一带省份，增长率迟早一定会下降。应该重视的是，我们要促进资本的移动，而不是人口移动，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让资本及就业机会移动，而不要人口移动，这样也会大大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

　　二、观念的转变：以欢迎外商的态度迎接内商

　　问：这就是近几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吧。你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甚么？

　　刘遵义：最近几年西部大开发，兴建了很多高速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已做得不错。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省都要在思想上、心态上更放开一点。当其他省份前来投资，要尽地主之谊，不要排斥，也不要剥削人家。广东那些民营企业家，现在不一定敢到贵州去投资。因为到了那边就不是自己的地方，如果发生甚么事，要走都走不了。外商反而敢去内陆省份投资。因为如果出了问题，可以到北京去告状。可是从广东、浙江前去投资的民营企业就没有这种后台。其实应该根据法律来办事，一视同仁。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

　　中国应当欢迎外资，但中国其实不怎么需要外国的资金，中国现在的资金也很充足。但为甚么还需要他们来呢？因为他们有技术、有市场、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一般都有中国发展不出来的技术和优势。外资来中国投资，是因为看好中国的前景。它们在中国投资设厂，要冒很大风险。厂房设在中国，僱的都是中国人，能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如果它们经营得法，创造的就业会比中国的国有企业还好。要是亏了，也是亏它们的钱。对中国来说，引进外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中国应该鼓励引进外资。

　　同样地，其他省份也不应该害怕江浙、广东的商人前去投资。这些省份应该搭建好一个平台，以欢迎外商的态度迎接内商。不要人家一来就一大堆苛捐杂税，让人家生意做不下去。能够做到这点的话，资本流通就会顺畅得多。

　　问：你说到鼓励外资和内资到中西部投资；这些年来，经常出现投资过热，你又怎么看呢？

　　刘遵义：中国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很多企业都不是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这涉及道德风险问题。比如说，我是一家国有企业经理，一看到汽车业前景好，就抢着去做。成功的话，当然我就有好处了；做得不好，亏了也不是我的钱，所以大家一窝蜂去做。现在有不少钢铁厂、汽车厂的投资，都没有经过正式的程序。第一是它们没有中央政府的批文，第二是它们的资金大部分来自於挪用银行的贷款，这是一个微观管理的问题。

　　如果要在香港兴建一幢价值十亿元的大楼，要向银行贷款，首先我自己就要拿出30%的资金，银行再借出七亿元。这三亿元是要先到位的，要先给银行。然后银行看打地基要多少钱，就付给承包商，盖到第一层就付第一层的钱，盖到第二层就付第二层的钱。基本上所有上轨道国家的贷款都是这样做。所以十亿元都用到这个项目上去。到后来，这幢楼建成后，可能市场不好，不值十亿元，但最低还会值例如五亿元，银行要收回去的时候，只损失二亿元，我的三亿元就泡汤了。

　　现在中国的许多做法不是这样。第一，我的三亿元不要求我真付出来，只须说我银行里有三亿元，拿去给他看看。其实没有，都是借来的，过两天我就全部拿去还给人家了。第二，银行一看到我的三亿元后，七亿元就过户给我了。我拿这七亿元来干甚么，银行也不管。我可以买股票，或者省委说我们要办汽车厂，就把钱挪用到别的地方。由於这些因素，很多投资都会变成泡沫，没有经济效益。因为用来投资的基本上不是自己的钱。赚了是我的，亏了是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好的也投资，不好的也投资，反正对自己没有坏处，这是最大的问题。要真正制止这种现象，就要改善微观管理。微观管理的好处，就是不会一刀切，不会停掉所有的项目，让真正能上轨道的项目继续下去。至於没有效益的项目，投资者一想到要自己拿钱出来，又不许将银行贷款挪用到其他项目，自然就会减少很多。

　　三、加入WTO 之后：进出口及技术提升

　　问：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由於尚未卷进世界市场而得以倖免，但现在中国加入WTO 、逐步市场化后，国际市场如有任何波动，都可能影响中国。

　　刘遵义：这个要小心处理。我认为中国不需要急於开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长期资本就没有所谓，中国应该很欢迎。短期资本无论流进流出，对中国都没有太大好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应当维持实质汇率的稳定，即扣除购买力波动之后的稳定，这样才容易跟国外国内接轨。

　　现在中国的贸易也并非有很大的不平衡。因为虽然中国对美国的输出有很大顺差，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很大逆差，两者可以相抵。这是由於以前如台湾、日本、香港都直接出口到美国，顺差都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她们都把最后工序放在中国，所以她们对中国有顺差，对美国的顺差就不再增加，反而会减少。中国把它们包装一下，再运到美国去，这些账就都算在中国头上了。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代替美国的生产，而是代替其他国家的。比如说，美国基本上已经三四十年没有制造鞋子了。美国输入的鞋子，以前是由台湾出口的，现在变成由中国出口。所以这种进口并不会降低美国的就业。世界就是全球化，很难说要怪谁。

　　问：但Nike等跨国企业大举进来之后，中国似乎变成了这些大企业的生产基地和生产线，变成世界工厂了。中国如何能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品牌？

　　刘遵义：中国不单是世界的工厂，现在也变成世界的市场。中国跟其他亚洲国家最主要的分别，就是中国本身也是很大的市场，可以关起门来自己做，台湾就不可能。但我是不主张关起门来的。

　　其实所有大的经济体对外的依赖性总不会太大。大家总以为中国很依赖出口，但真正算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大。出口最主要是看增加值。中国出口货品的增加值很低，很大的一部分是来料加工。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中国对外的出口，进口的成分佔70%，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只有30%，不算很高。比如说，中国出口一部电脑，出口价格是一千美元，实际上中国增加值不会超过五十美元。微处理器是美国的英特尔，大概是两百美元；显示器来自日本、台湾或南韩，一百美元。另外还有主机板是从台湾来的，记忆卡是南韩的，中国只不过是把它们拼装起来而已。

　　因此，中国的出口总值虽然大，但连带的进口总数也很大。比如说，出口佔GDP 是25%，当中的增加值是30%，即是说出口当中由中国创造的GDP 大概是7.5%.中国现在出口增加很快，GDP 却没有增加得很快，因为很多都是进口的东西。7.5%其实也相当大，但如果真的没有这部分的话，影响也不是不能承受。

　　问：那么，长远来看，中国的技术水平如何能够提升？

　　刘遵义：技术水平的提升要看自己的研究和发展，不是一步就做得到的。例如在战前，大家都觉得日本货品很容易破损，都要用德国货、英国货，不会用日本货。在战后第一波发展中，日本最早生产出口的汽车质素都不好，很容易破烂，但最后成功了，打造出很好的品牌。现在日本汽车的品质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中国也不能一步到位。

　　中国最主要的是鼓励保护知识产权，一定要注意保护无形资本。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以前台湾也不注意保护。在美国，大部分的研发都是由企业来做，可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如果不保护知识产权，大家都照抄，企业投入的钱，大家都来免费享受，研发就永远搞不上去。当然，要有一个分工，基础研究还是要靠国家。那些称为应用研究的，一般是由企业负责。比如高能物理研究，就要由国家做，做出来也未必即时看到有甚么商业价值。接着就由企业负责后一阶段的应用研究，这可能亦要三四十年才能看到显着的商业成果。

　　四、亟需解决的问题：社会公正及社会安全网

　　问：这两年大家都十分关注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公正问题，你怎么看呢？

　　刘遵义：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以前是大家受益的时代，但开始过去了；现在开始了互相比较的时代。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大家一样，但最少要使多数人觉得社会的机会基本上还是平等。税收方面要调整，能多付的就多付一点。反腐败也是很重要，体现出社会的公正、公平，但不需要达到完全平均。

　　我一直都支持中国先做两件事情：第一是要政企脱�梗�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政府官员的薪酬，吸引质素好的人。政企分开方面，因为在真正市场经济，政府不应该加入竞争。政府权力是用来管治，令市场更完善。市场有很多的好处，但仍需要一些规则，这个观念还不是太普遍。例如在美国，价格合谋是不合法的。我跟你都是卖同样的东西，假如我们合作，垄断起来，抬高价格，就可以多赚钱；但是这与消费者利益有冲突，政府就不允许。在外国，虽然所有的电厂都是私营的，但电力价格还是由公共来管制。没有这种管理制度的话，市场就可能出毛病。所以有很多事情不能完全靠市场，政府不是去直接干预，但要订立一些游戏规则。

　　问：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多国营企业工人下岗，生活失去保障，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

　　刘遵义：是的，现在中国最需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把一些由国家或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化。以前退休后是靠企业，但市场环境大家都控制不了，大企业也有机会倒闭。因此要另外建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不能动，等退休时候才用。这个基金不跟随企业，企业倒闭也没有关系，僱员转工作也无所谓。另外，就是要把学校、医院社会化，而不要再由企业负责，用社会税收的办法来营办。安全网建立起来，教育、医疗社会化之后，就会比较安定。

　　至於已退休和下岗的原国营企业工人，由於从前没有社会保障基金，只靠国家的承诺。对这些人，是要由政府拿钱出来负担的。现在的上市公司，政府佔有70%股份，可以拨部分给社会保障基金。这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要马上决定怎么样往前走，总不能让新的人去解决旧的问题。以前是没有把钱预先留下来，总是让现在的人赚了钱，再抽出一部分来养退休的人。但是下一代不单要负担上一代养老金，也要负担自己的养老。这就是一代要养两代的问题。因此，要先把现今一代养老这部分由政府负责。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新一代的按新的办法走，用政府的资产来把遗留的问题处理掉，这样才可以真正解决。

　　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现在还是有点问题。刚才我们提及要区分新旧，据我的了解，现在还是没有区分得很清楚，很多新的钱都挪到旧的去用。这个一定要解决，绝不能拖泥带水，不能到用的时候就没有钱。第二个问题是安全网还未能够全国性。如果是全国性退休养老基金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在中国获统一认可的户口，无论你是在北京工作，然后再去广州做事；你喜欢退休后到云南都可以，都依赖同一户口。

　　农村方面，也可以慢慢纳入这个系统。农民可以当作是自由职业，他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转换，是可以累积的资产。如果到退休的时候不再耕种，就可以把土地抵押。另外，几千年来，中国农村也形成一些传统。如台湾有不成文的风俗，在分了家之后，老年人如果有三个儿女的话，就每家住四个月。我们要想一想，如何利用这种传统机制。这在城市比较困难，因为只有一个小孩。但可以有一点税收上的优惠，假如我每个月给钱供养父母，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所以有很多办法，可以鼓励一下。

　　五、优势及服务：香港正变成一个中国城市

　　问：最后，我想问一下，香港在金融、法律、教育、体制等方面是与世界接轨的，你怎么看今后香港对中国大陆的作用？

　　刘遵义：我们应该用更大的眼光来看。香港现在已逐渐变成一个中国的城市。用美国作为例子，美国有纽约，也有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各有不同的角色。在中国，长江流域，上海就是龙头；而在南中国，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香港在今后十年还有自己的优势。第一是资金进出方便，第二是法律基础比较强，第三是比较开放，不单是经济上开放，还有学术上、言论上。

　　另外，香港在很多事情上可以作为一个试点，可以与中国其他城市互补。例如，在股市方面，香港还是较上海成熟，一些保守的外国投资者可能还是比较愿意在香港投资。香港现时的优势是能够自由兑换，对香港影响比较大的，是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可能是五年到十年以后的事情，但总会有这一天。

　　香港要维持优势，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以及英语和普通话的能力。以后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在香港工作，也可以适应在纽约、在上海工作。香港的特色就是把世界上一些知识、资金引进到中国，这就要求英语和普通话都一定要流利。而且，金融、物流和高科技等，都相当专业化，这就要求提升教育水准。大陆的进步很快，若香港不加快增值，大陆的成本和工资又相对都比较低，香港就会失去竞争力了。

　　短期而言，香港可以在旅游业方面发展。旅游业的好处是不需要太高技能。中期方面，香港可以向内地提供教育服务，内地学生可以来香港念书，现在自费来读书的人也不少。此外，可以提供医疗服务。现时大陆的医疗水平很参差，仅仅有钱而没有人事关系，很多好的医院也进不去。就如香港人到美国看医生一样，香港可以为大陆人提供医疗服务。金融方面，可以做一些理财服务。法律服务方面，由於两地法律系统不同，就需要训练一些懂得两地法律系统的人才。真正开放起来，很多事情可以做。

　　香港绝对应该加强对大陆的研究，而且应改变过去那种放任自流，要主动一些。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的政治、经济相互影响太大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香港经济跟大陆经济关系不大，回归后是愈来愈大。很多事情都应该合作、互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