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教授都是特立独行喜欢说不的，当然非民主领导不可。但领导者必须有他的主见，有他的决心，而这些主见是由想得远、看得准、立得公平来产生。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技巧，要耐心说服……一定要让学术好的人声音大些，话讲得多些。他们讲得不一定对，但仍要听，仔细地听，也要格外地尊重。这样会养成一种重视学术的校风，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最后还是要设法让决议转回来，这就得靠耐心，靠技巧，民主是不能偷懒的！

　　———沈君山

　　上回说到我197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担任新竹“清华大学”的理学院长，在威权政治的大环境下，创导自由学风，招揽海外学者，虽小有些风风雨雨，却并无真的大挫折，总体上是挺顺遂的。1980年代末，台湾结束戒严，校园民主化，校长也开始民选，我当选了第一任的民选校长，但却是好景不再。威权时代结束，国民党好景不再是当然的，但我当选了民选校长，为什么好景不再呢？且容我先讲两个校长任内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是有关吴大猷这棵“学术大树”，另一个是有关“清华园”里的真正的树。

　　1997年4月，吴大猷先生九秩华诞，我在“清华”替他祝寿，贵宾包括他的两位高足杨振宁、李政道。此外，北京清华、北大、东京大学、香港科大等几位校长，均应邀前来，盛况空前。寿诞前一日，由吴先生主讲，师生们在物理系作回顾座谈，座谈完毕，另在校园后山的相思湖有一项活动。我参加完座谈后，先出去开了车，顾虑到老人家行动不便，就一直把车开到系馆门口，那儿车辆原是不准进入的。老先生颤颤巍巍被杨李两位高足搀扶从阶梯走下来，兴致高得很，左顾右盼地讲话。进得车来，高足们坐后排，老先生坐前排，兴致不减，还回过头来用他一向谆谆教诲的夫子模样，和他的也已七八十岁的学生，频频交谈，杨李二位老学生也热烈地响应，温馨愉快的气氛弥漫了车厢。这种情形，半世纪前肯定是很常见的，现在却是难得重现，若不是今天这样特殊的时日特殊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这真是历史的一刻！正在自我得意陶陶然的时候，忽然被一声大喝惊醒，一张大脸从车窗外伸进来：“校长！你知不知道这儿车辆是不许进来的？”然后，在校长还没弄清楚情况时，义正辞严的警句已滔滔不绝地洒落下来，“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等等。校长司机一时反应不过来，寿翁贵宾也都愣住，气氛作了180度的转变，僵住了。就这样，一分钟后，系主任和几位教授才快步赶过来，把那位义愤填膺的自封义警拉走。他原是物理系的一位研究生！我慢慢地把车向相思湖开去，空气冻住在那里。忽然，杨先生开口了：“清华的校长可真不容易当啊！”吴先生、李先生都笑起来。可是那笑却没有留存在我心头，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直到今天还在想：我们清华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是两样都有？毫无疑问，那位研究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这件事，这件后来甚至被传为佳话的事，却反映了那个时代，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清华”。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一直在威权统治下发展，青年们内心郁积了一种以反抗权威甚至蔑视规范为荣的价值观。进入1990年代，开始“解严”，这种被压抑的价值观也解放出来。“清华”是一个世外桃源，理工课业很重，但校风宽容自由。我开始做校长的时候，正是政治社会的转型影响到教育，学校体制也开始转型的时候。“学校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教育部”开始释权(即所谓松绑)，在“大学法”中明定：校务会议为学校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好动、好表现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聪明可爱的)，被选为校务会议代表，初尝权力的滋味，争取发言，争取学生在校务会议中的代表名额，希望能“学生治校”，至少也是师生共治。这种情形下，校长的权威当然受到很大的挑战，我特别感到不安的，那位自以为公义化身、有点罗宾汉气质的同学是物理系的研究生，不可能不知道吴、杨、李的事迹，也不会不知道校长平常是骑脚踏车上班，很少在校园内用车，即使用车也另有驾驶，不用自己做司机。他这次挑战，不只是向校长的权威挑战，也是对学术成就高年韶德的尊重挑战，而这正应是校园伦理的准则。他的行为不只是不通人情，也是价值认知混淆，甚至走上相反的歧途了。这次事件，对学生当然是不必也无从追究，但对我自己却有很大影响，使我深深反思。那时已是我校长任期的最后一年，离回台担任理学院长已25年。我生性温和，开明更是自他公认，但行政处事却不够强势专断。在威权时代，做一个“大”大学的校院领导，开明是最重要的素质。无论对学术的发展，校风的形成，乃至对整个社会进步的影响，它都是无可取代的好素质。但进入后威权时代，规范随权威的动摇更替而动摇更替之际，校长的行事风格必须有所调整。因为校长不但是学校形象精神的领袖，也是学校的CEO(Chief　xxxxutive　Officer)，是一个大机构的行政主管。我断断续续地做了总共9年的院长，然后出去做“政务委员”，然后才回来做校长。初上任的时候，一心想把从前做院长时的民主风格带上来，博采众议而后定策，真正地在校务会议大议

　　而特议，结果众议是博采了，却无法定策。

　　下面再讲一个故事，“清华”“树”的故事，这故事很能反映民主转型时期“清大”校园的气氛。“清华”校园的美是出名的，她的美不在建筑，建筑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建筑师设计，风格各殊，完全不调和。她的美在树，尤其是后校园，榕树从路的两旁长出来，在路的上空枝丫相接，成为一条翠绿的穹道。沿着路走进去，颇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树在“清华”是非常尊贵的，有一次，几位常跑校园的记者谈论，“清华”最幸福的是谁？校长？教授？学生？结论都不是，是树！校园的树决不能乱砍。校园里到处可见特立独矗的树，最明显的是在旧文学院馆，校园惟一的红砖大楼前，一排四株，两株在草地上，一株在人行道上，一株在马路中间，山有山霸，海有海霸，“清华”也有一霸：树霸，谁都不可乱动树，树也决不向谁低头。人来人去，楼起楼拆，树自巍然不动。“清华”形成这样的风气，我也颇有责任。“清华”的树，很大一部分是梅贻琦老校长时栽的，那时我还是年轻的助教，很记得当时的情形，一共一个研究所，18个学生，可是梅校长要了81甲地，友人问他：“要那么多地干嘛？”他笑笑说：“将来有用

　　嘛！”到了校园，他第一件事就是种树，友人又问他：“为什么赶着做此不急之务？”他又笑说：“将来有用嘛！”所以我对“清华”的树是很有感情的。1973年刚到校不久，徐贤修校长兴建大礼堂，要把一株老榕树砍掉，教授反对，最激进的是说要把自己用铁链和树锁在一块，誓死护树。我不会那么激烈，但胡诌了一首护树歌，取名“保卫大树台”，以和当时最热闹的保卫钓鱼台运动，互相呼应。歌词大概是：大学之大兮，不在大楼在大师。大师不易得兮，且植大树。大树不易植兮，且护大树！……最后的结词是：清华之大兮，在我大树，大树大树兮，与尔同存！此歌教几位热心护树的学生学会了，在一个晚会上演唱。徐校长一听大笑；院长和学生串连了，要因树造反，那还得了！马上拨校款两万元，迁树重植。这么老的树怎么迁植，不久就死了，但师生也不再闹，留下一个树墩，供后人怀念。爱树的风气，全校是一致的，但有几位教授爱树成痴，不但不许乱砍树，而且完全不许砍树。1993年，我当选第一位民选校长，上任不久，也刚当选台湾第一位民选“省长”的宋楚瑜来看我，送我一个大礼。那时学校正为校园停车的事烦恼，而校门口光复路的交通紊乱，也是车辆乱停。有个星期天，宋“省长”来访新竹，找了我和交大的邓启福校长和他座谈，宋“省长”问了问两校的情形，“省府”能不能帮忙等等，交谊一下就走了。我回到宿舍，刚刚松开领带，校警忽然气急败坏地跑来，说宋“省长”又回来了！我赶去校长室，宋和一位丘姓新竹“议员”已经在座。他开门见山就问，在“清华”盖一个地下停车场要多少钱，我说两三亿吧，他说那“省府”就补助三亿，但有一个条件，盖好之后，新竹市民也可以进来停，当然缴费。这样也可解决校门口交通的紊乱，这真是喜出望外，我赶快大谢特谢，这样的再访，三分钟后就结束了，告辞时，宋又很诚恳地说，刚刚邓校长在不好说，以后这件事就找丘“议员”帮忙办好了。果然不到一周“省府”的公文就到，要“清华”拟具计划申办。我兴奋得不得了，觉得宋真是一位肯用心会做官又会做事的好“省长”。但是要造停车场，即使在校门口，也要先砍掉一些杂树，虽然以后可以重植，但原先的树已经死了，于是就有教授反对。他们也很会发动群众，这次不在晚会唱歌了，那时网络刚兴起，就在网上大骂特骂，说校长讨好官府，勾结权贵等等。最后，闹到在校务会议表决，不幸被否决，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清华”的停车问题就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大挫折，也是“清华”民主的一个大挫折。后来我打电话去向宋“省长”抱歉，说“清大”不能要他的钱了，他温言相慰，不过心中一定在骂：扶不起的阿斗！树的问题后来越演越烈，在我退休后4年，接任的刘炯朗校长也届龄退休，离任前夕，向“教育部”争取到一笔经费造一个实验室，不幸要砍株树，也被校务会议搁置了，结果以执行预算不力为由，被“教育部”记个大过。那天正好他背了一大堆书去高雄探视4年前因情杀案系狱的“清华”同学，被记者发现，报纸将此温馨的新闻和记过之事同时刊出。大学校长被记过，这真是国际级的笑话，我觉得这过其实是记在“教育部”身上，而且是两个大过。那是后话了，但类似的趋势，在我校长任内渐渐明显，颇令我警惕。爱树是很好的理念，但在校园民主化之后，从不许“乱”砍树到不许砍树到“乱”不许砍树，是不是过分了呢？吴大猷寿诞校长挨学生训事件，使我深自反思，终于悟出了一番道理：时代不同，体制也不同，有威权体制有民主体制；领导的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有强势领导有弱势领导。但民主领导不能误为弱势领导，强势领导也不能只靠威权相持。举一个例：军队，甚至竞争激烈的大企业，领导当然要强势，否则打不赢仗赚不了钱。但强势是要靠远见，靠公正，不能只靠位置，料敌机先，臆则屡中，久而久之，自然就有了权威，就会说了算，这才是真正的“权威”。至于在学校，教授都是特立独行喜欢说不的，当然非民主领导不可。但领导者必须有他的主见，有他的决心，而这些主见是由想得远、看得准、立得公平来产生。但这还不够，还要有技巧，要耐心说服，必要时更要有些手腕，在种种多数表决的会议使之通过。而且，一定要让学术好的人声音大些，话讲得多些。他们讲得不一定对，但仍要听，仔细地听，也要格外地尊重。这样会养成一种重视学术的校风，这是很重要的。不过，最后还是要设法让决议转回来，这就得靠耐心，靠技巧，民主是不能偷懒的！这样想通之后，就大刀阔斧地干，最后一年，合并所系，改隶成立规划新院，比前几年的成果合起来还多。当然，可惜很快就到站了，不过这番经验，写出来还可供后来者参考。

　　我从第一天“清华”在台复校开始，就与之共同成长，共同成熟。现在我老了，“清华”也变了，但是慢慢的变，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吧。退休中风之后，安居校园，湖山环绕，群树(又是树！)相伴，非常愉快，“清华”与我，相扶相依，半个世纪，总结一句：“两不相负”。30年前，一个深秋的深夜，一樽红酒后的决定，一点也没有错。